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孝通的描述中，礼治维持着村落的秩序，教化权力形式正当其时，国家对村庄施行无为政治。这是传统的乡土中国。但现代化运动以来，国家权力开始深入村庄，甚至延伸到家庭，村庄再也不是天高皇帝远的自在田园，外来力量的渗透使村庄不再呈现单一的性质。
也许，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导，但在陕北毛村的调查经历告诉我，这已是村庄中重要的现实。
毛村最早的居民是来自外国的传教士，清朝光绪年间他们就在此兴建教堂，出租土地，逐步形成了一个定居点。历经时代的风雨，在八十年代重新恢复活动的毛村教堂已成为陕北某地区主教的主堂口。毛村四百多户村民中只有不到10户信外教（佛教），其余皆信天主教，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社区。同时，国家权力已在村庄之上建立起实实在在的控制，毛村实际的权力掌握在从1989
年以来一直担任村主任的方某手里。宗教权力和行政权力一度相安无事。但在村庄建校和选举过程中，村庄已经二重化了的权力空间性质得以展开，两种性质权力开始了近距离的交锋与互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村委会和教会合作建校，村里出地，教会出钱。但因教会承诺的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双方纠纷渐起。一天，教区前任主教王主教在主教办公室与村委会方谈判，双方发生争执。王让方“出去”，方则让王“滚”，方说“这是我管辖地”，王说的则是“毛村是我教民的地”。在双方眼里，毛村的空间性质截然不同。在王主教看来，毛村是他的教区，包括方在内的村民都是他的教民。而在身为一村之长的方看来，自己是毛村人理所当然的父母官，教会只是他用来给村民谋福利的财源。方办事干练，在村民中有威信，但这天方对主教的亵渎，却使很多身为教民的村民大为震惊。在修校问题上，村庄也迅速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村委会及其追随者，一派则是教民组织的领袖及坚定的教民。造成这种分裂的基础是村庄二重化权力空间的性质。
一次，在教会里，教民拦住乡党委书记要求处理问题，乡书记说：“教会不是个打官司的地方，要告你们到乡政府去告。”让村民到乡政府去告，这是对村庄场域和宗教情绪的回避，而要力图运用起乡政府掌握的国家权威。
双方矛盾一直相持到村委会选举，并在互相拉票中逐步激化。选举日当天的流动投票中，支持方的老支书领先选举工作人员一步到村民家里拉票。置身于老支书营造的面子、人情组成的村庄道德空间，一些对方不满的村民难以感觉自己是在选举制度设定的法制空间中行使权利，只好投方一票。但教会一派为达到“倒方”目的，已自觉运用起法律武器，选举后针对“威逼利诱搞选举”的上访使他们成为主动将法律权威植入村庄道德空间的播种者。选举事件使我们看到了目前村庄正在经历的另一种二重化过程，那就是传统的道德空间和现代的法制空间的碰撞与交融。
我们把不同性质权力关系交锋、共存的村庄场域称作二重化村落空间。这种空间，主要是指权力运行的空间，它由制度和文化因素构成。在村落中，布满了各类权力关系：与宗族关系对应的长老权，与宗教关系对应的神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正式的国家权力也渗入村庄，村庄日益变为一个行政社区。但只要构成权力运行基础的制度和文化因素不退场，各类权力的运行空间就在，不同空间的交融和不同权力的碰撞就在所难免。
前述的宗教权力和道德权力可归于非正式权力，而行政社区和法制空间中运行的权力则可归为正式权力，村落权力空间中存在的各类权力基本上可归结为这两种。两种权力之间既可分庭抗礼，如王和方对毛村空间定义的争夺；也可相互借用，如老支书主动进入道德空间拉票，而教民则到法制空间中寻求支持。这时，由制度和文化因素构成的权力空间不仅是权力运行的场所，同时也成为权力进一步强化乃至转化的媒介。我们不妨把这种对权力空间的争夺与利用称作“权力的空间控制技术”。这种技术包括：主动寻求符合自身权力性质、适于自身权力运行的空间性质定义，躲避对己不利的空间（乡政府让教民到乡政府告状），在非正式权力空间中加强正式权力（如老支书用人情、面子诱压村民投方的票），在正式权力空间中加强非正式权力（如教民到民政局、法院反映选举违法问题）。村落的二重化权力空间性质正是通过权力主体对权力空间的控制和利用得以充分展示的。
在二重化村落空间中，权力行使的方式和原来理解的不同。正式的国家权力往往会采用非正式的行使手段，如“权力的文化网络之类”，这一方面可能是国家权力在村庄中的式微，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主动寻求。而非正式权力也往往会借助正式权力的威力，扩展自己的影响，这是因为村庄已日益向国家敞开，村民需要在已包容了村庄的现代背景中赢得自主能力。可是，虽然二重的村落权力空间之间是一个互强的过程，但并不是每一个中国村庄都是明显二重化的，仍有一些国家正式权力薄弱或非正式权力稀薄的村庄，这样的村庄中权力行使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异。当然，这里面就又有了一些需要探明的原因。
