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三四年前，中央电视台曾经开辟了一个大约叫作《人物》的栏目，我还清晰记得这个栏目的口号——三十个重要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这些人物当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脊梁式的人物，里面包括鲁迅、李大钊等一批五四之魂，也有如谢晋元等烽火里的铁骨，还有科学的先驱如冯如、詹天佑等人，不一而足。一幅幅深色老照片，静态的或是动态的影像资料，再配以蒙太奇的变换和极沉郁的男中音解说，展示了人物一生中最重要一年里的林林总总，如鲁迅在1936，谢晋元在1937等，历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我对央视一些节目的媚俗久有看法，但对这档节目却是另眼相待，感叹其人文精神的复苏，以之为良好的开端。可惜这个节目仿佛并未继续下去。以央视的广博资源，竟开辟不出现代史一席之地，光是邀请一些名流来频耍嘴皮，实在是名不副实。
但这毕竟是一个媚俗的时代，媒体在众人的唾骂之后，久而久之便也习惯，终于不以为然。然而媒体毕竟还是表层，隐藏在这表层之下的，却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灵魂。知识分子的作用，才是实质意义上的媒介，其作用无可取代，仿佛介于一片荒芜和清泠的甘泉之间。一方面似乎还勉强引领一个潮流，以智者的面目示人，风光无限，颇有成就感，而另一方面，不得不暗地里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殚精竭虑。对社会而言，他们自身的存在是一种资源，而对他们自身而言，资源更是一种工具，该出手时就要出手。这当然还有一个怎样出手和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因为资源的利用显然是一门学问，用之得当，可以发扬光大，名利双收，反之，则是浪费，对内对外的双重浪费。放眼到当下的文化圈子，尽管各类新奇不断，炒作之声鼎沸不绝，不必细看，就可以寻出不少动作过于小器的人，占着文化权威的位子，却是屡出昏招，令人深恶而痛疾之。有的是生在其中而浑然不觉，有的心知肚明却面不改色，有的基本无力再思考却依然作河曲智叟状，不一而足。这些大概可以归咎于理想主义的丧失，因为理想主义最典型的特质莫过于精神上超越性的追求，而不是极端的现实与短线的思索。理想主义最直接的后果，是现实中悲剧宿命和人格分裂所带来的伤痛，全然没有心安理得的窃喜。正如西天取经的任务必须由虔诚的玄奘来完成，奥林匹克的圣火必须由圣洁的少女采撷一样，文化的积淀之后所形成的资源，必须交给理想主义者掌管，让他们来经受心灵的折磨，守护着一方佛地，而所有的的苦难，最终将化作正果。
从文化资源的占有角度来看，李辉的确是相当富有，这既得益于他早年的积淀，也因为后来的许多机缘。但这也就无形中将自身置于危地，处理不当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缺憾，自己的心灵也会备受煎熬。这些老人们有的风烛残年，有的业已远去，如何让他们的精神天地得以保存，并且从他们所属的特有时代渗透入坚硬的现实中，的确需要理想主义的智慧和勇气。看得出李辉和他的一班朋友们抢救的心情非常迫切，而他们同样也具备拯救理想主义的能力。这批书系的作者，不是大师们的至亲，就是该人物的研究者，长年累月的凝视，折射出不同以往的角度，弱化其生平，而无一例外突出一生中最重要的际遇，以及由此碰撞出的火花。这大概在本质上也类似于“该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正如碳经过高温而终于变成金刚石，毕其一生于一点。将一些本为人知的，或者曾经隐藏于地下的，都挖掘出来，重新燃起光和热，照耀着每个黯淡的灵魂。
客观地讲，一个对这段历史和人物一无所知的人，希望从这套书中习得一些基础知识，基本是不可能的事。这套书中文字数量并不多，情节性的语句难以见到，即便是像李辉所著几本中一些推想性的场面，也是基于浓缩之后的释放，考证之后的感悟，纯粹是各人所得，感性居多。这是一种散文式的笔法，行文自由而无拘束，也不是与照片一一对应，若单独提取出来，也是绝佳的篇章，如宗璞回忆父亲冯友兰，袁冬林回忆母亲浦熙修，傅光明回忆忘年交林海音等。在这里读不到面面俱到的传记语言，没有从出生开始到去世之后的时间安排，随处可触的是隐性的起伏和峰回路转的妙笔，暗含了人物一生的光华。将人物置于所处的大时代，观照其一生，写出来的却是几件小事，几个表情，足矣。有时我想，若是写余光中，不使用如诗的语言，饱满的激情，加上老杜式的沉郁顿挫，大概也不太如意；写丁聪，从小到大，亦步亦趋，不来点回溯，也没有半点转弯，亦未免太乏味了吧。
