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国的政治意识
坦率地说，刚读完房宁先生的这本新著《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这本书有多么特别，毕竟，相应于声犹在耳的那场战争来说，这本书显得还是“应急”了点。然而，放下书来，“站在历史的窗前”，细细体味其中的书生情怀，字里行间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深切忧患，又令我感受到了一些激烈，一股热忱。
回想还在不久之前，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即将发生和终于发生，中国社会又经历过一次思想“地震”，知识群体对这一次已成为人类史一部分的“大事件”，产生了严重的认知分歧。有一种意见很有代表性，那就是认为基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战争，尽管“先发制人”，也还是“正义”的，有着道德上的正当性与法理上的合法性。所以，在中国社会，人们听到了为战争叫”好”的声音，这种声音不能说不大，没有影响。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为战争叫好就是错误的，实际上，叫好背后的东西才更值得玩味。在战争事过境迁之后，避开话语、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是非，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对战争发生的机理，及战争对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想，对于中国人来说，，思考这场战争(包括战争“正义”与否的问题)、并从中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结论，需要有三个观察的维度：其一，看俄争是否合乎人类文明公认规则；其二，看战争是否合乎伊拉克老百姓的权益追求；其三，看战争是否合乎中国的安全与发展。
房宁先生的这本书，，正是从这三个维度上回答了问题。而且，读后能够清晰感觉、到，在作者眼中，能不能从以上三个维度上来为战争定位，事实上又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具有政治意识这样一个大问题。“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人只算经济账√不懂政治账。大国总要有战略眼光，总是‘讲政治…的”(351页)，这句话非常有分量，令人不由想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近百年前，韦伯在一次演讲中对他的同胞说道：“在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人们并不需要被每天提醒他们的经济成功如何依赖于他们民族政治权力的国际地位，因此这种民族的广大群众在为自己的日常油盐酱醋操心时一般并不具有时时关心其民族政治利益的本能，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期待他们具有这种本能。但在重大时刻，例如爆发战争，：这些大众同样立即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民族权力的重要性，而且在这种时候可以立即看出，民族国家绝非只是单纯的‘上层建筑’，绝非只是统治经济阶级的组织，相反，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阶层。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政治本能乃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99页)。
一个没有政治意识的国家和民族注定不能对历史“大事件”作出合理判断，注定只能停留在历史的表象而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实相中。反之，一个有政治感觉时国家民族，在任何一场哪怕是突如其来的大事件面前，都会在下意识中对眼前的事态作出合乎国家民族权力利益要求的是非识别判断。这种权力无意识正是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还是韦伯说得好；“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指这些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98‘页)。在我看来，房宁先生在他的书中，言之谆谆且应该引来人们关注的，正是大国的政治意识问题，这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具有着特别的意义，只有着眼于政治、战略和权力而展开分析，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展现出事情的真实面貌。
二、战争通常有助提升美国国力
从国家的政治权力追求角度看，伊拉克战争不再是一个难解之谜，美国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美国民众为什么对布什政府的战争政策给予高度的支持以及战争中美国政府和社会的一些表现，也不再难以理解。
与一些中国学人所描绘的美国的“利他”主义相反，房宁先生在书中披露了战争与美国国力的反馈联系。美国强大的国力乃至美利坚民族本身，都是随着战争而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崛起，就与两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假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也许还是西方列强中普通酌一员”(86页)，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法等老牌帝国辉煌不再，惟独美国这个远离战场的战胜国，在国内外军事订货大增的刺激下，工业生产大幅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短短四年间就由386亿美元上升到840亿美元，并由战前的债务国一跃而为债权国，美元也成为国际汇兑的主要支付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把美国打造成独一无二的经济巨无霸，美国在西方工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战前的42％增加到战后的53．4％，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货币地位因此被强化，世界金融体系也为美国所主导。 如果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来分析，‘战争对美国来说，实际上乃是一种经济政治投资。正如房宁先生在书中所指出来的那样；1990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及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每一场战争的幕布拉开时，都使得道琼斯指数马上升高，并改变之前美国经济的低迷状态。只要预期战争能够胜利，美国便不吝于作出战争的选择，“胜利—增长”与“失败—衰退”，是战争与美国经济关系的基本模式。而从战争中得利，不仅体现在经济上，美国今天走上成为“新罗马帝国”的道路，推行其新帝国主义全球政策，也与其在经济力量增长的同时，军事、政治力量得以同步增长有关。
