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文学史的编撰取得了很大成绩。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例，无论通史、断代史还是体类史，都有一批著作问世，其中不乏为学界首肯的成功之作。与此比照，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相对滞后。由于地域文学史是以某一地域为空间、以历时生成于斯的文学为对象，进行事实描述、规律揭示、价值评判，故其内涵外延、结构指向与涵盖不同地域、以大而全为特征的“大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十分相似，稍不留意，就会成为后者的翻版或附属。令人高兴的是，新近由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山东文学通史》（古代卷、二十世纪卷），较好地处理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撰写过程中进行了不少有益尝试，堪称运思独到、形制新颖的地域文学史力作。
二卷本《山东文学通史》的基本定位是：文化根基、文学本体、审美视角。就地域而言，山东的主体由齐、鲁两地组成。齐和鲁作为周朝开国元勋吕尚（姜太公）与周公的封国，在西周时期就已达到很高的文明水平。尤其是鲁国，始终秉承保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殖列传》），成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发祥之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齐鲁也是他们生成或交锋的重要场所。若以文化基础而论，几乎没有哪个地域可以与山东相比。文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文化的熏染与导引，文学是“文化的最早而最优秀的成果”（丹纳《艺术哲学》）。山东文学在先秦时期的勃兴，与齐鲁文明及“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诗经》之《齐风》《曹风》《鲁颂》、诸子散文中的《论语》《孟子》、历史散文中的《左传》《国语》等早期山东文学的代表作品，兼有着文化元典与文学元典的双重身份，它们对山东文学的未来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本书作者充分认识到山东文学的这一特性，对山东文学的文化精神作出了如下概括：积极入世用世济世的热情；以儒为主兼融释老的思想情怀；创新求变的创作追求和浓郁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包容雅俗、综合众体的浑灏大度。这种体认无疑是符合山东文学实际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所谓以文学为本体，就是把文学史真正作为文学的历史，把文学本身作为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重视文学何以成为文学、具有的艺术感染力及其审美价值等等特性，一切从作品、作家入手。这显然是对曾经流行的诸如把文学作为庸俗社会学等不良倾向的一种反拨。与文学本体定位密切相关的，就是从何种角度观照文学。迄今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观照文学有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不同视角。以文化学为视角观照文学，似乎无可指责，但这一提法过于宽泛，很容易造成大而无当的结果，因为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属于文化范畴。社会学视角作为一种观照方式，在以往文学史著作中得到过大量运用，最终导致了庸俗社会学的泛滥成灾，致使许多读者至今仍对其心存芥蒂。心理学视角关注的主要是作家的内心活动，有时很难正确说明文学中的所有问题。这样看来，本书运用的审美视角，比之上述所列，有着明显的优势。因为文学创作本身可以说是作者选择、提炼、加工美的过程；而作品的发表流传则是宣扬、展示美的过程；至于读者阅读作品、体味其内蕴外形，当是一种审视、接受美的过程。基于这种考虑，本书作者在确认山东文学在中国文学的整体大格局中的位置，以具载重要全局意义的优秀作家为主线，由之联系相应相近的创作流派或准流派，清理不同历史文化时段内的主流走向，分析其变化过程和不同影响，揭示潜隐于诸文学现象深层的规律，给出恰当历史价值判断的总体构思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艺术精神和美学思想、特征的发掘提炼。这既反映在对不同时期、不同派别文学的总体评价上，也表现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方面。例如，书中对《聊斋志异》所作“千姿百态的情性美，奇诡莫测的幻化美，氤氲葱茏的诗意美”的美学界定，就是很有说服力的。
