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吕日周的文章汗牛充栋，他在长治三年廉洁自律、锐意改革、勤政为民的政绩，大家一致认同。纵深的争论发生在吕日周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上。
前不久，他的新书《长治，长治》问世时，我参加一个讨论会。会上，一位学者对吕日周的所作所为颇有微词，认为“吕日周试验的可复制性很低，‘好人主义’、‘妇人之仁’不可取。”与此呼应的是，一些网友在网上提出了“假如吕日周不是一把手”和“吕日周走了怎么办”的问题，担心长治的新闻监督“人亡政息”，主张“人治不能长久，法治才能永远。’有的评论甚至认为吕日周以“清官”观念取代了现代法治观念，说：“吕日周的走是喜是忧，我看是件好事。至少我们的新闻媒体可以不再把新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好官’身上，不至于再把民主法治的重任压在一个‘清官?肩上——不要让‘吕日周现象’再来扭曲我们的现代民主观念!”
我想，这些议论并非吕日周的政敌策划的宜传战。我宁愿相信，论者大都是“嫉恶怀刚肠”的志士，本意实出于对民主法治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呼唤。
然而吕日周只是实行“好人主义”的“清官”么?非也。《长治，长治》是吕日周自述从政经历的著作，其中专门写了“关于改制的思考与鼓吹”一节。他三十多岁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时就是改革闯将，在当地搞政务公开化震动全国。其后，出任山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10年，上下奔走，支持私营经济发展，推动国企产权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凡此种种皆不遗余力。10年里，他撰写、主编8本改革著作，其中，《县级综合改革的思考与实践》、《山西改革论》、《山西省国企改革指要》均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一个改革家，吕日周首先着眼于体制改革。正由于此，长期以来他就是一个争议人物，仕途多舛，步履艰难。’ 无庸讳言，吕日周在长治凭借了“一把手”的权力强行推动新政。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使用了人治手段”；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深入想一想，在目前的国情和体制制约之下，吕日周不使用“人治手段”又能使用什么手段呢?难道希望他在长治搞分权制衡、法律至上、市长直选?中央和省委给他授权了吗?一个市委书记能干得了这些事吗?
其实；放宽眼界从另外的视角来看，人治和法治相混杂，通过人治推进法治，是不少前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和共同特点。情形往往是，通过人治途径取得权力资源，再使用人治手段推进法治建设，最终在各种力量综合作用名下实现法治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人治和法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参差，纷纭复杂。在这里追求清清爽爽；纯而又纯，昨天晚上还是人治，今早起来一看，四处都法治了，没一点人治酌影子，是断断不可能的。吕日周也是如此，他的人治夹杂着法治，，以法治为追求目标，不得已借人治手段逐步推行之；长治的阳光政务、舆论监督、代表质询，不就体现了法治精神么?
当然，在他离开长治之后，那里发生的变化，也许会应了某些人的议论——“长治的新闻监督没有法律保护，怎能‘长治’?”这是没办法的事。重要的是，吕日周曾经勇敢地实践并且获得了很大成功。他的实践，唤醒和鼓舞了千千万万后来者。最近他的自选集《吕丁解晋》等五本书再次热销，说明了读者对于政治现代化的迫切渴求。中国总是在不断进步，对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
最近宪政之声大倡，诚为法治希望。然而即以英国宪政道路为例，自1215年大宪章生效致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用去473年，经过无数犬牙交错的跌宕才完成过渡。现代社会发展速度虽然大大加快，但可以预料的是，冲国实现法治仍需一个较长过程。包括吕日周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努力，都是推动这个过渡的力量；这就是历史，也是当代中国人的使命。
《长治，长治》是朴素的，有如嶙峋竞立的太行；《长治，长治》是现代的，正像山西积久的渴望。《长治，长治》，是从一片古老而落后的土地上升起的希望。
(《长治，长治一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吕日周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2月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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