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之行已过去两年多了。两年多来，我的心神常常回到南极。
在南极期间，为了宣传“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我写了大约30篇文章，但却没有想过要出书。不少朋友对我说，作为策划人，还是应该给活动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前些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王磊、张小颐送了我一套他们策划的“行者悟语”丛书，我才两眼放光，下了决心并写了一批新的文章。现在想来，有了这本书，我的南极之行才算是真正结束了。
在世界上，大约300万人中才有一个去南极的机会。我做了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梦，并在各方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个梦，为这样的幸运吃多少苦受多少屈，都已不重要了。
原先我总以为，“猜”就是“蒙”，是对那只玻璃弹子究竟在别人左手或右手的判断，是一堆顽皮男生对女生捂脸的手背后究竟有没有眼泪的讨论与争执。后来才知道，只要做对哥德巴赫先生的一道猜想题的一半，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再后来，了解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才知道猜想原来是那么伟大的一种游戏。
你一定猜出来了，我指的是那个引发了几千年议论、几百年探险热潮的猜想：在世界的南端，一定有一块与北方大陆相对称的四周环海的南方“未知大陆”。这道猜想题，从十六世纪开始，无数人用自己一生的时光乃至生命去解读。
远在公元前二世纪，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古希腊，地理学家们就认为，南半球存在着一块大陆。在《地球结构》一书中，米拉写道：“两个海洋……把人们已知的大陆：欧洲、亚洲和非洲，与臆测无人居住的南方大陆相分离，这块南方大陆的四周同样被海洋包围着。”后来，这块“臆测无人居住的南方大陆”，就被定名为“未知大陆”。
有趣的是，参加猜想的还有那些严谨的学者和哲学家。他们先是同意地理学家们关于南方“未知大陆”的猜想，并且用他们的方法做出了论证：既然在北半球存在着广大的陆地群，使人们有条件划分三个地球地带，那么，为了“保持平衡”，在南半球也一定存在着这样的大陆。这样的猜想一直被丰富着，传播着，撩拨着那一颗颗被各种梦想搅得无法安宁的心。但梦想也需要翅膀才能飞翔，当中国人为世界贡献了指南针，当帆船制造业和航海技术取得巨大的成就，海上远航成为可能，探索才得以开始。郑和从1405年开始的持续25年的伟大航海，哥伦布从1492年开始的持续12年发现新大陆之旅，无疑成了后来的大航海时代的前奏。而对猜想中的南方“未知大陆”的发现，是所有探险家最绚丽的梦。
1520年11月，麦哲伦率领他的探险队，发现了“篝火通明”的火地岛；1544年7月，雷切斯探险队发现了黑人居住的新几内亚；1567年2月，明达尼亚探险队在太平洋“转悠”了一年后终于发现了“有黑人村庄的奥菲尔之地”；1578年9月穿过麦哲伦海峡的弗朗西斯·德雷克被强烈的风暴南移了5°，意外地发现火地岛不是“未知大陆”的一个海角而仅仅是一个海岛；威廉·扬逊对澳大利亚的发现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船队沿着澳大利亚海岸线一直航行到南纬14°，带动了后来关于澳大利亚的一系列发现；罗德任尔·布德斯作为半个海盗，在地理发现上几乎是个空白，但他写的《1708～1711年的环球航行》中的一个故事，启发了伟大作家丹尼尔·笛福的灵感，让世人读到了《鲁滨逊漂流记》，认识了星期五；而真正的海盗威廉·丹皮尔在地理发现上却成就斐然，1697年他完成环球航行后写的《新的环球航行记》使他一下子从海盗变成了作家；罗赫文在1722年4月基督教复活节的第一天发现了一个多山孤岛，命名为“复活节岛”；布干维尔发现了路易西亚德群岛及所罗门群岛中的两个大岛，继葡萄牙（麦哲伦）、英国（威廉·丹皮尔）之后，完成了法国的首次环球航行。