《山东文学通史》持论平正、不拘旧说、颇多创获。文学史是以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为对象的。撰史者面对众多特征各异且须作出描述评判的对象，产生或好或恶的情绪是必然的。好之者大加褒扬、恶之者痛予贬斥，乃是人之常情。但是，做为从整体上对文学现象进行全面梳理阐释的文学史，如果掺入个人好恶成分太多，必然大大影响其价值。为了克服可能出现的偏颇，《山东文学史》的作者，认真考察了山东文学的复杂生发演变过程，充分注意不同文体、不同时期及不同地域间的相互传承关系，力避片面化与孤立切割。在承认地域文学史如同大的中国文学史概念一样，需要遵循从传统向现代、自泛杂向专业化演进之途径的同时，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地域文学史绝非中国文学史整体建构中的一个附属构件，或者是按照比例缩小的微型仿造品；地域文学史拥载着自己独立的结构模式、学术品格与特殊的关怀指向；地域文学的典型特征是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的不平衡，决非代代皆有优秀作家出现；决定文学生命力不朽的，永远在于“质”而不是“数”。因此，在划分山东文学发展大势时，作者采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一）先秦的肇端发韧阶段，以其辉煌巅峰状态垂范作则后世，浸润于山东、深刻影响整个中国文学，成为文学元典。（二）汉魏六朝至唐五代，是山东文学的缓慢成长阶段，虽偶有少许优秀诗人、作家，却不足以支撑起全面的繁荣，总体上处于低迷沉寂状态。（三）宋代——主要是北宋到南宋前期的约近二百年时间里，山东文学实现第一次严格文学意义上的高潮；元代是大转型、过渡的时代，俗文学占据主流；明中叶到清初，山东文学又迎来以雅俗共举、全面兴盛为特征的第二次高潮。（四）二十世纪上半叶，因新文化运动而获重生的山东文学，虽已显现出显著的地域色彩和人文特征，但只有到八十年代至世纪末的新时期，才又出现了它三千年漫长历史中的第三次高潮。山东文学这种由高起点而沉寂又形成高潮的发展轨迹，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是由低向高的发展模式有着很大不同。对于人们艳称的唐代文学，本书作者根据山东当时的实际，坦诚说明其时的冷寂落寞之状，没有进行任何粉饰拔高。这种求真认实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与兼顾全局、对象极为繁富的大文学史相比，地域文学史可以对文学现象、文体流派、作家作品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我们说地域文学史与大文学史具有互补性，即表现于此。这也是地域文学史的一大优势。《山东文学通史》充分发挥了这一优势，并且在阐析过程中作到从文本出发，结合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着眼于审美意象内涵，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成论旧说，既不盲从，也不故标新异，只求最大限度地切近原始旨趣。比如，辛弃疾是山东籍著名词人和爱国志士，书中以“豪雄盖世辛弃疾”立题，从“重实用的功利性价值取向、直觉经验式的感性热潮、歌哭无端兴寄无端的多元含纳”角度切入，对辛氏的创作给予了全面而富有新意的评析。元代杂剧勃兴，其中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戏剧独秀于山东。本书将创作“水浒戏”的名家高文秀、康进之置于“主流作家”之内进行重点述说，并且特设一节，自“共同主题、塑造形象、流变影响”等方面归纳“水浒戏”文学流变之意义。对于文学现象及特定时期文学特征的描述概括，本书也是颇见功力的。如在论及北南宋之交山东词坛状况时，指出其如下特点：一是未能紧密关注神州陆沉、易代鼎迁的严酷现实，把握当时整个词坛最为关注的主流，唱响张元干等词家那样的豪雄悲慨之声。二是受前期词家的持续影响，过分执着于词为艳科小道与言情抒怀的艺术精神和传统，热衷于民间俚俗之词的创作。三是词的实用功能益愈强化和泛化，词大量运用在诸如寿诞婚礼、节令时庆、送别赠友等日常生活及人际交往之中。四是词的体式继续呈现多样化展开趋势。向来论及北南宋之交的词坛，人们均着眼于南渡词人词作，对北方的相关情形大多未曾言及，本书作出上述概括，至少具有补漏填缺作用。
