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流，往事如烟，转眼就是百年，不知不觉，胡风先生的百年诞辰也来到了。为纪念这位当代文艺界的殉道者，有一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几近半个世纪前胡风撰写的三十万字《意见书》。就是这个给胡风本人和整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带来冤案和厄运的《意见书》，当年也曾给“胡风集团”之外的范泉先生造成过伤害。
编辑家、出版家、翻译家、著作家范泉（1916～2000），上海金山人，193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抗战时期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在上海主编《文艺春秋丛刊》和《文艺春秋》月刊，作者大多是沦陷区的作家。五十年代初，范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久又在肃反运动中莫名奇妙地被捕，经过长达两年多的审查，后无罪释放，但早已被开除党籍，家破人散。到了1957年，厄运再次降临，他只因提出“肃反运动不应先审查后调查”，便被认为是“对肃反运动的诬蔑”，又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劳动改造，历经折磨。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留在青海师院中文系当教授。直到1986年冬，年已七十岁的范泉才从青海调回上海，并任上海书店总编辑。1993年，范泉主编并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词典》一书，资料性很强，影响也很大。
要说范泉这些倒霉的人生遭际，还都是他在当代文坛上的两个朋友给造成的呢！这两个人一位是鲁迅的的夫人许广平，另一位是鲁迅的学生胡风。首先说说与胡风之间的恩怨，那是在195４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其中《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一篇，曾提到解放前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顶顶吃香的也就是美国底大腿电影和美国底发松的小品’，再其次，南京暗探范泉主编《文艺春秋》……”结果，就是因为这句话，使范泉受到追查，并遭受了两年多的无妄之灾。直到八十年代胡风冤案平反后，为澄清胡风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又将三十万字《意见书》作为历史文件予以发表，以正视听。范泉看到这《意见书》后，才知道自己当年受到迫害的原由，并专程到北京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询问，胡风将他归为“南京暗探”的说法，有何凭据？梅志告知，因文艺界中有此传言，故有此说。诚如胡风一案的当事人贾植芳所说，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人事纷纭，尖锐复杂，疑神疑鬼，相互猜疑，从而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朋友，也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与许广平之间的恩怨，则缘起于鲁迅。范泉从学生时代就景仰鲁迅，并终生致力于鲁迅研究。上海沦陷期间，他曾将日本学者小田岳夫撰写的《鲁迅传》译成中文，先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上连载（该杂志创刊于抗战后期的1944年10月），1946年又出版过这部传记的单行本。当年在上海由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出面召开的“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会者每人都曾获赠过一本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这本传记。
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是鲁迅逝世后第一部有关他生平事迹的系统记述专著，尽管书中有不少错谬，但当时在纪念和宣传鲁迅上是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的。范泉说，他译出这本传记后，“为了避免对于鲁迅的误解，曾邀请许广平先生加以详细的校阅”；而许广平则“把原著歪曲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纸片记录下来，赐请译者加以改正，并且当面获得不止一次的解释”。所以，范泉的中译本，没有完全忠于原著，而是将原著中一些对鲁迅生平和思想的“曲解”及“凭空臆测”，“在许广平先生的指示下，都一一加以删节或改写”。这种方法未必会得到所有外国著述翻译者的赞同，因为这种做法毕竟是篡改原意的。译本出版时，范泉说明了他对原作部分改动的原因，提到曾得到许广平指教并向她“表示无限的敬意”。可是，《鲁迅传》的范译本出版后不久，许广平却在媒体发表文章否认这件事，以她“并没有拿日文与译本对校过”和“偶或贡献些微意见，未必即对”为由，表示自己“始终对日译本不同意算是校正”。
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件不无蹊跷的事情，主要是与许广平对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不满有关。许广平认为，作者“有若干主观之见，拿来放在鲁迅身上，这是不太好的”。她还指出小田岳夫的写法，“是为日黩武主义者借词解脱”。因此，尽管范泉的中译本对原著内容有所删改，许广平还是极力否认自己参与了中译本《鲁迅传》的“校正”。她不愿意让读者误认为她是同意译本中的观点的。1999年12月，范泉在辞世前则又有另一种解释，认为胡风当时认为他是“南京暗探”，而胡风又与鲁迅关系很好，所以许广平也肯定知道这一情况的，作为鲁迅先生的未亡人，她当然不愿意与“南京暗探”有任何关连。不过，许广平审阅过这部传记的译稿，还提过意见，这些恐怕都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这样的现象，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在现实面前，作为中国人，为什么大多不敢说实话，而是选择了隐瞒真情、明哲保身的做法呢？这种原因，恐怕只有从鲁迅先生《写在〈坟〉后面》中解释过的话来寻找原因了：“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能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因为，还没有这样的勇气，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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