但是，这些两个多世纪间前赴后继的探险家们，始终没能真正发现和证实关于“未知大陆”的伟大猜想。1768年，詹姆斯·库克在首次太平洋科学考察中发现了新西兰；1772年，他用三年零十七天的漫长航行，完成了第一次自西向东高纬度的环球航行，并深入南极，于1774年写下了到达南纬71°10’的纪录，这个纪录保持了整整60年，而这个海域（后来被命名为阿蒙森海）离南极大陆最近的一个突出角捷尔斯敦半岛仅区区200公里，他却功亏一篑，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失之交臂！
别林斯高晋的全名是法捷依·法捷耶维奇·别林斯高晋，这位10岁就加入俄国海军的小水兵，后来成了著名的探险家并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1819年到1821年间，他指挥两只约500吨的单桅帆船，三次穿过南极圈。尽管他们没有突破库克的71°10’的南纬纪录，他们的发现仍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发现了南大西洋海底山脉，并于1821年1月22日发现了南桑威奇群岛中的彼得一世岛，29日又发现了亚历山大一世岛。
他成了第一位完成环行南极洲的探险家。
南极洲的一片广袤的海域，后来被命名为“别林斯高晋海”。
在此前后，英国的威廉·史密斯于1819年2月19日拂晓发现了南设得兰群岛，次年1月30日他与爱德华·布兰斯菲尔德一起发现了“特里尼蒂地”；1823年詹姆斯·威德尔创造了最往南的纪录74°15’，那片被命名为威德尔海；1840年威尔克斯发现了东南极洲，从而证实了南极洲是一块大陆而不是一个群岛；1841年1月29日，罗斯在180°子午线上达到了南纬78°并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罗斯冰障，2月他准确测定了位于维多利亚地之上的南磁极，当年底创造了78°11’的最南纬纪录。此外，还有帕尔默、比斯科、迪尔维尔等探险家在南极地区作了有益的探索。
至此，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未知大陆”的猜想已被证实，南极洲的发现基本告成。
幸运的挪威探险家罗阿德·阿蒙森是第一个成功到达南极点的探险家。1910年8月9日，阿蒙森率领“费拉姆”号从挪威启航，宣布的考察目标是北极，但后来他调转船头，宣布改航南极。1911年1月2日他穿过南极圈，当月16日建立了著名的基地“费拉姆之家”。10月19日，他们五个人从基地出发，开始了伟大的极点远征。
1911年12月14日，阿蒙森和他的伙伴到达南极点，创造了人类史上的一项奇迹。
1957年1月23日，美国建立了人类在南极点上的惟一一个考察站，并命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
一个伟大的猜想，引发了两千多年的期待和持续四百年之久的百折不挠的探险活动，许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南极神秘的面纱一一揭开后，还有什么梦想留给后人呢？
12日凌晨，我们匆匆赶往机场，要完成此行的最后一次飞翔。这是此行的第四个“航班”、第六次起飞。
机场不大，更像是一个军用机场。我们在这儿还要履行一个重要的手续：签第二份“生死状”。
三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南极乔治王岛。我第一个蹦下飞机，中国第十六次南极考察队队长吴金友迎在那儿。握手之际，我的帽子被狂风一下子刮到百米之外，落在跑道边那十多米高的冰原脚下。
我们在南极的生活就此开始。
“2000年人文学者南极行”队伍组成后，我请葛教授理一份物品清单供大家参考。半个月后教授来了一份电子邮件，写出了数十项必须携带的物品名称，其中有：
笔记本电脑及附件／数码相机及备件／普通相机／数码摄像机／数码录音机／备用转换插座／GOS全球定位仪／多功能电子手表／望远镜／微型全波段收音机／摄影包／硬面笔记本／圆珠笔、铅笔、彩色油性笔／固体文具胶／瑞士军刀／小剪刀／小文具／小礼品／名片／通讯录工具书与参考书／常用光盘／地图（沿途）／邮品（备盖邮戳用）／剃须刀及充电器／木梳或牛角梳／牙刷牙膏／夹子／绳子／保暖杯／茶叶、咖啡／小食品／自用药品／酱菜、榨菜／内衣裤／旅游鞋／拖鞋／袜子／备用眼镜／沿途服装与用品（此行经历四季）／箱子两只／明信片、信纸、信封／护照／照片／外币／人民币／其他
