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精印的画册《北京风俗》，在作者陈师曾先生逝世八十周年之际，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据出版单位北京出版社介绍，这部画册的再次出版，不仅“重新拍摄了册页照片以为世上传真，重新安排了版式以为读者求便”；同时还将画家当年绘此画册时友人题写的诗、词、跋及其释文一并作了妥善配置。为再现这部中国近现代风俗画开山之作的原有风貌及文化内涵，提供出了一部杰出的艺术精晶。更何况，《北京风俗》的流播与传承，其本身就可算是一个奇迹。
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刘曦林先生在画册的附文中介绍说，在目前珍藏于该馆的《北京风俗》原件上，还附有解放初期由中央文化部购藏时加注的一纸“收购废品”旧签。那么，这件在问世之初即受到文化界人士密切关注，且有诸多知名人士为其题诗、填词、书跋的精品之作，何以经历过了如此大起大落的急剧变故，居然又走完了从“收购废品”、到由国家购藏的不平凡路程，直至成为中国美术馆珍藏文物的呢?其间所包含的世事沧桑，惟有在一睹《北京风俗》之真颜本相，并了解了原作者陈师曾先生绘此画册时的相关情况后，才能追寻到较为明晰、中肯的答案。
《北京风俗》册页封面原有陈师曾自署的题签，卷首一为著名画家、我国近代杰出美术活动家金城的篆书“风采宜南”，全套册页的画图大略作于1914至1915年，共计34幅，分别是当时在北京市井街头常见的各色人物，如旗下仕女、糖葫芦、穷拾人、跑旱船、磨刀人、蜜供担、坤书大鼓、赶驴夫、粪掏夫、菊花担、泼水夫、煤掌包、冰车、算命子等通常在现实生活中所司空见惯的职业行当。但是，其中仍有不少社会角色，即使是在陈师曾绘画的当时，也早绝迹于人世间了。
比如，画中所绘的压轿嬷嬷，就是早年旗人嫁女迎亲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山背子，则是肩背竹篓为客人走山路运送物品的脚夫。丧门鼓，是自残自虐敲着牛皮鼓沿街乞讨的叫化子。火煤掸帚，分别是为吃水烟的客人提供燃纸媒和给人掸拂衣裳的佣夫。老西儿，是带着一种擅长争斗的鸟儿驱以博采的职业赌客。慈航车，是专门为慈善机构收捡弃婴的小车。打鼓挑子乃是沿街打鼓收买废品杂物的小贩，大茶壶则是青楼妓寮的男性杂役……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画家还以其独特的社会视角，直视人生，针砭时弊，对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墙有耳”，是对袁世凯特务政治的一种辛辣讽刺。当时，袁世凯忙于称帝，为窥探民情，钳制舆论，由其控制的京师警察厅、军政执法处和宪兵司令部侦缉处等特务机关，收卖了大批地痞、流氓，四出打探，一时闹得北京城内草木皆兵。画面上的两个人粗蛮、委琐，那伺守在门外隔窗窃听的情态，令人过目难忘。
这套组画以传统中国画的水墨淡彩、单线平涂等绘画技法为主，融和西洋画法诸如用色块区分明暗、以留白显示高光部分等技巧彩绘而成。其生动传神的笔调，简洁明块的线条，鲜亮明丽的色彩和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活画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尤其是下层市民的众生世相。
如此繁杂的生活图景，如此生动的形象塑造，无论是在题材内容、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是对我国传统文入画的一个重大突破。且不说其“笔简而意工”、“毕尽其神思”的独特技艺，将一向被士大夫阶层视作闲情逸致的笔墨趣味，作了绘画技法上的重大改进；而且它那直接关注社会底层民生世相的题材转换，更是给旧时文入画挹注了人文关怀的深刻命意，使这一部作品成为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生活缩影。
