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文章恶性欧化，文学之作，文脉日浅。种种后现代、后先锋、新文体、新译本，削足适履，履则适矣，足削为病。食洋不化，其弊日深。
早在二十世纪初叶，鲁迅、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吴稚晖……诸人，皆反对文言甚烈，而倡白话不遗余力。他们都既有长篇大论的专文说理，也不乏随时随地逮机会就铺展一番的驳难、讥嘲、攻讦，令醉心“国粹”的人无所遁避。其中，又有由攻辩转为可惊的诅咒者，以鲁迅为最，他的《二十四孝图》兜头一顿猛捶，拜诵之下，有不寒而栗之感。他老人家说：“我总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见《全集》二，251页)
事情就是这样矛盾。因为妨碍白话者，实际就是推崇文言者。鲁迅要用三个最黑的咒文来咒对手，吴稚晖这个“中华民国的大阿斗”要把线装书仍进茅坑几十年，可是他二位，用典的妥帖入神，句式的游龙起风，文辞的滂沛，表达的准确、诙谐、深刻、有趣，以及文章的言之有物，在在都表明，其得力于文言文处多多。今日读来也就是新知旧雨了，叫人起一种特别的挂念!胡适也是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然纯就文章言，一味白话，一泻如注，读来也就不那么一见如“故”了。叶公超和鲁迅的文学观念，也可说是南辕北辙，二人关系更是壁垒森严，极不相能，鲁迅与学衡派的关系，尤其以认知传统价值的分歧而互为排斥。可是叶氏佩服他，悉在于鲁迅文章里面的文言气息，那种挥之不去浸润极深的与生命一体化的文章滋味。可见真正伟大的作品，必定与传统相联
，与历史的感觉相联。
鲁迅从进化论观点断定“古文已经死掉”，这就完全出于心情的激愤，对社会黑暗面的极度厌憎，致文字大受社会运动的连累。其实即从进化论观点看，四书五经、汉赋，或者说，全上古秦汉三国魏晋六朝文到唐宋文、明清文言再到民国初期的浅显文言，这一条线上的种种变化之大、之深、之巨，实在是不停的进化呀!从民国的浅显文言陡然回跳到四书五经，稍加比较，其间的特点、风味、歧异，也就大得不可开交了。它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常是日新又新。这还不是转化、变化、进化么?当然，传承关系也一直在起着藕断丝连的作用，而最可贵的正是这种传承关系，它是血脉的贯通，生命的赓续，人为地硬生生地斩断这根脐带，而衍生成一种全新的白话文，无异于胎儿未足月，却要使之离开母体，那恐怕不是什么创造，而是一种想当然了。最后结果不外是“穷汉难养隔冬鸡”，水中捞盐，每况愈下了。
陈独秀大力倡导民间文学，挥斥廊庙、山林、贵族的文学，诸位大师都是肝火旺盛，痛心疾首，企望朝发夕至式的改变社会，其心可恕。文言文作为一种工具，固然浸透了封建的质素，他们谓之毒素。然而正因为文言文是一种情感工具，它同时也就包涵着生命的活力及生命的质素在，也就有反封建的质素在，若将种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封建残酷专制统统归之于文言的存在，固然一时解忿、但随着时间推移，可知究竟不是那么回事。
白话文大师们又以为用文言文来教育儿童，令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诚然。但是朋友，看看今天的白话文课本吧，那可是白得像白开水一样的纯白了，里面有什么乐趣吗?连苦趣也找不到呀!所剩只有无趣罢了。若说文言是专制社会的产物，那么“四人帮”之类的大老粗极权分子，其文言修养可以说是很差很差了，他们懂什么文言文呢?看看江青、叶群的旧诗体吧，绝似地狱变相图，比半通不通的洪秀全天王还不如嘛!实在是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啊!然而，他们却把专制中最残酷的因素发挥到了极顶!反而，严复、林纾这些反对白话文者，文章大师，却一腔仁心，也并不反对科学。国父孙中山先生及其同盟会元老、助手，多为文章巨子，所作文章字字珠玑，不时涌动着智慧和远识的波浪，好文章结构天成，笔力惊艳。在他们那里，文言也可以和民主、科学发生血缘亲情呀!
唐德刚教授曾经证明，文言文所保留的十九世纪以前人类社会的文明，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文字保留量的总和，皇皇大哉，宏深如是。而文言的灵妙又不止此，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内心的东西。周作人解放后回忆鲁迅，言其饶于士大夫气质，此真见道之论。鲁迅作品饱经文言浸润，仿佛老酒，加药、加香。朋友!试将鲁迅作品精粹，译成也就是稀释成大白话试试看吧，必然是罗里巴嗦，清汤寡液，满篇没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文言文正是鲁迅内心的东西啊!而内心的精神气质，怎么可以随意稀释、随意糟蹋呢!鲁迅国学基础雄厚，下笔古气郁郁，惯性使然。所以攻击文言的白话论者无论怎样的呼天抢地，垂涕以道，倡导白话，甚至弄得文化界河翻鱼跳，他们的承诺和吁求到今天也不过是一袭皇帝的新衣啊!在“四人帮”时代，欧美是“资本”，苏俄是“修正”，国粹是“封建”，所有的世界文明，都给他们扣上吓人的大帽砍削排拒，造成国人一种闭锁的心灵状态，文言不幸也在其斫斩之列。这运动的过程，我们失却了无量的文化生命，文章一概地受阉割，枯干无生机，文章传统与人生乐趣扫叶都尽。看看今日老中青，诸种不同形式的博士卖驴体文章，下笔千言，言不及义，那仅存的点滴审美期待，也就日薄西山，或者泥牛人海无消息了，反观老辈的文言、白话论战，，倒觉得国粹论者颇有一种挺身犯难、忍辱负重的心情，在历史文化的挫折中，弥见生挺，值得后人馨香礼拜；晚清时期，深于文言、利用文言的坏人也是有的，但人与物是两码事，不可以文言白话对垒来简化社会事实，来形成新的壁障。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为拒政府之邀从政事，与醉心文言之学生分别以文、白二体拟电报，学生以文言：“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拟为：“不干了，谢谢。”胡先生以为白话胜文言，白话五字包涵文言十二字文意在内，这真是全然不顾事实的常有理，不讲理，讲歪理。“不干了”，很生硬的三个字，如何包涵十二个字的客气话?若是对其邀请根本置之不理，岂非可得大音希声的美誉么?大师滑向偏颇，发议也就大有问题。
毛泽东的文章爱用民间谚语，而古来大量谚语其实正是一种民间的文言文，其流传的久远和它千锤百炼的传神表达，正是两面一体、血肉难分的啊!文言、白话原可相安无事，人为地导其干戈相向，一以轻率，一以势利，一以无美感。不要一提文盲文；就想到某几个人的某几篇佶屈聱牙的产品，或者庙堂供案上的冷猪肉。除此以外，文言传统悠久的构筑，源远流长，刚健婀娜，灿烂千古，恰是中华民族可以自豪于世界的精神宝藏，里面更有同一时空中同一人种的血肉联系，及语言文字孕育酝酿的感情愿望，那最黑最黑的咒文，本应另有所属——老天!还是不要加诸它们头上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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