我们这支队伍的另一项重要装备，就是眼镜。说出来你怎么也不会相信，六个人的眼镜总数超过二十副。如果只算他们五个人，那么平均一人眼镜超过四副。其中周教授一人就有六副：一副右1400度、左1200度的眼镜；一副同样度数的备用镜；一副打电脑的，右1200度、左1000度；一副看书的，右1100度、左900度；一副太阳镜，还有一副可以夹在近视镜上的夹式太阳镜。
六个人中，只有我不近视，也只有我最没学问。我就像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壮汉，戴着一副太阳镜，领导着一支地地道道的“眼镜蛇”部队——他们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艰难行进，左扭右晃，从远处看去，岂不是“眼镜蛇在行动”！
在人类社会，我们的危险，其实大多来自于人。人造成的生命危害，当然包括人操纵机器有意无意造成的生命危害，远在天灾之上。而在南极，来自“人”的危害是不存在的，人见了人都亲热，就像是一只狗在都市熙攘喧嚣的大道上见了另一只狗似的。
人在南极，其危险完全来自于自然环境，可以说，那的确是危机四伏的。
冰盖：南极大陆95％的面积是被冰盖覆盖着的，冰盖厚达数百米到四五千米。冰盖中处处都有巨大的冰裂缝，深的有上千米，而表面是一层新雪，谁也看不出那美丽晶莹的雪地下面藏着死亡。曾经不止一辆履带车掉下去，掉下去的车当然永远也上不来。每年也不止一个人掉下去。掉下去的人，如果事前没有严密的保护措施，只能成为几千几万年后科学家使用的人体标本。据介绍，南极每年都有考察者死于冰盖。
雪雾：南极天气变幻莫测。就是在夏季，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不一会可能就雪大风急。
风雪交加，会形成“乳白天气”。科学家说，那时四野皆白，但什么也看不见，好像把人放在牛奶瓶中。如果那一刻你正好在野外，你只能就地挖个雪洞蹲着等待救援，否则你可能在慌乱中踩空摔伤摔死。据介绍，因雪雾而伤亡的人，在南极考察中时有发生。某国一位考察队员曾因雪雾而迷失方向，最后摔伤冻死。当队友找到他时，发现他离考察站大本营其实只有几十米！不少科学家曾有蹲在雪洞六七天、靠吃雪维持生命的经历。
医疗：南极只有简单的药物和医疗设施，医生一般一站一位，基本是全科医生。稍大一些的病都治不了，而要送出南极医治。而最可怕的是没有飞机进出南极——在乔治王岛上，曾有连续四个月无法进出飞机的天气。
上述危险，在南极的两季都有。而冬季由于有漫长的极夜期，这样的危险还会被放大许多倍。
但我们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是在南极最好的季节去的，极昼，能见度最好，气温最高。而且，作为国家派出的第十七次考察队，危险已被过去十六年间许多科学家和考察队员降低到最小了。我们国家在那儿建立了很好的站点，有相当健全的生活设施。作为后来者，我们如果不是擅自行动，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同时，长城站有严格规定，不允许我们独自出野外，出野外时都要由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或考察队的老队员带队。要不是我们后来私自上冰盖而且没有安全保障措施，我们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所以，我不赞成南极极其危险的说法，南极的确不是人类的禁区。但我更不赞成南极没有危险的说法。说南极没有危险的人，大多是少出野外、天气一坏就不出门的人，或是无视客观事实的人。
有一天，我们去韩国站访问后，由韩国考察站的副站长Ben－Kuan Koo（库本观）先生带着另一位队员驾汽艇送回。到长城站时，天气已有点变，我们挽留他们住下，他们也下了船，但不知怎么一转念，又决定走了。看着他们消失在海上，风浪渐大，我们都隐隐地担心起来。二十多分钟后，韩国站站长Soon－Keun CHANG（蒋舜权）先生突然通过高频电话呼叫长城站，问Koo怎么还没回去。那时海上已是狂风大作，我们一听，都紧张起来，大家全聚在餐厅里，心揪着。不到三分钟，头顶突然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乌拉圭的直升机飞行员又通过电话问Koo走的时间和方向。看来是韩国站长向乌拉圭站求援了。赵萍通过高频电话告诉他们，说Koo已走了半小时了，是要直接返回韩国站的。话音未落，直升机已呼啸而去，顺着海面低空探索。我们就那么呆立着，心里直后悔没有强留他们住下。一位教授说，要是出了意外，我们一生都会不安。十分钟后，电话铃声又骤然响起，大家紧张万分，紧盯着赵萍。放下电话，赵萍长吁了一口气，说Koo刚上路不久，汽艇就被狂风刮得像浪尖上的一片树叶，无法驾驭，他们只好放弃返站计划，靠海岸线的帮助，赶到最近的智利站避难去了。