《北京风俗》最先见于史乘者，当数黄浚撰述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旧京画史》。在这部以记叙旧京故实为主的笔记体专著中，曾一度做过新闻记者的黄浚评价妇匕京风俗》说：“陈师曾肆力于画，笔力高古，为一时推重。其人温雅而有特行，友朋星聚……其作画又喜采风，描写唯妙唯肖，所为北京风俗画册三十四种，茫父(画家姚华)各缀一词，艺林传宝。”
黄浚多年来游走于文坛艺苑间，阅历既富，见闻亦广，在撰写此文时，陈师曾辞世已逾十数年，眼见其身后遗作飘零，黄浚还无比惋惜地说：“此三十四册，不记为何人所得，后曾以登某画报。”其实，当黄浚正说这话时，这部当年仅以册页的样式留存下来的《北京风俗》，也恰处于友人间辗转传藏、而日本人又企图以重金收购或去或留的紧要关头。
据陈师曾同时代友人、著名篆刻家张志鱼先生于庚午(1930)岁暮在册页题识中所记：“此册《北京画报》曾披露一次，商务印书馆有玻璃版行世。任公(梁启超)手藏系用七百金得来，日人某又出千金索骥，竟未如愿。此系国粹，鄙愿不遗于外人，实为万幸。”而此作终究得以留全，实乃诸多友人竭力保全、回护之功。
《北京风俗》的问世，使我国画坛一向以文人画唱主角的传统格局有了明显改观。以此发轫，仅直接受陈师曾影响而在“五四”以后渐成主流之势的一批画坛新秀，就有徐悲鸿、丰子恺、蒋兆和等人。
1925年12月，《文学周报》社刊行《子恺漫画》，一时洛阳纸贵。郑振铎、朱自清、俞平伯等学界大师们纷纷为之写序作跋，称誉其为中国漫画史上的开山之作。丰子恺先生中肯地说：“人都说我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这话半是半非。我小时候看到《太平洋画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认为这真是中国漫画的始源。不过那时候不用漫画的名称。所以世人不知‘师曾漫画’。”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开启了一代新风，它当之无愧地是我国近代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风俗画开山之作。以西画“参与中法”的艺苑拓荒人。
陈师曾(1876-1923)，是我国现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长兄，他本名陈衡恪，字师曾，号槐堂，朽道人，朽者等，多以字行于世。在他5岁时，生母罗氏去世，从此便长年随侍于祖父陈宝箴膝下承欢。陈师曾幼承庭训，家学渊源，更兼灵根慧绝，聪颖好学，故成年后于诗文书画、金石篆刻无所不精。
陈师曾在祖父的指导下，6岁便开始习字，每于临池学书之余，以涂抹赭墨作云水烟峦状为嬉。陈宝箴非常喜爱这个长孙，虽曾亲自授以训诂，希望他能够继承家学，后见他性喜绘事，亦不为强拗，反而每有宾客来访，便在厅堂上出示师曾的稚笔涂鸦，叫人欣赏。
在这种宽松的家庭氛围中，陈师曾对于绘画的兴趣与日俱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方27岁的陈师曾携六弟寅恪东渡日本留学，始入东京巢鸭弘文学院学习日文。这时的陈师曾，尚未接受过绘画的正规教育，和他曾同在弘文学院就读的杨度之弟杨钧曾回忆说：“师曾在日本时，尚不能画，然喜于黑板上作人物、驴马为戏，后入师范学油画及水彩画。归国之后，参与中法，画成形矣。故近世画家之略可观者，师曾也。”
1910年，陈师曾从日本回国，辗转在南通、长沙任教。民国初年，陈师曾始任北京高等师范手工图画专修科国画教员，三年后任北京美术学校及美术专门学校国画教授。
1912年，李叔同在上海主持《太平洋画报》的文艺副刊，特邀陈师曾为特约专栏作者。李、陈二人均由日本留学归国，又都对美术情有独钟。师曾全力以赴，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即有十数幅作品在该报发表。
