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不愧是一位思想大家，且不说他在科学哲学方面颇有特色的批判理性主义、证伪主义、进化认识论、通过试错法解决问题的科学观和三个世界理论，也不提他在社会哲学方面别出心裁的开放社会、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d-neering)理论和三大悖论——民主悖论、宽容悖论、自由悖论——的论述，仅就他在各种著作的字里行间散落的零星思想火星而言，也着实多得不可胜数。近期在准备有关课题时浏览了波普尔的《走向进化的知识论》，我想从中摭拾几个散落的思想火星，与读者一起分享智慧的愉悦。
在该书的"1993年按语”中，波普尔旗帜鲜明地宣布：“多年来，我一直反对科学中的知识时尚，更反对哲学中的知识时尚。时髦的思想家基本上是他所追髓的那种时尚的囚徒，我认为自由，政治自由以及没有偏见的自、由心灵，是我们的生活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即使不是最大的价值，，也是最大的价值之一。”他进而指出当时知识界流行的一种时尚：“今天，在科学中求助于专门知识和专家权威的风气已然成为时尚，在哲学中，贬低科学和理性也已然成为时尚。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贬低，常常起因于一种关于科学和理性的错误理论——那种理论从专门化、专家和权威的方面谈论科学与理性。但是科学与理性实际上和专门化与求助于专家的权威关系不仅不大，而且相反，实际上，那些知识时尚是科学和理性的障碍。因为正如时髦的思想家是他的时尚的囚徒一样，专家也是他的专门化的囚徒。正是摆脱知识时尚和专门化，使科学和理性成为可能。”回味一下这些论述，想想我们自己，国人好像有赶时髦、凑热闹的癖好。撇开遍地开花的所谓高技术开发区和硅谷不谈，就连学术界也动辄一窝蜂地追逐时尚：一个个的假问题被炒成学术热点，一批批的学人趋之若鹜。人家洋人反科学、反理性，我们的同胞不管这样做是否都有道理，也不顾国情如何，只知道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后现代主义瞎鼓噪。但愿波普尔的一瓢冷水能使国人的头脑稍微清醒一些，再也不要做时尚的囚徒了!
波普尔批评德国许多社会科学家被培养成黑格尔派哲学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传统有害于理智和批判性思维”。因为这种传统“用夸张的语言说明极其微不足道的事情”，“不知道如何把事情讲得简单、清楚、适度，而非给人深刻印象”，而且竭力、暗示：“我们拥有知识，它深奥得无法清晰、简单地表达；这才应该是我们的骄傲。”久而久之，形成了“对于不可理解性，对于‘给人深刻印象的’和夸大的语言的崇拜”。波普尔看到，莘莘学子也受到这种时髦的流行病的浸染，他们以为上大学是学会如何用“给人深刻印象的”、难以理解的语言讲话和写作，并怀着这样的目的上大学。他们不自觉地认为非常晦涩难懂的语言具有杰出的理智价值，而且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点。他们几乎没有希望认识到还有其他标准和价值观——诸如真理，寻求真理，通过批评性的消除错误来接近真理和清晰性等价值观。他们也不会发现“给人深刻印象”而晦涩难解这一标准实际上与真理的和理性批评的标准相抵触。因为后面这些价值观依赖于清晰性。除非对它的表达充分地清晰，否则人们不能区别真理与假理，不能区别对于一个问题的适当的回答与不适当的回答，不能区别良好的观念与陈腐的观念，不能对一些观念进行批评性的评价。环顾一下我们的周围，波普尔所批评的现象和时尚在学术界和知识界还少吗?不是么，我们的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把海德格尔之类的黑格尔式的哲学家捧上了天，以为那些晦涩含混的生造术语和云遮雾罩的魔符呓语才是思想深邃，才是超’级哲学，才是大学问。而且，他们自己也鹦鹉学舌，像波普尔嘲笑的那样操着“牛津腔”，讲些自己似懂非懂的“江湖黑话”或“帮派话语”，故作高深状，以炫鬻于学界和世人。更要命的是，他们也把这种装腔作势的恶习传染给他们的学生。其实，这种晦涩哲学和学术时尚正是爱因斯坦所鄙弃的那种“辉煌的海市蜃楼式的”“主观安慰物”，是“用蜂蜜写成的”“糨糊状的东西”。我总是纳闷：像波普尔这样的科学哲学家，像我着力研究过的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他们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先驱)和爱因斯坦(他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的主将和科学哲学的集大成者)这样的哲人科学家，为什么能把深奥的思想和复杂的道理讲得那么明晰，，那么易于领悟，而海德格尔之类的哲学家却把“微不足道的”东西说得那么玄而又玄、神乎其神，使人如堕五里雾中呢?我看，后者除了炫示和愚弄人——以他人不懂反衬自己高明外，恐怕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说了些什么，因为一个明白人是不会让有智力的人不明白自己的意思的；要不就是存心偷懒，因为把复杂的理论讲明白是要花大气力的。
波普尔的又一个思想火星更令我拍案叫绝，沉思不已。波普尔发现：“有机体通过试错而进化，它的错误的尝试——它的错误的变异——通常是通过消除作为错误的、‘载体’的有机体而被消除。就人而言，通过描述性和论辩性语言的进化，这一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取得了对他自己的试探性尝试，对他自己的理论进行批评的可能性。这些理论不再并入他的有机体或者他的遗传系统，可以在书籍或刊物中对它们、做出简洁陈述。’可以对它们进行批评性讨论，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而不是杀死任何作者或者焚书——不消灭‘载体’。”他从这一发现看到文明进步的美好前景：“倘若理论的批评性讨论的方法被普遍接受，那么使用暴力就会遭到废弃。因为批评的理性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唯一替代暴力的事物。”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历史作用、奋斗目标和具体做法：“为这场革命而工作÷用理性批评的消除功能取代暴力的消除功能一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明显的职责。但是，要为这一目的而工作，人们必须经常训练自己用清楚简单的语言写作与讲话。对每一种思想的简洁陈述都应当尽可能清楚简单。只有下苦功夫才能做到这一点。”
写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康德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里所说的一段话。康德称赞休谟的大著《人性论》“打出来一颗火星”，他说：“如果这颗火星遇到一个，而这个星星之火又得到小心翼翼的护养并且让它着起来的话，从这个火星是能得出光明来的。”波普尔上述几颗思想火星的前途和命运将会如何呢?我们期盼它们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会幸运地遇到”易燃的火捻”。
(《走向进化的，知识论》，卡尔·波普尔著，李本正、范景中译，中国荚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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