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又一次固执地站出来，述说他的“融入野地”的梦想。现代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全球化的局面打开了另一扇历史大门。如何解释这个世界正在成为知识分子的又一个竞技场。但是，现代性、信息社会、解构、后现代、后殖民这一些时髦的概念对于张炜不起作用。张炜宁可返璞归真。他似乎更乐意按照自己的设想对世界给予分类。张炜的心目中，一边是大地，植物，常识，传统，血缘亲情；另一边是城市，人工制品，刁钻古怪的理论，莫名其妙的时尚，人与人的相互算计。现代社会的后果之一是，愈来愈多的人不可避免地投入后一个系统。但是，张炜执拗地把前者作为最终的归宿。从《古船》的隋抱朴开始，张炜的一个个主人公都扎根于大地，血脉相联——《丑行或浪漫》之中的刘蜜蜡是这个系列的最新一员。
这是一个乡村的奇女子。穷乡僻壤之中，由于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启蒙，她的内心和身体渐渐苏醒了。小学教师遭受诬陷之后亡命天涯，刘蜜蜡开始了不懈的寻找和追随。她被邻村的民兵队长强行娶走，继而又险些被邻村的村长霸占。反抗之中，刘蜜蜡一刀刺死了霸道的土皇帝之后仓皇出逃。从此，既是逃亡又是搜寻，刘蜜蜡背井离乡，浪迹四方，并且先后委身几个英俊而又不幸的小伙子。二十余年之后，刘蜜蜡奇迹般地遇到了其中一个她最为思念的小伙子“铜娃”——命运竟然安排刘蜜蜡到他家里当保姆。这终于为刘蜜蜡漫长的流浪划上了一个句号。如果说，那个小学教师——刘蜜蜡听说他在一次黑夜的搜捕之中死于非命——更多地是一种精神偶像，那么，刘蜜蜡与铜娃之间是一种成熟的性爱。他们之间不仅有精神的相互依赖，同时存在了身体的相互渴望。如同许多传奇故事的大团圆结局：动荡奔波了半生之后，主人公终于赢得了平静而美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线索纷杂的故事。但是，《丑行或浪漫》叙述得相对简朴单纯。张炜回避了许多趣味性的枝蔓，回避了许多传奇故事擅长制造的戏剧性纠葛，刘蜜蜡的精神成长史是这部小说的焦点所在。漫长的流浪生涯之中，一文不名的刘蜜蜡踏遍丰饶的大地。种种瓜果蔬菜滋养了她的生命，众多大爷大娘大叔大婶的短暂收留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进入繁华的城市之后，她更多地见到的是龌龊。拾垃圾也罢，高级干部家里的佣人也罢，艺术家的帮工也罢，她所遭遇的常常是古怪、自私、变态。如果刘蜜蜡身上没有大地的血脉，她几乎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之中维持纯朴的心性；如果铜娃不再邂逅刘蜜蜡，他后半生也只能意气消沉地挣扎在种种畸形的商业社会关系之中。
这个意义上，张炜的“大地”不仅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沃土，同时是一种精神象征。相对于城市，大地是质朴的，丰厚的，广阔的，母性的，生生不息的。大地不是一个抽象而遥远的观念，而是人们的全部托付。《丑行或浪漫》的简朴情节之中内在地交织了多种相互冲突的文化因素。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自然人伦与“文明阵”，神灵鬼怪与乏味的现实，如此等等。显然，张炜倾心于前者。他从乡村或者土地之中听到了某种博大而神秘的脉动。张炜不惮于插入一些超验的情节，例如鬼魂，或者河流里面变成了女人的大白鱼。这不是利用魔幻作为调味的佐料，这是谦恭地承认大自然隐藏的奥秘。
刘蜜蜡与铜娃相遇之后，小说的后半部分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情节：刺杀了邻村村长的刘蜜蜡自视是一个戴罪之身，她始终卸不下这个十字架。一天早晨，铜娃找来一本法典，自己充任法官审结了这个案子，判定是正当防卫，无罪开释。虽然这是一个私下审判，但是，铜娃和刘蜜蜡坚信这个判决合乎情理。他们毫无愧色地自己赦免了自己。然而，刘蜜蜡的性道德一样无可挑剔吗？寻找自己心上人的中途，她曾经与几个萍水相逢的男人上床。她坦率地承认，这是秉承了母亲——一个风流的乡村美人——的天性，“就是喜欢好小伙儿”。刘蜜蜡身上不存在通常女性对于陌生性爱的避讳。这种性观念也许是一个分歧的焦点，并且可能损害人们对于刘蜜蜡形象的评价。《丑行或浪漫》这个标题多少暗示了分歧的存在。尽管刘蜜蜡也曾经告诫自己，必须自律自重——尽管刘蜜蜡也承认这种放纵是一个污点，但是，张炜宁可从另一个意义上表示宽宥和谅解。小说反复把刘蜜蜡描写成一个丰满的、臀部肥大的女人。这种形象令人联想到了旺盛的繁殖力，甚至联想到了地母的原型。刘蜜蜡的肖像修辞表明，张炜有意无意地从自然本能的意义上肯定了健康的性欲。作为一系列对比，张炜鄙夷的是病态的、占有式的或者作为商品交换的性爱，例如，铜娃女上司的挑逗，铜娃妻子与公司老板的暧昧关系以及刘蜜蜡遭遇的种种奇形怪状的性骚扰。
当然，张炜从来没有将刘蜜蜡出逃的乡村视为一片安宁和睦的净土。《丑行或浪漫》的故事发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形形色色的政治指令同样降临广袤的乡村。“隔开的阶级儿”同样是区分亲疏敌友的准则，“另一个阶级儿”的人罪不容赦。然而，从《丑行或浪漫》的修辞学之中可以发现，张炜并没有把这个准则当回事；一系列漫画式的滑稽故事顶替了“阶级儿”的名义，种种一本正经的政治术语运用得不三不四。更为有趣的是，小说之中两个凶悍的反角均以一个丑陋动物作为隐喻，即河马和老獾。他们身上兽性犹存。老獾的祖先是“食人番”，与他人交手的时候张口就咬；河马壮硕无比，手握重权，杀人不眨眼——即使老獾父子也战战兢兢。这种隐喻与小学教师的猴子形象相映成趣。解释他们性格的时候，动物形象甚至比他们的社会身份更能说明问题。这是张炜使用的一种象征，一种神话式的夸张，还是被视为真实的依据？如果张炜对于自然秩序的兴趣超过了精密的社会分析，那么，人们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这种解释是简化了现实，还是发现了现实的更深根源？
《丑行或浪漫》之中，文学写作一直是拯救刘蜜蜡的精神之光。这是小学教师的惟一遗嘱，文学使刘蜜蜡不至于在风尘生活之中沉沦。这当然寓含了张炜对于文学的不懈渴求。张炜看来，文学并不是他所形容的那种虚伪的“文明阵”，也不是一种谋生的知识，文学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文学被纳入了“生命”这种属于自然的范畴（参见张炜的《世界与你的角落》，《天涯》，2002年3期）。在张炜那里，这是文学与大地的联系。
讲述一个纷繁复杂的故事不难，难的是删繁就简，同时又韵味十足。张炜做到了这一点，这与他的叙述语言分不开。精炼过的口语，绘声绘色的民间话语与微妙的书面表述，多种语言因素的搅拌形成了《丑行或浪漫》的特殊语言风格：有劲道，耐咀嚼，繁茂葱笼，饱含液汁——独特的语言是一部杰作必须具备的前提。
（《丑行或浪漫》，张炜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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