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学者孔颖达在解释《左传》时指出：“中国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如果说，在古代汉语中，“中国”更多地属于一个地域的概念，“华夏”则更倾向于代表一个文化共同体，而维系这个共同体并引导它繁荣、进步的价值基础，是“礼义”。二千年来，“礼义之邦”（又叫“礼仪之邦”）是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圣君贤相所崇慕和追求的社会理想，同时，也是经由他们长期努力和奋斗而为中国赢得的誉称。中国礼文化绵延数千年，举世无匹，它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明清以后，礼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作用日益显露，与此相伴，反礼教的呼声也逐渐增高。经过历史巨变、岁月沧桑，古老的礼文化已渐与现代人远逝而去。但是，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气质、内蕴等等，却并未在现代社会全然消逝；传统与现代化在深层次上的种种关联和纠葛，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究、辨析。
杨志刚在《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中坦言，研究中国礼仪制度，“一是希望廓清历史的真相，探明那些已经鲜为人知的细节，或在矛盾的历史陈述中清理出事物的来龙去脉，澄清其意义、价值；二是在此基础上，深入认识、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演变，把握其特点和特质，进而能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有所助益。”“有所助益”是在对传统礼仪制度真切理解的基础上获得的。前者是后者的升华。关于“真了解”，陈寅恪曾有过亲切而精辟的论述，它是“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例如作者在辨析礼之起源时，就是凭着“真了解”去疑存真的。先仔细辨析了风俗说、人情说、祭礼说和礼仪说等说法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然后在大体认同杨宽之礼仪说的基础上，用自己略有补充的文字如是表述：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礼仪活动。当然，这也不是最后的说法，比如，原始民族的礼仪又是如何来的呢？当然，任何问题都可以永远追问下去而没有尽头。不过，在我看来，这里牵涉到礼仪活动与民俗的内在联系及先后渊源关系。往前溯源，即从礼到礼仪活动，再到民俗活动，本链条之最后一环毕竟处在较重要的地位。欲求得对礼之深切理解和同情，与先民日常生活水乳交融从而征显同一性的民俗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形形色色的礼仪活动在历代或多或少被统治者利用，用以稳定社会秩序，有关“周礼”制定者的争论即是一显例，有学者认为是王莽托人伪作，又有人认为是王莽自己所为。杨志刚回避了这一有争论的历史悬案，直奔主题。礼仪活动虽然一般不会产生实际效果，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试图改变和驾驭未被认识的自然力量的精神依托，并且通过礼仪活动，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合作。这种作用即礼仪内在所涵化的同一性要求。而民俗在先民的实际生活中就起到同一性的作用。礼仪活动是民俗活动的一部分，且起源没有后者早。刘姥姥两进大观园之所以极具喜剧性，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两种礼俗生活的冲突，其精神上的同一性因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同大观园的公子小姐们有所差异。本来么，看者与被看者因地位相异而心态亦不同，作为看者的贾府诸人通过被看者乡下老太而宣泄平时不能公开释放的情感，人类与生俱来的顽劣本性在此也得到形象化描摹。
礼与俗的分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乃至前者渐行渐远，几成吾国文化传统中为人诟詈的对象，而一些淳朴的民俗也无可挽回地被新的民俗或时尚所替代。我们要想在新世纪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又离不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只有“真了解”，才能除旧开新和推陈出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因此日显其紧迫性和重要性。从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上讲，礼象征了社会的文化规范，俗代表的是人的生物本性，中国古人对礼俗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其实是对于如何调解、处置文化规范与生物本性之间的矛盾，在历史的过程中作出的选择。文化是人类生存的精神依托，礼俗所代表的文化在一定层次上调控着人类的精神生活，不能像物质金钱那样立竿见影。现代一般人对宗教和一切其他的精神力量都看得很淡，而对于具体有形的东西则加以重视，例如钱或权力。有钱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一切，有权更可以直截了当地为所欲为。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深感当代是信仰普遍衰微的时代。此乃时代情境使然。钱穆在《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回忆自己如何走上治史之路后，语重心长地说，“此后治学，似当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转向于文化学之研究。”钱穆学术之转向实“亦自国内之潮流有以启之也”。我们已可从中窥探到当时研治文化之浓厚氛围，同“五四”以来的潮流是一致的。根深才能叶茂。欲除旧开新或推陈出新，以对当代文化之建构有所裨益，“旧”的即传统我们必须“有所认识，有所把捉”，有“真了解”。杨志刚无疑通过他对中国礼仪制度的扎实研究，为我们别开一吸取借鉴传统文化的新天地；其著作对不止于“真了解”传统的读者诸君的启示想必会更多。
(《中国礼仪制度研究》，杨志刚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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