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万维读者网“教育与学术”专栏上，有刘正山的文帖说“列举一些知名的华裔学者，算是一个排名”。
刘正山列出了六个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这六个人是目前人们知道的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经济学家。 他们的排名是：
(1)刘大中(1914～1975)，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惟一一位华裔学者。1955～197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曾参与众多重要计量经济模型的创建。他去世之后，库兹涅兹(197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专门撰写一篇长达16页的文章纪念他。
(2)蒋硕杰(1918～)，先后在美国、台湾等地多所大学和单位工作。对台湾经济改革贡献极大。他是惟一一位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
(4)邹至庄(1929～)，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是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贡献是“邹氏测试”(Chow－test)，是研究耐用品需求函数的先驱。1989年，美国的《教育经济学报》(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全球经济学家排行榜”上，他名列第28位，是华裔经济学家中排名最高的。在1994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俱乐部”评选的“29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中，他是惟一上榜的华裔学者，排名第八。
(4)张五常(1945～)。他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成就是不容忽略的。刘正山说：“我们应该看真正的权威人士对张五常学问的评论，而不应该只看国内几个尽管有点名气，但实际上毫无学术建树的人的评价。比如应该看弗里德曼、阿尔钦、科斯、贝克尔等对张五常的评价……在经济学上，贡献最大的要算经济思想，其次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而张五常是极少数的对经济学思想很有贡献的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中，有很多是仅在技术方面有贡献的，当然没法同张比。”
(5)黄有光(1942～)，现在澳大利亚工作。贡献主要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与微观经济学的某些方面(包括俱乐部理论、资本论、消费者选择)。近年来，他又提出一种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的均衡经济分析方法。
(6)杨小凯，现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多所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他的主要贡献是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据有关资料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尽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存在几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是，其意义不容忽视。
看到这个排名，引起了我的一些感想。这六位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我比较熟悉刘大中、蒋硕杰和杨小凯的经历。他们先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离开了中国大陆，台湾的经济起飞，刘大中和蒋硕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台湾的税制改革就是刘大中设计的。要知道，在这个排名中最前面的两个经济学家，当年都是清华的少壮教授。清华现在不是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吗？如果他们两位可算是清华人的话，那半个多世纪前，清华就是世界一流了，因为有刘大中和蒋硕杰。那时，他们一个44岁，一个只有40岁。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吴景超从官场退出来，重回清华社会学系执教。他参预了《新路》杂志的工作。当时较能集中反映大学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认识的，以《新路》最有代表性。这本杂志和它所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基本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但从学术的角度观察，这些教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参考作用。我去年曾在《万象》杂志上，专门介绍过这本杂志的主要情况。刘大中当时是这本杂志的经济专栏编辑。蒋硕杰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当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今后的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那时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社会公正有好感，但对于苏联的社会制度，他们却敏锐地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社会公正有相当
程度上的认同，但对于苏联缺少个人自由的现实也做了保留。
吴景超在《论经济自由》一文中就说过：“经济自由的享受，美国人民大于苏联。这种情形，与财产的私有或公有的关系很少，而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却很大。我很相信，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根本上是不冲突的。假如社会主义放弃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便可恢复，正如资本主义或任何主义，一旦采用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必然丧失。汉姆教授(G·Halm)曾说过：‘一方面照着计划生产，一方面不许消费自由，是不可能的。计划与自由选择，不可能并存。’在战争的时候可以牺牲经济自由。但在太平的时候，就不应当了。”
在《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可以分开的》一文中，吴景超说：“我个人假如有一种偏见，那就是在价值系统中，我同样的重视‘经济平等’与‘经济自由’。我一向的看法，深信社会主义可以使我们经济平等，而计划经济则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只有社会主义与价格机构一同运用，我们才可以兼平等与自由而有之。计划经济限制人民的自由，并非一种猜想，而是客观的事实。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不管它奉行什么主义，都难免侵犯人民的自由，因此损伤了它的福利。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必须要集中控制，必然要把生产因素的支配权，托付于少数人之手。这少数人假如是大公无私的，假如都如蓝道尔(G·Landauer)所说：‘在其决定生产品的数量之先，要先解决几十万个方程式，其结果也不见得胜过价格机构下所表现的成绩。万一少数人别有用心
，滥用其权力，逞其私意来支配生产因素，则其对于人民大众所产生的祸害，真是不可胜言。人类不要轻易放弃自由，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制度，其保护人民消费自由的能力，胜过价格机构。所以我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联姻，而愿意他与价格机构百年偕老。”
1949年前，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真正做过深入研究的，就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过去总是批评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其实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官员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清华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
胡适在1948年就对刘大中和蒋硕杰的经济学才华特别看重。胡适对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对一个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来说，他非常敏锐地看出了世界的大势，在他那一代学者中，胡适是比较早地认同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
1948年10月下旬，当国民政府的金元券政策失败以后，胡适当时就向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推荐了清华的吴景超、刘大中和蒋硕杰。据蒋硕杰后来回忆，他当时在《新路》周刊上写了一篇《讨论金元券的善后》的文章，胡适非常欣赏。过了不久，胡适就给蒋硕杰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空，说要带他去看看翁文灏，同时胡适还约了刘大中。这次见面，蒋硕杰和刘大中对翁文灏的印象都不好，认为他太悲观了。他们很失望。但过了一两天，刘大中和蒋硕杰同时收到了蒋介石的请柬，原来是蒋要设宴招待北平教育界的领袖们。蒋硕杰说：“胡先生却借此机会将我们两人名字也推荐上去了。胡先生此举是有用意的，原来那晚席间，胡先生就直接向蒋总统陈述经济问题对民心向背的重要，即席推荐吴景超(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刘大中和我三人随翁先生回南京去研讨稳定金元券的方案。总统立表采纳，就转身问翁先生意见如何。翁先生自然也表赞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054页)
吴景超、刘大中和蒋硕杰最后都没有去南京。因为翁文灏不积极，因为当时蒋硕杰的感觉是“我也深信他本人并没有意思接受我们作顾问”。蒋硕杰后来说，胡适要吴景超陪刘大中和他同去南京，是因为他们两人当时都很年轻，阅历不多，去南京这么复杂的环境中，恐怕会晕头转向，不知何所适从。所以要一位年事较长、有政治经验的人做向导。因为吴景超抗战期间曾在翁文灏手下做过经济部的参事。吴景超对翁文灏很不满意，说翁文灏很难服侍，此时去南京一定毫无用处。吴景超说服了刘大中，蒋硕杰和胡适商量后，也决定不去了。蒋硕杰晚年回忆他在大陆时曾被政府征召的这一次机遇，还充满温情，虽然这并没有成为事实。
胡适半个多世纪前对两个青年经济学家的赏识，寄托了他一生的理想，联想到他此前一年向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建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第一流物理学家以加强中国的国防工业。胡适开出的名单有钱三强、何泽慧、吴健雄、胡宁、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等，其胸怀之开阔、眼光之远大和知人之深刻，后来的中国大学校长，无人能与他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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