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输入西学多年，最大问题是：那些概念和体系，在中国这一真实世界中找不到贴切的对应物，因此据实纠名就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我们不得不厘清那些漂浮在中国思想上空的译自西方的概念，弄明白那些自以为有引领中国社会的责任与能力的通行“译语”，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到底指什么?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那些西方理论；那些西方理论也无助于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这样的双向误会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生。
这番感想是阅读吴思新出版酌著作《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引发的。吴思在序言中谈到，他读布伦南和布坎南的《规则之理》，那两位先生在讨论“元规则”问题的时候，谈到了正义性，谈到了同意的广度和强度，还谈到了多数原则。吴思说：“作为生活在民主宪政国家的公民，他们这么说当然不错，但在我这个遥远的读者看来，却句句别扭，满心抵触，闹得几乎读不下去。中国历史清晰而强悍地告诉我：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不对。他们的说法，只有加上苛刻的限制条件之后才是对的。”
吴思的阅读体验，也是我所熟悉的阅读西方学术著作的经验；但是，他的对策一再让我吃惊。他左手拿着西方的概念，右手拿着中国的史实，反复掂量比较，最后却选择了另起炉灶。此时，他追着史实不依不；饶，直到给出一个他以为恰当的命名为止。一吴思的著作的兰个鲜明特色，就是创造了大量有“本土特色”的新概念，如潜规则、合法伤害权、血酬、灰牢、白员、隐身份、刘瑾潜流等等；他承认这些概念都是“杜撰”的，但他辩护说：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对白色有详细区分，我们眼中一派白茫茫的世界，在他们眼里却有丰富的层次和色彩。他们可以用丰富的词汇描述我们视若无睹的差异，譬如阳光之下的白和背阴处的白。他们之所以能看见我们视若无睹的东西，因为他们有相应的语言和命名。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所以有那些语言和命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没有，留意的东西。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语言和命名既是认知的成果，又是认知的工具。儒家的规范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了许多东西。晚清至今，西方思想大举拥人中国，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和命名系统，在开辟新视野的同时，也难免留下新的盲区。对于上述凝聚了臣量人类智慧的命名体系，我们不能不敬重，不能不学习，但是又不能敷衍偷懒，靠在前人身上吃现成饭。
也许，这些新名词、新概念的创生，会引起一部分读者的阅读“不适”，但这些概念来源于历史，又回归于真实，确实是持之有据的。
例如，在与劳动、土地和资本三项生产要素各自报酬对比中，作者引出了“血酬”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由流血拼命所换取的收益，其价值的大小由拼命争夺的对象的价值决定。这种报酬的性质，不是对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是“破坏要素”参与资源分配所得的份额。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这种所谓的“血酬”，在真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作者说，民国年间中国有两千万土匪，更别提军阀和黑帮，他们都是吃血酬这碗饭的。作者还指出，中国企业里往往有执法官员或黑帮老大的干股干薪，作为在送钱或送命的形势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也可以并人血酬之列。
这些早巳存在于我们心里的东西，一经命名，立刻就凸现出来，变得可以研究，也容易研究了。
作者又说，执法官员和黑帮老大与生产并无直接关系，然而，那些欧美国家视为公职；公器或公共安全的东西，却像私人物品一样进入了中国企业的合约。那么，中国企业到底是什么企业?中国社会又是什么社会?作者说，这种迫问可以逼迫我们正视中国社会的特点，正视中国企业的特点，或许还可以扩大我们对一般企业性质的理解。
上述问题的推出，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说法为参照的：企业是一组关于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约，这组内部合约替代了市场交易。随后的经济学研究，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巴泽尔(Ba口e1)将交易费用的概念进一步修正为：为获取、保护和转让产权支付的费用，即私产如何在具有强制性反对力量的压制下和平地得以界定。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注意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提出了反市场的既得利益等概念。在这些提法的背后，似乎也可以感觉到“血酬”的影子。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演讲中，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说到；“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个人、企业家进行选择的结果。很多是日常性的决定，有些例外，有些可在现存的产权制度下解决。但有时需要改变规则；有时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规范，有时非正式的规范也发生变化以至消失。”在这里，诺斯提到了个人和企业家，他认为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范所处理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在三方利益条件下，规则将出现什么变化?例如在官吏、个人与企业之间?特别是考虑到执法者经常徇私枉法的历史和现实?作者提出子潜规则这一概念予以解释。潜规则与非正式规范之间，有重合之处，但又有不同。潜规则是三方博弈，两个私下交易者联盟，对抗正式制度的代表或监督者，因此才需要“潜”。潜藏作为一种策略，表明了正式制度这个对手的存在。
在中国；，经济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它有着特定的社会制度环境，研究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其视野尤须扩展到经济学之外。而吴思通过历史的实证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概念，揭示了事物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内涵，不仅于此，通过这些概念，还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研究“范式”，揭示了一些学科圈内人未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地方。
例如，诺斯将国家定义为惟二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他提出，离开国家的保护，新兴产权不可能普遍化，但如何使用国家严守保护产权的立场，而不是倾向于进一步侵犯私人产权?这是制度经济学的学科视野，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东西。而吴思所揭示的内容之一，就是加入了在中国各处大量充斥着，未必合法地拥有一定暴力资源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组织这一因素后，对于经济领域会产生什么影响和如何产生影响。这对如何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从而加以抽象地把握，无疑提供了广个很有价值的视角。
一般而言，人类社会的公共权力有四个来源：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作者在提出新观点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他强调指出：“这个角度并不忽视道德良知的作用。对局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认知方式，并且根据这些决定行为取舍。无论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是误会还是真知，必定影响互动的过程和结局，忽视了就要出错。”
作为一个以研究真实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为己任的学者，必须对“真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做出创造性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回应。这种令人信服的解释不是靠什么刻意“支持”得来，而是凭着这些“知识增量”自身，凭着对现实的出色解释力搏杀得来。当然，我坚信一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发现终极真理，但面向真实世界，以“不依不饶”的劲头穷追不舍，终将有所斩获。
学者的工作是以求真为惟一目标，但善、美自在其中；做好这项工作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国家，正在努力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和脚下的地质构造，我们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猜测和描绘这些构造。我们被迫回顾历史，探询当前问题的来龙去脉。在回顾和理解的努力之中，一个更加吻合大型文明悠久经验的概念体系将渐渐浮现出来。”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吴思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版，2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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