正如总序所言“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李辉运用了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方式在拯救资源。图书出版业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的市场调研与行销手段，融合了城市化、小资情调两种流行的阅读取向，营造了所谓畅销书这块大的蛋糕，取得相当的市场份额，形成了一定的自身规律。这是出版业的胜利，不必去置疑。满足时代之需求至少是明智之举，虽然容易造成一些误会，但这总比无视出版规律，一厢情愿的顾影自怜要来得实在。文化读本普及的程度本来就有限，任务却是巨大的，传统的文化书刊要想在畅销书的重重围困中杀出一条血路，谈何容易。曾经有一个例子，问一个中学生尼采是谁，答曰尼采是疯子，原因是鲁迅说过尼采是疯子，这句话可以见中学语文课本《拿来主义》篇。这里不谈应试教育的缺陷，却回避不了如今文化出版业的尴尬。其实又何止是尼采，如这套书中提及的梁思成、王世襄、张元济等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又知道多少。即使是再熟悉不过的余光中，也只知道是《乡愁》——那首考试大纲上规定的必背篇目，如何知道其实余氏的情诗、散文是有若干篇要好于《乡愁》的。读了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能否在眼前浮现出太平湖永远的魂魄；读了巴金的《鸟的天堂》，能否了解他一个世纪的“云与火的景象”。这些都是既成的事实，显出了文化普及的迫切。然而这又是一个“读图的时代”，现代人生活节奏之快，受众多媒体的影响之深显然易见，大概很少有人再去啃季羡林的梵文研究或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而只会把目光投向更直截了当的文字或者图片。畅销书作家海岩说得很残酷，“今天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其传播方式单一有很大的关系，文学的受众面在逐渐减少，如何以其他方式来传播文学作品正是文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如此看来，类似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的问世也许会使一部分对文字兴趣不大的读者对阅读重新产生兴趣，从而使阅读群体变得更加广泛，这未必不是好事。况且，真正能够融入人的记忆深处的，往往也是通俗易懂的，这是文化普及的一个普遍规律。而这套书系就具有面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可能。
我大概也属于很久没有读图的一类人，这次看这些照片，竟不自觉去想老年时的我，又是何种模样。这大概是看多了大师们苍老的面容所致，再加上一些回忆性质的文字作为旁白，整套书容易使人“误入老境”，决没有读王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绘图本的轻浮。这套书里，有相当比例的经典照片，从儿时始，甚至在襁褓中，而后意气风发，成中流砥柱，终于满面沧桑。有一幅巴金的照片，看时颇有感触：巴金端坐在轮椅上，仰望着鲁迅的雕像，周围一片郁郁葱葱。两位静态的老人，皆安坐，巴金微张着嘴，已满头白发，似有话要说；鲁迅依旧是如炬的目光，已被深色的花岗岩永远定格。不知巴金还要凝望多久，但此时似乎也已经是一尊雕像，两位中国现代史上符号式的人物，也不知在想什么琐事，身前后世，不待言明。还有一幅，1985年，余光中伉俪于西班牙陀雷多小巷，单手相执，另手触摸斑驳的墙壁，仿佛抚摸着长长的时光隧道，没有来路，也没有尽头。眼前立刻现出那首《三生石》，挥之不去：“红烛同烧卅五年／夜长烛短更缠绵／可能风急双双熄／同化青烟入九天。”这般的文字与图片的的悄然结合，如唐诗与水墨画的结合，必然会生出很多意境的一致，再加上人世的沧桑，又能衍生出一声叹息。这决不是文化煽情，也不同于余秋雨的“千年一叹”，而是不愿为人知的低眉垂首，暗自神伤。这大概是我阅读这套书系的第一感受。
其二，读这套书，不得不感慨余生也晚。我这一代，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相反，精神世界已经不允许大师的产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以年龄为象征的财富，是一种无法企及的理解力，不可超越。这批书中的主人们，活到现在的都是耄耋老人，近一个世纪的图片记录，或家庭院落，或事业巅峰，勾勒出自身相关领域甚至整个现代史的另种面貌。譬如关于五四，关于“文革”，关于海峡两岸，我的理解不得不有所改变，我们的某些注释是不完整甚至是谬误的版本。历史是多元的，千万不能非此即彼，我不曾理解，是因为我太年轻。正如冯友兰理解孔子的“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时说，“五十岁以前，没有足够的经验不能够理解周易道理；五十岁以后，如果老天不给寿数，就该离开人世了。所以必须‘假我数年’。若不是这样，寿数并不重要。”
“寿数并不重要”，仿佛有些并不积极，已经把人生看得无比虚幻，“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孙犁在别人给他送《孙犁文集》时，忽然感到“她怀里抱的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这样的境界，又是一道我不能立时理解的命题，也算作我阅读的感受之三。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大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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