一个现实的世界无法回避权力。法国哲人托克维尔早就为大国所发动的战争作了注脚：“在世界上，大国的存在为国家繁荣提供了一个新的因素：即力量……小国之所以往往贫困，决不是因为它小，而是因为它弱。大国之所以繁荣，决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强。因此，力量一向是国家幸福和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美国的民主》上卷，181页)。一个有政治意识的民族，不会不懂得“力量”的价值。美利坚民族更是如此。在这次战争中，许多人对美国民众及美国媒体一边倒地支持布什的战争政策，及美国在前线采访的记者一味地报道美军的“英勇战绩”而无视战争的血腥，感到不可理解。实际上i那正是一个充分现代性了的国家民族的权力本能。“新闻自由”固然重要，但在国家利益问题上，舆论的“政治正确性”则更加重要；人们注意到，在战争中，美国报纸电台的左右派界限一时间被淡化，在战时“维护国家利益”的大旗下，没有什么声音敢于批评政府的战争行为——其实，也是没有这样的意愿。即使出现零星的反对意见或说出战争双方的事实真相，那么对不起，不仅政府不答应，民众也会给你扣上“不爱国”的帽子。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资深记者阿内特，就因为接受了伊拉克官方电视台的采访、说了几句对本国稍微“不恭”话，马上就被勒令解职；ABC新闻网主持人马赫尔，也因为说了句“我们(美国人)才是懦夫”的话，旋即遭到封杀。 三、中国应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 显然，伊拉克战争并非与中国无关。伊拉克战争之后的世界已经与之前大不相同，而这种不同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是有重大影响的。
伊拉克战争之后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房宁先生认为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到来，它是对旧殖民主义的复归，其政策简单来说是三大块：经济接管、政治代理和军事控制。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细心的人们应该还记得，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库珀，就已经提出过“新帝国主义”的政策主张，而与此同时，美国《华盛顿邮报》社论评论员及专栏作家巴斯蒂安·麦勒贝，也曾在去年3／4月号的《外交事务》杂志撰文《不得不帝国主义》(Reluctant Impeddi9t)，力主美国和西方应采用“帝国主义”的政策应对来自西方外世界的威胁。其后发生的布什政府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因此不能不说正是“新帝国主义”理论在行动上的落实。
伊拉克战争反映了新帝国主义理论这座冰山的一角，而与中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朝鲜核危机、南亚印巴之间的军事政治紧张、及其他如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也都处在这座冰山之中。作为中国人，我们从伊拉克战争中所应引出的另一外反思，就是必须树立起基于中国的国家民族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清楚感知。
房宁先生急切呼唤中国人要抓紧时间成为有政治意识的民族。新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安全状况，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乐观。无论从实力还是从意图的角度来看，美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在全球特别是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和调整，都不难看出有防范和针对中国的意味。一个实力远远强于中国，而且有着遏制中国意图的国家就在我们周边舞弄着它的长枪短剑，我们能不对自身的安全怀有警惕吗?继续无原则地高呼和平是不正常的。 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应该何以自处呢?在中国已在向“小康”之路迈进，、全面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循环后，房宁先生告诫中国人应该放弃“软乎乎的幸福主义”(韦伯语)，跳出韦伯所说的“从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学会用战略思维来思考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当代中国的安全忧患，首先其实还是在思想观念层面，战略选择失误，直接危及就是国家安全。房宁先生举出英国在二战前的事为例。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后来证明是一个典型的战略错误，这一错误决策的由来很大部分在于二战前英国上流社会的亲德反共政治集团——“克莱夫登集团”的错误思想主导了英国政治。
“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92页)。韦伯的这一段话，也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去领会小平同志所制定的“韬光养晦”政策，提供了一个既旧还新的知识视野。
(《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房宁著，北京出版社2003年6丹版，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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