中国传统文人画与画家(院体工匠)画相对应，历来讲究的是气韵雅洁，格调高远，尤为注重通过心物相融的意境描绘来展示画家本人的性情志趣和人格操守。陈师曾发表在《太平洋画报》上的作品，既有传统文人画的韵致，又具西洋画的风格，故一经问世，便在社会上尤其是在艺术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陈师曾的画作与传统文人画大相径庭的显著特征，在于他以开阔的视野、注目于平民生活，从而进一步拓展了美术关怀社会、关注人生的新空间。
对陈师曾长存感激之情的齐白石，更是忘不了这位亦师亦友的画界巨擘。1917年6月，已是55岁的齐白石为避兵祸，从湖南来到北京，在法源寺如意寮寓居卖画，惨淡经营。这年8月，陈师曾结识了齐白石，在看了齐的山水画力作《借山图卷》后，振奋不已。鉴于当时中国旧文入画柔靡委琐、日渐式微的严峻现实，陈师曾一直在探寻着中国画的振兴之道，他从《借山图卷》那扑面而来的山野气息中，发现了一种源于民间且又经过艺术陶冶的生机与活力。激赏之中，他当即为之挥毫题诗，热情洋溢地写道：“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借山图卷》系齐白石40岁前后画的一组作品，图中所绘均为画家南北奔波，颠沛流离期间见过的山水胜景，故每于画中寄托以真情至意。陈师曾的嘉勉之词，不由令这位木匠出身的外省画师对他特别感激，直到垂暮之年，齐白石还曾在“自述”中动情地写道：“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
对于齐白石的画作，陈师曾一则嘉赏鼓励，二则循循善诱，他曾力劝齐“自出新意，变通办法”，从而促成了白石老人终生引为幸事的“衰年变法”。对于这一时期在艺术上所获取的突破性进展，齐白石一直都视之为是陈师曾带来的幸运，总是说“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正是在陈师曾的大力推重与尊崇下，齐白石的画作一时名满京华，润格大增；齐白石终能以山野之人而名动公卿，进而饮誉天下。
1923年初秋，陈师曾的继母俞明诗(陈寅恪的生母)在南京病故，他南归奔丧，因舟车劳顿，加上伤心过度，兼染风寒，延至母丧过后，竟自一病不起，溘然长逝，享年48岁。“朽道人将终不朽”
陈师曾的英年早逝，令文化界同仁无不扼腕痛惜，京华故旧，咸集悼念。在追悼会上，梁启超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讲，他说陈师曾的遽然辞世，是“中国文化界的地震”；其时，正在布鲁塞尔访问的蔡元培先生惊闻噩耗，曾大放悲声，叹道：“陈师曾君在南京病故。此人品性高洁，诗、书、画皆能表现特性，而画尤胜……在现代画家中，可谓难得之才，竟不永年，惜哉!”
陈师曾去世后，鲁迅专程送去了奠仪。时隔十年，当郑振铎与其合编《北京风俗》时，他曾多次提到过陈师曾，说民国初年笺谱之大盛，全仗陈师曾等人的悉心创制并广为传播。在笺谱的序言中，鲁迅还特别地称颂他“才华蓬勃，笔筒意饶”，表达了对亡友的深切怀念之情。
鲁迅和陈师曾的交往，可一直追溯到1902年同船东渡，赴日本留学的青年时代。1914年，陈师曾调入北洋政府教育部编纂处任编审员，而鲁迅此间也正在该部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老朋友重新聚首，自然亲近欢洽，过从甚密。他俩每得闲暇，即结伴出游逛小市(亦称晓市，民间专
《北京风俗》第6图“卖烤白薯”卖散佚古籍、碑拓的地摊市场)、摹碑拓，偶有友朋来访，便结伴相邀到小酒馆欢会小酌，宜武门附近的稻香村、益昌和、又一村等酒馆，都曾留下过他们的身影。在《鲁迅日记》中，就曾屡屡提及与陈师曾之间的日常交往，其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如1916年6月，鲁迅挚友许寿裳的长兄铭伯差人来找他，要他觅人写寿联。鲁迅当即带来人到部，请陈师曾写好了送去。在这天的日记中，鲁迅写道：“携至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这一“捕”字，不拘礼数，情态亲切，表明他俩情同兄弟的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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