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总是说“你们中国、你们中国”。大马(马来西亚)华人则总是说“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这是我在大马沙捞越州美里省觉得特别亲切的主要原因。去那边参加了莲花山三清殿的落成开光典礼时的很多感慨使我想写点什么。
首先是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热爱之情。
舞狮，在国内许多新新人类眼中恐怕早已是老土了吧?敲锣打鼓嫌吵得慌，张牙舞爪也不觉着漂亮。但当我们一行步出机场，咚镪咚镪咚咚镪的声音扑面而来，四头神气活现的狮子在身边打滚撒欢时，我的感觉一下子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湖南乡下。我小时候是在外婆家长大，每当逢年过节就可以看到玩龙舞狮划龙船，一帮小伙子，要么在禾坪里龙争虎斗，要么在爆竹声中一溜烟地钻进你家大门在堂屋里搅上几圈，又一溜烟地飞跑出去。外婆则一面往那拎着一个大竹篮的年轻后生手中塞香烟糖果一面豁着牙直乐。我也应该有所表示吧?但当时由于思潮涌动，只是傻呼呼地随着人家打躬作揖，然后躲在远处往这边静静地看。庆典晚会上，我又近距离看到了这支狮队，就像小时候在外婆家一样。他们在一个高低错落的大铁架上精彩表演，虽然比不得专业的杂技团，但也是一身需要苦练才会有的功夫；
后来我们去当地华校参观，了解到了华语教学因华人社区处于非主流情境而起的种种艰难，了解到老师们传授中华文化的执着和学生们学习中华文化的自觉。活动室里摆的是各式民族乐器，板报栏上贴着书法作品，排练厅内一群女孩子跳的是扇子舞。她们的旁边，则是昨天在庆典上看到的那个大铁架，舞狮队原来也是出自这里。与在美里已有四十年校龄的培民中学不同，开智中学是刚从一个偏远的地方迁到民都鲁来的。由于华人向城市迁居，开智的生源数降到了维持学校生存所需的临界线以下。而对华校，当局原则上是不准迁址的，任其花开花落自生自灭。开智的教师和董事们在全马第一次成功地争取到迁址许可，所付出的艰辛自不足为外人道。他们跟我们说，在当地华社的支持下，学校的硬件已很不错了，招生工作也很顺利，只是图书资料太过缺少。确实，我注意到书架上的中文书不仅稀稀拉拉，而且结构古怪字体繁简错杂程度畸浅畸深；旁边的标注“不准外借”几个字则分外醒目。
当然，更醒目的，还是校门口的那块横匾，上面写的是“爱我中华”。
其次是华社内部的向心力及其凝结方式。
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我对所有宗教及宗教活动都持冷静旁观的理性态度。但在美里，我有了第一次宗教或准宗教体验，那是在看到跟我一样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向三清殿聚拢的时候，是在看到蒲团上阿公阿婆嘴里的祷词似有似无手中的香火忽明忽灭的时候，是在晚会进行中灯光骤暗老中青三代华人手捧莲花状蜡烛缓步登台齐唱庄学忠《传灯》，“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从遥远的青山流向大海；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把漫长的黑夜渐渐点亮。为了大地和草原太阳和月亮，为了生命和血缘，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每一条河，每一则神话，每一盏灯，每一脉香火，为了生命为了血缘都要燃烧都要流下去”的歌词由隐而显由低沉而昂扬的时候。
开始，在只看到烛光只听到音乐时我还暗笑晚会的策划可真会煽情，但渐渐地，歌词所传达出的深厚情感把我一步步攫紧，直至裹挟而去。情不自禁中我也成为歌唱中的一员，在旋转的音符中分享着这一特殊群体的历史记忆，体验着他们那既陌生又熟悉的现实感受和未来憧憬。
但我相信自己仍然是清醒的，因为同时我还想到了两首歌，《我的中国心》和《美斯乐》，都是张明敏所唱。前一首大家都十分熟悉，后一首却似乎鲜为人知，它讲的好像是国民党残部既不能去台湾又无法回大陆，而只能在缅甸或泰国讨生活的故事：“在遥远的中南半岛，有一个小小的村落，有一群中国人在那里生活，流落的中华儿女……关心他，美斯乐，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帮助他，美斯乐，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从历史看，中国传统的寺庙祠堂并不单单是祭祀之地，也是乡党族人游聚之所。宗族大小活动，包括生死婚葬诸仪式，都在此举行。社会社会，就是定期聚会于社——社即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因此，又有学者用所谓祭祀圈、信仰圈等概念描述华族以宗教的形式来表达其社会联结性(social soli-dadty)，即通过神明信仰来结合与组织地方人群的传统特征。沙捞越的华人庙宇在正式学校建立之前，就大多同时用作义学课室，并兼具会馆功能。我想，这应该是这一文化习俗的自然延续吧。我想进一步知道的是，三清殿的落成对于美里莲花山的华社来说，又将发挥哪些功能?带来一些怎样的期待呢?
应该感谢这次旅行，它带给了我许多的感悟。
曾有人说中国人就是中秋团圆清明扫墓除夕放鞭炮。在这里，正是这样一些平常被忽略的文化符码使我们超越山水的阻隔政治的分歧甚至经济的差异而心意相通。是的，文化的底色不会轻易如铅华般洗褪净尽，毋宁说只有在岁月的冲刷后它的美丽它的价值才会被人们真正发现并懂得珍惜。
我知道孔子与巫史是同途而殊归的，其所看重者是人文性的德与义而非宗教性的筮与数，但既然百姓需要某种神灵以崇其信，需要某种仪式以达其情，故圣人仍之而以神道设教。道教与此类似，虽主有神，却以劝善诫恶为其大本。惜乎为其礼者唯玉帛是务，为其乐者唯钟鼓是执，乃自古皆然，流弊所至，庙堂之事遂几为士君子所不忍闻睹。今天，虽不能说是“失礼”复现于“野”，但因缘际会中，圣人制作之意却确实使我懔然有感于心。儒学是教耶非教耶网上正聚讼争鸣，莫衷一是。我当然是反对坊间那些儒教为教之主张与论证的文字的，但是，面对今天的情境，今天国际国内形势中个人与族群所面对的文化矛盾和生存问题，中国文化结构中宗教仪容的模糊不清是否可以长期接受维持?倘若它的凸显的的确确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则我们又当如何抉择如何工作?“圣人因时设教，以利民为本。”美里莲花山三清殿在道庙里填装进大量儒学内容如忠孝仁义等，使之成为华社“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的圣地’，岂不正是《礼运》所谓“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的创举?
飞机就要起飞，就要载我回到遥远的黄河岸边长城脚下。
我没有挥手向主持操劳此事的黄益隆先生道别，从他的身影我想到了梁启超的两句诗，“世界无穷愿无极，海天辽阔立多时”。伤世忧时的徐复观说他的心胸不如世纪之初的任公来得博大，把它改成了“国族无穷愿无极，江山辽阔立多时”。而我，思潮涌动中又把它吟成了“国族无穷愿无极，海天辽阔立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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