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撰文提出“知识分子要力戒情绪化批评”，立意不能说不好，但把一切不悦耳的不同意见都贴上“情绪化”标签，且将政治改革不尽人意的责任推到知识分子身上，责备他们的议论“牢骚多，发泄多，冷静分析的少”，好像是把错了脉。茅于轼先生是有为之人，亦是有德之士，而且是我所尊敬的同道，相信不会把我的言词看作对他的冒犯。
批评的目的，除“一棍打死”者另当别论，往小处说，是改过补缺；往大处说，是治病救人；上纲上线，就是“指点江山”，关乎治国安邦了。批评是求进不是求退，要改好不要改坏，从根本上说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目标是一致的，但因为立场不同，角度不同，二者又经常发生冲突，鲁迅说：“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可见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存在“情绪化”问题，仅仅要求批评者端正态度，注意方法，也就等于要他放弃批评。对一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无论你态度怎样温和，也会引起他的“情绪化”。你提醒他衣服脱了一个扣子，他也会勃然大怒，斥责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分不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为什么不看没掉的扣子，只看掉了的扣子，专挑缺点，是何居心？这种事生活中并不少见。茅于轼先生似乎“好了疮疤忘了疼”。
鲁迅用了一个限制词，只说“大抵”如此，喜欢批评家七嘴八舌的创作家还是有的。史书记载，东晋时有一对名人父子，都是艺术家，父名戴逵，据说“人物山水，妙绝当时”，他雕刻一尊无量寿佛木像，高一丈六，自觉雕刻技法简陋，雕像不能令人崇敬，但又苦无对策。戴逵便藏在帐中，潜听观众谈论，一褒一贬，悉心研究，终于修成新像，一改旧貌，众人叹服。——这是个会听意见的。其子戴颙既是创作家又是批评家，他被宋太子派到瓦棺寺塑造释迦牟尼像。像成，泥工觉得佛像头部太小了，显得不庄严。但又不好修改，十分为难。戴颙看了，说：不必改头部，把肩胛削去一点就行了。泥工照着他的办法去做，塑像果然改观。他不仅会听意见，还会提意见。从全局考量，头小是肩膀宽了，肩胛小了，头也就大了。如果他要“以头为纲”，在头上狠下功夫，势必要牵动耳目口鼻，重新安排，这个释迦牟尼就要重新投胎了。削一削肩胛，轻而易举，一件艺术珍品，也得以保全。但如果他刚愎自用，以为自己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画本画源，画祖画宗，比释迦牟尼更伟大，做出过激反应：“你一个小小泥工竟敢恶毒攻击释迦牟尼，该当何罪？”又到哪里讲理去？可见批评的效用，并不取决于批评者，而取决于被批评者。所以要知识分子不用“情绪化”的态度说话，只说“负责任的、有礼貌的、符合民主精神和有协商余地的话”，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被批评者也是有教养的。而且被批评者的态度更重要，如果他有好话坏话、正话反话都听得进去的雅量，即使批评者态度不那么温和，也能造成一个有礼貌的，有民主精神的，可以协商的环境。广开言路，并不一定得到多少真知灼见，但它能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保持昂扬的士气，一个意气消沉的队伍，是不会跟着指挥员冲锋陷阵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香港官员传出丑闻，遭到非议，在查明真相之前，都要去职回避，因为他已失去公信力，没有脸面再在人前招摇。回避了，群众情绪也就冷静下来，恢复了对政府的信心，不会乱动。黑格尔认为：公共舆论对于社会能起一种调节作用，如果一个人发表了意见，就是尽了他的职责。他的主观愿望得到了满足，从而他会尽量容忍。所以言论自由比默不作声危险性要少得多。言论自由，听起来很玄，其实不过是要有说真话的权利。内地一些贪官、昏官、黑官，民怨沸腾，哪怕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还要在公众面前装模作样，指手画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要别人尊重你，不鄙视你，其可得乎？如果他再“情绪化”起来，给个小鞋穿，轻者倾家荡产，重者家破人亡，像孙志刚那样，你又到哪里去找协商的“余地”呢？
批评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过程，能否形成良性互动，当权者起着主导作用。一般情况下，当权者都不喜欢听逆耳之言，对否定性批评，往往火冒三丈。要使自己的意见被采纳，批评者讲究一点方式方法是必要的，但这个“必要”里也未尝不隐含着鄙视的成分：“这家伙不是东西，说话要小心一点。”所以，对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话的方式，而是能不能说真话，有没有说真话的地方，有没有人愿意听真话。茅先生只苦口婆心地劝导知识分子谦恭有礼，不久恐怕只能听到“今天天气哈哈”了。