本书还列举了大量形成于山东且对山东文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学（文化）流派或集团。诸如：宋仁宗天圣、明道年间，以齐州（今济南）为中心形成的诗歌流派“东州逸党”；在金元易代至元初数十年间对山东经济文化的相对稳定、文学实现相对繁荣产生巨大作用的“世侯文化”；因元代全线贯通大运河，致使沿河商业繁荣、文化娱乐需求大增，对杂剧和散曲发展具有很大刺激作用的“运河文化”；由众多前来山东拜谒圣贤故里、登临岱岳、游览泉城之骚客文士的相关诗文作品为表征的“驿路文化”；开创于明代“弘正四杰”之一的边贡、大盛于“嘉隆七子”（后七子）之首李攀龙的“历下诗派”；由明朝嘉靖年间居于青州一带退休或赋闲官绅组成、吟咏内容多涉时政的“海岱诗社”；盛行于元代且早期教主皆为山东人的全真教，借词的形式宣扬“道旨”、抒发“道情”的“道士词风”；明代曹县王氏、即墨蓝氏、临朐冯氏、东阿于氏、蒙阴公氏、新城王氏等由父子或兄弟组成的知名当时的“族群作家”等等。这些派别集团，都是过去文学史所未曾谈及或语焉不详的。阅读本书，可以使我们对其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这也属于本书内容的开新创拓之处。
此外，运思无碍、文笔轻灵、雅俗共赏，也是《山东文学通史》的一大特色。一般说来，文学史的编撰有着大体固定的模式。编排上不但须精细划分章节，而且要注意章节间的平衡，包括篇幅字数的大体相当；行文上大致是绍介相关背景（作家生平、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等），分析作家作品，归纳特征、价值与影响等等。这种套路面面俱到，往往出现割爱而不能尽意的缺憾。《山东文学通史》的诸位作者，皆为文史兼通、才情与实证并重的专家，他们不汲汲于纯学院派式的考索排比材料，也不是信马由缰地挥洒才情，而是将双方兼通融合。作为地域文学通史，书中将先秦以降约三千年的山东文学作为整体观照对象，较系统地把握了其中表现出来的主流嬗变演进行程及功过得失；在评述作家作品过程中，对重点对象给予了适当倾斜，同时最大限度地收容了其他作家作品，力求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山东文学发展的本初面貌。这与学界公认的编撰文学史的标准是完全吻合的。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在本书的行文之中感受到洋溢着的才情以及尽言尽意的评析阐述。比如由元杂剧《老生儿》而引申出对当时人们思想观念、家庭观念、财产观念、血缘观念、处世观念等等问题的进深探讨；对《金瓶梅》中的小人物宋惠莲形象及其美学意义的分析；以“忠正不阿、忧国忧民、豪放多姿”评价散曲家张养浩其人其作，都发抒出浓浓的才气、识见与情感。冷静的叙述固然必要，然才情的注入则更易感人，一切著述的终极目的不都是为了感人么？本书著者当系深知此中三昧者，他们以大文化视野为统摄、用交叉综合来打通人为壁垒、借明朗畅达以消解生僻艰涩，使艰深的学术在保持高雅品位格调的同时便于阅读。学术性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雅与俗共赏，是本书的鲜明特征。笔者作为研习中国古代文学之人，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古代文学史应承担起让学者（包括古文功底较差的初学者）读懂“古代”，培养其对“古代”兴趣的责任；深入浅出、通俗平易，应当作为修撰古代文学史的座右之铭。读罢本书，于我心有欣欣焉。
持平而论，并非每一地域都适合编撰文学通史的。如前文所述，这需要有深厚的文化蕴含为基础、由著名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做支撑、借不同时期与不同文学体式的发展演变增其色。此外，还要有富于编撰经验与能力的文学史家予以总成。山东，具备这所有的条件，因而成就了《山东文学通史》这样一部成功之作。此书不独首次对三千年的山东文学进行了总体梳理评述，也以新型的结构范式为修撰地域文学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至于其中丰富的材料、详尽的阐析、迭出的新意等等，更会让每一位读者获得教益与启示。
(《山东文学通史》上下册，秀力、李少群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10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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