用二重化空间的视角进入村庄，也就不会把村庄中发生的事件只看作单一性质的事件本身。行动主体的性质是可变的，被动用的权力的性质也是可变的，这种变化根源于事件得以展开的村庄背景的复杂性。就拿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民主下乡”来说吧。一些人因见到程序的不断落实而断言民主前途光明，另一些人则因选举幕后操纵和村民的被收买而痛感民主在乡村无根。其实，深入民主进入乡村的具体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其间各种权力互相缠绕、躲避、试探、交锋，很难说是民主在推行，还是反民主的力量在表演。而且，正是在这种复杂的互动中，行动主体得以赋予自己多重资源，事件后果汇入多色调的生活流程。民主的扎根抑或消解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被发现，而且，不再有非此即彼的结论。
二重化村落空间给研究者观察村庄事件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舞台，使得行动者得以在研究者头脑中展现自己的复杂性格，以往，这一头脑被僵硬的结构和定势充满而很难转动。
我调查过的村庄，建村历史最短的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历史最长的则有一千多年。当我向村民询问村庄历史上发生过哪些事件，并不是每个村庄都能给我满意的答案的。久而久之，我发现，那些对历史记忆清晰的村庄往往村庄的内聚力也强，村庄公共舆论发达，而那些对历史淡忘的村庄内聚力不强，村中各色人等自行其是，缺乏公共的行为评价标准。在对村庄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村治面貌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联系。
从费老的《乡土中国》中我知道，村庄为了应付当下的境况，需要向过去学习经验。这种经验是靠了公共的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的结合累积起来的。费老将这种累积的经验称作文化。我要讲的村庄对历史的记忆大概就相当于费老讲的文化中的“象征体系”。这种象征体系起到了记忆历史事实，保存历史体验，并充当村民的价值判断，影响当下村民的行为选择的作用。
费老曾比较乡土社会记忆流传机制同城市社会的不同。认为城市社会主要靠文字，而村庄中人因为需要记忆的事物范围太少且缺乏变动，因而不需要文字，只用声音就行了。这里费老强调的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记忆。但是，村庄中就没有另外一种记忆的内容吗？我指的是村庄遭遇重大事件的记忆，这样的记忆村庄又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呢？
这就要靠象征体系。在村庄中，我们可以见到的象征体系有很多，一如家族仪式、族谱、宗祠等，二如宗教仪式和活动，三如口述的村庄历史和传说，四如一村特有的村风、村规等。这类象征体系反映的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节素，而是村庄在应付各类事件时应具有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但不是每个村庄都有发达的象征体系的。象征体系的形成需要有稳定的村庄外部环境。只有在持续的村内村外互动中，村庄成员才能形成共同的经验，并沉淀为共享的象征体系。象征体系的形成也需要村庄成员保持相对的稳定。频繁的人口迁出与迁入都不利于社区记忆的长成，因为这种情况下，村庄成员之间的经验差异太大，很难整合。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不同村庄不同的社区记忆强度。我们知道，华北村庄的宗族文化要弱于华南，除了两地耕作方式所需要的合作程度不同以外，华北村庄经历过的战乱和迁徙多于华南，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社区记忆强弱不同的村庄在应付当下事件时，其应对方式是不同的。社区记忆强的村庄，村庄历史上的经验构成了当下人们调整自己行为的标准，故村庄舆论发达，村民更看重自身行为在村庄内得到多少承认。因此，社区记忆强的村庄往往有着负责任的精英与关注村庄公共事务的村民。