回顾一下批评的历史，也许是有益的。当社会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当权者信心十足，鼓励人们畅所欲言，上世纪中叶，曾将批评抬到吓人的高度，说：“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上也充斥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说教，确也表现出一种民主精神，社会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即使对口出怨言者，也善意相待，毛泽东对柳亚子的规劝：“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一时传为佳话。然而好景不长，等到大功告成，踌躇满志，就要唯我独尊，统一思想，舆论一律，施展阳谋，引蛇出洞，深挖暗藏之敌，聚而歼之，叫知识分子夹紧尾巴做人，再听不见不同声音了。一直搞到”万马齐喑究可哀”，又要劝诱人家讲话，先鼓劲：“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罢官，不怕老婆离婚。”又立保证：“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给自己打气壮胆：“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这已经是日子不大好过、需要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时候。但是屡次食言，反复无常，已不能取信于天下。果然随后就说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全国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也登不完。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这就是公开提倡说假话，报喜不报忧，掩盖事实真相。最后就来个“阶级斗争为纲”，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到了“文革”时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开始割人家的喉管了。从对待批评的态度，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兴衰的全过程。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是说真话亡了的。
茅先生认为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已见曙光，待见朝阳”。我相信这不是廉价的叫卖，但它毕竟还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在政府和民间的互动上，政府确有不俗的表现。因孙志刚案件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对萨斯疫情所作的正面回应，开国以来第一次撤换了撒谎的部长，将纵容部属为恶、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省委书记开除出党，都显示出政治家们应变的成熟性，但这种良性互动，是政治家感悟的结果，而不是知识分子冷静分析的结果。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暴露、批判，是一种社会责任，即使有些出格，也应看作积极因素，因为他还相信你会倾听他的意见，如果连这一点信任也没有了，他会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选择沉默。前人遗留的一大弊端，就是在和平时期对各种信息实行战时管制，怕人家说话，它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严防死守，只能奏效一时，超过限度，不满就冲决而出，正像马克思说的，过去“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忍受的事情了。”这说明人们公民意识提高了，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参与意识也增强了，对领导者有更高的期望，更强的信心。当民心可用之际，不向腐朽的东西挑战，反而要求人们低眉顺眼地去迁就那种早已过时、有伤国格的“特色”，难道不让人失望吗？
群众中存在着无法遏制的自发性，只有他们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只有他们的切身利益得到维护，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性，把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过去我们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加以打击的东西，其实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消灭了自发性也就消灭了一切首创精神。有些地方精英已经成为法治秩序的破坏者，横征暴敛，称霸一方，蜕化变质。即以“好心办了坏事”而论，为获得政绩合法性，去圈人家的地，铲人家的青苗，扒人家的房子，剥夺人家的财产乃至生命，实际上已走到民众的对立面，破坏政令法令的统一，最具有颠覆性。而农民的反抗斗争，却是以政策法令为武器，维护中央的权威。他们是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大小精英们实行监督的最有效的力量。因此，当政者只有超越传统思维方法，打破历史形成的僵局，顺应自发
要求，紧紧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保持自由秩序的扩展，在动态中获得稳定，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逻辑。鲁迅说：“暴露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让知识分子闭嘴，是无聊的人们求之不得的，真正有为的人们会从不平鸣声中寻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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