不久后的一天，三位外国考察队员全副武装后登上了乔治王岛的科林斯冰盖。半小时后不幸落入冰缝，幸好他们有极好的保障，直升机也瞬间到达，但尽管如此，其中两人仍然骨折、严重冻伤。
1月27日，长城站举办春节招待会，气氛热烈。但俄罗斯考察站的站长奥列格却躲在角落里，神情黯然。王站长担心招待不周，让俄语专业出身的邵滨鸿上前询问，才知道，在这一天的上午，一位美丽的英国姑娘突然心脏病发作，奥列格带着队医火速赶到，但仍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美丽的生命枯萎了。后来直升机载着专家赶到，但早已回天无力了。
我们队伍中也出了危险。一位教授几度心脏病发作，其中临回国前的一次特别严重。2月6日晚，他自己都觉得“今天恐怕是过不去了”！全站上下十分紧张，忧心如焚。林清医生几乎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就差打地铺守候了。我则一夜无眠，每一个多小时起来探视一次，听他的呼吸是否正常，并日夜随身带着救心丸，以防不测。
2月5日，我们在多次申请上冰盖未被批准后，决定“擅自行动”，背着考察站领导私自上了冰盖。由于没有站上的指导和帮助，我们只在避难所的角落里找到一条六七米长的细绳子。争执半天，大家决定由比较沉稳的何教授打头探路，相对年轻力壮的我在第二位以防不测，那条绳子的两端把我们俩的腰部绑住后，中间仅剩三四米了。这与每人间隔十米、绳子长度不少于五十米、绳子的拉力要符合国际登山运动的标准、一般要求“五人一串”的规定比起来，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了。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出二百多米后，就在各自的脚边发现了大大小小的冰裂缝，它们发出一种幽蓝的诱人光芒。我们立即撤退。撤退到接近边缘时，我开始跑起来，不料一脚踩空，人摔了出去。大家战战兢兢地靠近一看，心全提到嗓子眼上了：我踩出的是一个不见底的冰洞。
从冰盖上下来后，周教授说：阿正，刚才要是你落下去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趴在洞口附近，用笔记下你的最后几句话，并承诺把它带给你的家人。
当天深夜，我从梦中醒来，脊背满是冷汗。
我突然悟到，最可怕的肯定不是死亡，而是死亡前的那一份绝望。
去南极前就听说，从那儿回来后，会留下一些后遗症。主要是动作迟缓，不拿钱当钱，重新认识自己的亲人尤其是配偶等等。由于我是此行的策划者，所以我听得特别多，也想得特别多。后来，我觉得自己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思想上准备得太充分了——这也是策划人的一个通病，他们总是没完没了地想，想尽了还觉得不够，直到把头发想白了也不罢休。
但从南极回来还是有了后遗症。当自己身在其中时，并不觉得，但一旦置身事外，又觉得可笑。
第一个后遗症是关于拥抱。
谁都知道拥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兴这个礼。好多朋友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很想拥抱自己的父母，告诉他们自己的感激和爱，但到见了面，却总是淡淡一笑。我们从小就缺乏自然大方地去表达感情的训练，这真是人生的缺憾。现在许多年轻的父母在弥补这样的缺憾，他们用一种更人性化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同时也满足自己成长过程中不曾充分释放的情感表达。可是，传统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当孩子渐渐长成，这样的表达又不知不觉地少了。