在应付来自外界的挑战或组织村内重大公益活动时，村庄易形成一种合作机制，因为每个村民都能感受到村庄舆论对他的压力，他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表现会转化成人们对他的道德评价，这种评价将影响到他在村庄中的威信与地位，因此，选择对村庄公益有益的行为就是理性的选择。社区记忆强的村庄在形成这种合作机制时也会更多地动用历史的经验。因为这种经验是既有的，不需经过新的尝试就能得到。所以，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在家族型村庄，村庄公益事业的集资由族长帮助完成，与村外的经济协作或者纠纷也会征求族中有威望人物的意见。而这种传统资源的运用往往是有效的。
社区记忆弱的村庄，由村庄历史提供给村民的联系方式较为稀少，村民很可能依据当下社会的利益关联方式进行交往，或在不断的村庄开放中受外部影响而适时地调整自己在村庄内部的交往方式。村民没有受到历史经验和村庄道德的引导和约束，各自行动的独立性较强，相互之间约束较少，村民多不注意自己在村庄中的声望和威信的积累，只看此时此地的得失。这样的村庄在遭遇重要事件时，其调动历史经验的能力差，促成村民之间合作的资源少，由此，村庄显得不是手足无措就是无所适从。曾经在电视上看到，郑州郊区两个村庄都是葡萄产区，由于村庄内部的组织资源差别大，导致全年水果销售情况很不同。甲村有葡萄协会，通过葡萄协会联系到大的超市，不仅不愁销，价格卖的也高；而乙村因为郑州市24小时不准三轮车进出的规定，致使单家独户等待商贩上门收购的原有购销方式无法继续，而村庄又无计可施，葡萄只好烂在了地里。看来，是葡萄协会及时为甲村村民提供了闯市场的组织资源，而没有这种组织方式的乙村是很难想起利用协会的组织方式进入市场的。社区记忆构成社区选择的路径依赖。
社区记忆对村庄集体行动如此重要的影响，提供了我们关注社区记忆的充分理由。也因此，怎样保有并维护社区记忆，就成了我们思考的重要努力方向。
社区记忆的强弱究竟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我们从社区记忆不断形成和传递的渠道上讲，社区记忆主要是社区应对各类事件的历史记录。因此，社区必须要经历过足够的内外部事件。一个社区经历过足够丰富的外界刺激和内部的重组，才能形成丰富的社区记忆。而一个闭塞、少有外部交往的村庄是不可能建构起关于自身生存发展的历史记忆的。
社区记忆的形成也是一个过程，它需要在稳定的更新中实现延续。这时，社区必须有一种保留经验发展经验的机制。这种机制需要一些讲述历史并保存历史的人物。这种人物或者具有口头讲述历史的能力，或者具有书面记录历史的本领，而且他们有威望，为当时的村民和后来者所尊重。一些考取功名的村中子弟、私塾老师和民间艺人就成为这种人物的理想人选。所以，一些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村庄往往村史就遗留得比较完整。这种机制也需要一些保留历史的合适形式。如家族组织的族谱、活动仪式、文字书写的村志、历代口耳相传的村史等。这些机制的形成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频繁的战乱会使村中精英人物流失，文字资料散佚，过于激烈的外部压力会使村庄共同体无力承受，无法用过去的经验予以化解，从而造成村庄的灾难，表现在历史记忆上，就可能形成空白和盲区。
近几十年来，对社区记忆构成威胁的一是革命运动的持续冲击。革命需要全民的动员，村民被不断裹挟进宏观政治社会的变动中，在承受外界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村庄历史经验的重要性不再被人们重视，革命的一代村民是不需要历史记忆的一代，而且，某些时候，社区记忆还构成了村民们采取激进行动的障碍，于是，社区记忆的载体被当作革命对象也被一并扫除。砸烂神庙和祠堂，烧毁族谱和文物，清洗旧的文化意识，灌输新的革命话语，这些都使得社区记忆无声地断裂、消解。另一个对社区记忆构成威胁的因素是市场化的冲击。市场化使社区日益处在一个全面开放的和紧密联系的世界当中。市场因素的多变构成多数社区未曾经历过的重大事实。社区发生着各种力量的急剧分化。由市场化导致的人口流动又进一步离异了村民之间的观念认同。不同的村民之间利益不同，应对市场变化的方式也就不同。如果这种变化和村内的分化足够剧烈，村庄就难以整合各种态度和行为，村庄进入了分崩离析的时代，整体的社区记忆也就难以为继了。
在村庄遭受严峻的外部冲击和内部精英不断流失的现在，维持、更新和延续社区记忆是保有村庄集体行动能力、促进村庄内源式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是该寄希望于外来的制度调整，还是期待村庄内在生命力的调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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