得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顾诚教授病重住院，正值北京非典型性肺炎高发时期，一直未能前去探望。非典疫情解除后，我和王春瑜先生约好在6月25日下午去北医三院看他。没想到当天中午接到电话，说顾诚先生已在十一点零五分去世，我们失去了在他生前再见一面的机会，心情极为沉痛。
我认识顾诚先生，缘起于1981年西安召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听他发言，声音低沉平稳，不急不慢，像个老学究，但条分缕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会下交谈，觉得他书读的多，学识渊博，而又胸怀坦荡，为人正直，值得信赖。返京后，开始同他来往。当时我正研究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则研究明末的农民战争，涉及到明朝的一头一尾，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接触慢慢就多了起来，彼此互相熟悉，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顾诚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刻苦的治学精神。正如他所说的：“在学术问题上要取得真正的进展，需要经过研究者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任何学者的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刻苦”二字。但顾诚先生的治学，不是一般的刻苦，而是长年累月、异乎寻常的刻苦。他曾同我谈起，说自己年轻时，白天经常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到城里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去看书、查资料。为了节省时间，中午啃个自带的干馒头充饥，直到闭馆才回家。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从未停止。寒冬腊月，有时朔风怒吼，雪花飞舞，握着车把的双手冻麻木了，就到街边商店里的火炉边烤烤。去的次数多了，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人员都认识他。到了晚上，他则在灯下整理抄回来的资料，或者撰写论著。干着干着就忘了钟点，常常是到了后半夜，周围的宿舍都早已灭灯，他才就寝。由于长期白天黑夜连轴转，脑子高度亢奋，很早就落下个失眠症，起初是要到夜里三四点钟才能人睡，后来则要待到东方发白才能人眠，而且还得服用安眠药才能睡着。久而久之，生物钟完全颠倒，形成了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系里知道顾诚先生的这种习惯，把他的课都安排在下午或晚上来上，以免影响他的休息。开夜车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家常便饭，但一般是开到十二点或一、二点，长年累月地通宵开夜车，谁也受不了。记得有一次到香港大学参加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顾诚先生同住一屋。第一个晚上我还能陪他聊到夜里四点，第二个晚上我只能陪他聊到夜里二点，第三个晚上聊到十二点我就睡着了，但他仍然在灯下看书，直到四点才熄灯就寝。
顾诚先生治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学风极其严谨，富有朴学精神。不论研究什么课题，顾诚先生都力求将有关的资料搜集齐全，做到“竭泽而渔”，没有遗漏。他不仅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还利用各种机会到外地去搜寻资料，其足迹遍及于大江南北。为撰写《明末农民战争史》，他仅方志就查阅了近干部。他撰写的《南明史》，仅引用书目就达到579种，查阅而未征引的书目则是此数的几倍。所引之书，有不少是谢国桢先生《晚明史籍考》列为“未见之书”或未加记载，系由顾诚先生首先发现并首次征引的史籍。我几次拜访顾诚先生，在他书房见到桌子上摆着几大摞一尺多高的稿纸，他告诉我那都是从图书馆和档案馆摘抄下来的资料。他不用卡片抄资料，说卡片抄不了几个字，而是用稿纸抄，一张稿纸不够就再加一张二张，可以完整抄下一大段资料。想想看，这几大摞一尺多高的资料，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也就因此，顾诚先生的论著不仅资料丰富、扎实，真正做到“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且每每有新发掘的资料，和基于这些新资料而提出的新见解。 但是，顾诚先生决不是个文抄公，他的论著也决不是资料长编。顾诚先生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特别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他并不满足于“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是志在创新和突破，力求解开一个个历史谜团，探明历史事实之真相，阐述社会发展之规律。因此，他对搜集到的资料，都下功夫逐一进行认真的审核、辨析和考证，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以此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顾诚先生的笔下，许多史籍记载的讹误得到了订正，许多前人不曾解开的谜团被解开，许多流行的观点被否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条条确凿可靠的资料，清晰明朗的历史发展线索，独到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也就因此，顾诚先生的许多论著成为学术精品的典范，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荣获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耗费十余年功夫的呕心沥血之作飞南明史》，更被誉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而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顾诚先生的史识和史才令人钦羡，他的史德更是令人敬佩。顾诚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专心治史，任凭商品大潮如何冲击，坐冷板凳的决心从不动摇。自从1981年我到他家拜访起，二十多年来他都住在校内那套只有七十多平方米的旧楼房里。那套住宅没有门厅，只有三间房子，其中一间小屋仅有六平方米，两间稍大点的各有十几平方米。他的书房是一间稍大点的房子，里面除了摆放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张短沙发之外，就没有多少空余的地方，靠墙的书柜和书架塞满了书，就连床上挨着墙边的地方法也摆了不少书。顾诚先生曾告诉我，说学校曾分给他校内一处较大的房子，他去看了，是处旧房，四壁斑驳，门窗破烂，要搬过去，得先花几万元进行装修；他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作罢。后来学校又分给他校外一处宽畅的新房子，但考虑到那里离学校较，一旦搬过去，就无法泡学校的图书馆，他还是放弃了。由于顾诚先生学识渊博，享有盛誉，海内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邀请他去讲学。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名利双收的大好事，但他把名利看得很淡，都以生活习惯特殊为由婉言谢绝，继续埋头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说，顾诚先生真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所钟爱的史学研究之中，治史之外，别无所求。他这种清苦自持、安贫乐道、与书为伴、专心治史的精神，在当前人欲横流、风气浮躁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在《南明史》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顾诚先生曾发表过《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谈明代的卫籍》、《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四篇重要论文，就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和耕地面积、人口数字，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曾对我谈起，他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和南明史的过程中，曾从大量史籍、档案特别是地方志中，搜集到许多有关明代卫所的资料，涉及明代疆土管理体制的问题。而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正史和政书的记载却又含混不清，引起许多人的误解。有关明代的疆域、耕地面积和人口数字，学术界之所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皆与此有关。这是明史研究中不可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他的四篇论文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基本观点，准备先听听学术界的反映。待《南明史》付梓之后，将集中精力再写一部专著，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看法。但天不假年，长年累月的刻苦钻研，损害了顾诚先生的健康。他仅得中寿便与世长辞，未能实现完成第三部大作的愿望，实在令人痛感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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