话说回南极，整个乔治王岛八个考察站，只有中国和韩国是东方文化浸淫的国度，而韩国由于美国大兵呆的时间长，大约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看多了西方的礼节。所以，整个岛流行的是欧美礼节，其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拥抱和亲吻“腮帮子”了。中国队员比较拘谨，女队员从不主动上前吻别人，男队员被“外国女同志”吻了，还会有点羞涩，然后在一旁偷着乐。但两个月下来，我们耳濡目染，都接受了这样的礼式，加上南极条件特殊，人见了人都十分兴奋，人人都被改造得有点西化了。
回国不几天，几位好朋友要为我接风。原本说好了我可以晚到一些，可是由于我见老朋友的心太切，所以到达时，只有“梁哥”在，我与他握手并拥抱他，突然发现他的回应不尽敏捷。我忽然想到，这不是南极那个国际社会了，这儿不兴拥抱。待到那几位很久不见的美丽的女记者陆续到达时，我已没有勇气行拥吻之礼了——多年来惟一的一次拥吻她们的机会，就这样“痛失”了！3月底，两位战友从南极返回北京，我们见面时，十分热烈地握手，不一会儿，可爱的小博士周小妹幽幽地叹到：咳，现在也不拥抱了！说得我们这几个大男人惭愧不已——只是已无法挽回了。
第二个后遗症，是对青菜水果的无法控制的“贪婪”。
在长城站，最苦就是没有青菜水果。这让我们十分难以适应。尽管大家都带了各种维生素片，但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患了口角溃疡。有一天站上分了两个小小的猕猴桃，著名哲学家周教授吃了一个，另一个就小心地带回屋子，要在另一天享用。不但绿色的食物罕见，就连绿色的视觉享受也没有。当2月8日我们离开南极回到人类社会时，第一件大快朵颐的事，就是看到成片的绿树，我们在车上惊呼一片，纷纷把头伸出车窗，大饱眼福。当我们在布谊诺斯艾利斯林先生家放开手脚吃青菜时，那种满足真是无以言表。回到北京的第一顿饭，是与我的太太及两位挚友——磊哥、颖明一起吃的，我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青菜，连垫在主菜下的生菜叶，也被我一片不落地一扫而光。这样的格局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月。至今，我还不能容忍对绿色食品的浪费。3月底，我又多次给杨东
平先生打电话，强烈要求参加“自然之友”的自费植树活动。绿色本是我自幼生长的环境，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视绿色为生命之源。
第三个后遗症，就是在所有快乐的时光里，会猛然想起南极的岁月，想起南极的艰苦与寂寞，想起还在那儿坚守岗位的战友们，而且每次想起心中就有泪，无法抑制。4月5日，我改定了一篇《我的战友》，写完之际，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泪水再一次无声地滑落——不是我太多情太脆弱，只因为我经历了那一切，我对他们无法不牵肠挂肚。对于我来说，那儿的战友已不是一个个个体，而是一个群落，一种象征，一种令我感动的精神。陈立奇先生说，这就是“南极情结”。
拥有这样的情结，是一生的幸运。
第四个后遗症，就是淡薄了以往重视的许多生活内容。我觉得，从今往后，一切打击都不能伤到我的内心，一切无聊的谣言都不能让我激愤，一切名利都不会让我得意忘形，一切纠葛都不会让我觉得无法释怀，一切靠权力支撑的权威都会让我觉得可笑，一切缺乏公益心的人都不会得到我的尊重。我更加坚定我过去十多年所坚持的东西：相信善，相信美，相信爱，相信善恶有报，相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相信每一个追求的过程都是美丽的，相信一切善良都是美好的，相信发自内心的真诚终是会打动人的，相信自然是不可战胜的，相信天道有衡，相信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相信一切努力终将获得回报，相信很多东西比金钱重要。
南极之行已经结束了，可我心中的南极之行却永远没有结束。我永远行走在南极的冰天雪地中，行走在由企鹅、海豹及鸥鸟们构成的世界里。那个没有名利纷争的世界，永远是我的梦中向往之地。
所以，我愿意永远患着“南极后遗症”。
(《企鹅的请柬——全球首次人文学家南极行》，阿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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