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的生产与贸易，几乎与中国文明本身一样古老。在同中国传统文明的物质财富和辉煌文化相联系的所有物产中，丝绸也许是最具代表性的。如果说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中国文明之根，那么，蚕桑丝绸业就是这棵文明之树的主要枝干之一。与中国丝绸业的发展最为息息相关的，是中国的近邻日本。大约在秦汉时代，随着中国蚕桑丝绸生产技术的传人，日本的蚕桑丝绸生产开始发轫。长期以来，日本的蚕桑丝绸生产通过与中国的交流而获益良多，不断汲取改良与进步的动力，随之而来也就开始了两国丝绸产业的相互竞争。这一过程，早在日本德川幕府初期即已开始，到近代中日相继开港后变得尤为激烈，其结果之惨烈，关系之重大，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个国家近代以后的不同命运。到二十世纪初年，以往一直仰赖中国技术和原料的日本丝绸生产和贸易已经凌驾于中国之上，成为执世界市场牛耳的霸主。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吧：十六—十七世纪时，中国生丝统治着日本市场。1873年，中国生丝出口是日本生丝出口的三倍。到1905年，日本生丝出口开始超过中国。到1930年，日本生丝出口已经是中国生丝出口的三倍。
日本丝绸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对它的经济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丝绸出口贸易成为日本近代化起步和发展初期最为重要的外汇来源和资本积累的源泉。丝绸出口的迅速增长，使日本能够挣回旨在购买其工业化所必需的机器和原料的外汇。有人估计，1870-1930年间，生丝贸易为日本用于国内的外国机器和原料的全，部进口商品提供了不少于40％的资金。另一方面也许更加重要，以出口为目标的丝绸工业的发展为日本企业家提供了从事有利可图的投资、促进实行标准化及其技术现代化的训练和机会，正如一位国际观察家所说：它是“日本工业化的培训学校”。
反观中国，则由于传统丝绸产业优势地位的丧失而失去了走向近代化的最为可靠的资金来源。近代中国丝绸生产和贸易在力图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所遭受的失败，实际上使它丧失了通过增加出口贸易促进国家富强的机会。这不仅仅是丝绸一个行业的衰落，也是一个国家命运的挫折。自民国初年以后，濒临灭顶之灾的中国丝绸行业方始奋起直追，着手为振兴蚕桑丝绸生产和贸易采取重大的步骤，丝绸业近代化一度进展得有声有色，但是毕竟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最后又终于止步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动乱兵燹之中。
中国丝绸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的自我发现和反省有着惊人的契合。对于国人来说，这是一段既可以缅怀昔日的荣光与辉煌，又充满不堪回首的苦痛与悲伤的历史。它令人扼腕，又发人深思。系统考察、真实描述、深刻反思这段逝去的往事，就是本书的目的所在。它从中日两国丝绸生产和贸易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的视角，为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盛衰荣枯的不’同命运提供一种解释。虽然不敢就此认为已经全面准确地把握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毕竟在解释的框架、材料、角度、观念等方面尽可能地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则是差可自慰的。
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引向深入，已经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章开沅先生在《近代史学刊》的发刊词(《近代史学刊》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3~5页。)中呼吁：“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必须走出中国近代史。”他指出：为了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推向深入，一定要争取上下延伸与横向汇通。所谓“上下延伸”，实际上是历史的连续性(eontinui~)问题。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习惯上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无非是为研究的方便而设定的一个时间界标。战争及其结果诚然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却是经过数十年时间逐渐显现出来的。诚如开沅先生所说：“必须看到，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清王朝覆灭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文化思想，大体上仍然是沿袭于明、清，有些则必须上溯到秦汉。”探讨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在基础知识与学术视野两方面都至少应该向上延伸至明清史，而尤其需要重视明清之际经济、文化的内在变迁，这样，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才有可能搞明白，或是会让我们看得较为清楚。 本书以中国和日本丝绸业的发展演化为研究对象，大体属于经济史的范畴，上下延伸的研究方法就显得尤其重要。经济史不同于政治史。政治史往往表现为大量政治事件的堆积，经济史虽然也研究一些重大事件，但着重是要摘清经济结构、经济形态和经济过程。相对而言，事件史适合于短时段研究，形态史、结构史则适合于中时段或长时段的研究。经济史如果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不容易看清来龙去脉和发展趋势。如果能打破断代的局限，缩小范围，拉长时段，作前后贯通的专题研究，这对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对经济史学科的建设将具有积极的意义。若能从古代延伸到近现代则更好，有利于面向现实，促成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结合。
历史研究之所以需要横向汇通，乃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文化等等不能割裂。我们可以侧重研究某一方面，却应把握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经济史的研究尤其如此。熊彼得早就指出：“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内容。”(熊彼得：《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9页)事实上，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往往是技术变迁的结果，同时也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另一方面，中国史是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发紧密，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从而注定逃脱不了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就不再是仅仅就中国谈中国所能说清道明的了。只有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舞台中，只有视研究对象的需要进行中外比较研究，才有可能把握近代中国许多事情的深刻背景、深层关系和深远影响。
二个产业、特别是一个至关重要产业的兴衰存亡会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走势。丝绸行业就是这样的一个缩影，它映现出来的是中日两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不同命运。所以，本书虽以两国的丝绸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作为具体解剖对象，同时也分析和探讨了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民众心态、社会氛围等方面的问题，希望读者能够由点及面，全方位地了解这段曾经辉煌、又充满苦痛的历史。 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是指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具体而言，现代化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经典现代化)，起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指的是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其主要特点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第二次现代化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指的是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其主要特点是知识化、网络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本书关涉的主要是现代化第一阶段中日两国丝绸产业的竞争。显然，这是一段已经逝去的往事，但往事逝去并不等于烟消云散。“以史为镜”应是现代人类必须具备的生存智慧。如果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古代东方智者的箴言告诫人们要对历史怀抱应有的尊重，现代西方哲人也有同样忠告：“确实，尽管处在持续不断的生存危机之中，每当西方社会对自身产生疑惑之时，我们都会反躬自问：西方社会曾否努力向历史学习?究竟我们学习得是否正确?请读一读前人所写的那些文字吧，同样，也请读一读可能在将来会形成文字的今天人们的见解吧!”(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中日丝绸业近代化比较研究》，王翔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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