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翻检现代中国科学思想史资料，读了些科学事业家任鸿隽写的报告。任鸿隽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之一，早年担任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后以“稽勋生”名义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又长期出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按说这样的资历是容易摆老资格、耍官腔的，但以“科学救国”为追求目标的任鸿隽却仿佛并无此念。
任鸿隽一生所作的报告包括中国科学社年会的开幕辞、闭幕词、社长报告以及出任大学校长时开学典礼上的“报告”，还有以书面形式写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于中基会的情况回顾。这些报告大多写得简单具体，没有太多的修饰语。内容上则不外乎两点，一是讲理，二是说明。
任鸿隽这一代科学工作者既以“科学救国”为己任，面对现代中国科学精神匮乏，而科学基础薄弱的现状，往往喜欢诉诸西方科学及其理论，以西诊中。然而，这些理论均以“问题意识”为向导，并非空谈。如在1921年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他就针对当时中国人习理工多取功利，而不知其所含的科学理念加以批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任鸿隽思想中一个核心部分，就是科学精神。而科学在他看来，乃是一个整体。在《五十自述》里，任鸿隽指出：“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十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正是存此科学整体观，到1936年，在中国科学社二十一次年会暨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上致词时，任鸿隽仍然对科学学科愈分愈细，影响到整体科学认识的现状，“一面固然是高兴，一面也不免发愁”。
说理以外，则是说明。这方面的代表要数《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中基会为管理和支配美国退还的庚款的机构，经费多资助科学文化事业。每年均有正式年报，罗列基金使用情况。这份《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虽非正式报告，但从内容看，却非常详尽。文中列出了许多图表，使一笔笔资助款的去向一目了然。同时，他还说明了具体的操作办法和所要达到的实际目标。说实在的，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各种监督机制并不健全，中基会能有如此做法，主要有赖于管理者的个人素质。只有公开透明，才可能做到合理公正。这也是他们这一代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理性所在。不仅如此，《回顾》中对科学研究及其现状的把握和定位也显示了任鸿隽等一代科学工作者卓越的眼光。任鸿隽写道：“科学研究的先决问题有两个：一是人才，一是设备。”在人才方面，中基会努力的方向是：“一、使已有成绩的学者得到工作的机会”；“二、使有希望的青年得到造就的机会。”
任鸿隽先后出任过北大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和四川大学校长。与胡适一样，他们这一代科学工作者在普及科学之外，也想通过教育为中国的政治以及现代化打下一个“思想的基础”。教育思想也自然成了任鸿隽思想的重要一环。作为大学校长时他的讲话以及在大学所做的演讲，大多也是清楚明白，务实可感，兼与其科学理念配合的。比如他1935年出任四川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报告”，不仅列举了当时川大学生的数目、学校的设施、课程标准的厘定，更把“注意基本工具之训练”、“注重自动的研习”两点，作为教学基本原则。而这两点也正是任鸿隽所理解的落实科学教育的基本途径所在。值得一提的是，川大四个学院和公共体育部新聘的二十五位教授和三位体育教师，任鸿隽都是当众一一介绍，而这些增聘的教授来自各地，且不乏一流的人才。
任鸿隽回国前曾致信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老朋友胡适，信中对自己回国后的志向略有提及。他想用一年作调查，三四年预备，五年之内或教育或实业，办一件新事业。后来，实业之事因故未成，他便专心致力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直到晚年任上海科协副主席、上海图书馆馆长，也还在以筚路蓝缕的精神为科学精神在中国的阐扬、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教育的普及搭桥铺路。
按理说，任鸿隽是现代中国典型的西化派。早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他就写过不少文章，痛言中国学术之病，希图以西方学术，特别是科学方法来加以根本改造。
任鸿隽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今夫吾国学术思想之历史，一退化之历史也。”（《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受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影响，任鸿隽也把世界知识发达的历史划分成三段式：即“迷信时代”、“经验时代”和“科学时代”。在他看来，随着科学发明的大量出现，十九世纪“人所称为科学世纪者也”（《五十年来之世界科学》）。可是直到192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春季演讲会演讲时，仍把东方文化（自然也包括中国文化）排斥在“近世文化”，也就是科学文化之外（《科学与近世文化》）。
现代中国的西化派，一般是以西方文明标准审视中国的，任鸿隽也不例外。但作为科学事业家，任鸿隽更多地是想在中国培育适合科学种子生长的土壤。就是为了一颗“科学种子”之事，他与时在欧洲，署名“闵仁”的人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生了争论。与任鸿隽相似，“闵仁”也认为西方人的人生态度，是“老实、直率、负责、认真、有恒、肯干等等，结果是征服天行以归人用”。而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是油滑、懒惰、苟且偷安、因陋就简、不负责任、专捡便宜，结果是穷病交加，饥寒并降，不困灾荒，便苦盗贼。”但他同时认为，古代中国是有“科学种子”的。而把“科学种子”视作“科学方法”的任鸿隽自然是不同意这种“古已有之”的结论。他先后写了两篇文章答复“闵仁”，其核心的观点，就是“现代的科学和古代的所谓科学，题目虽是一样，性质却大大的两样了”（《再答闵仁先生》）。把中西、古今截然分视，也是典型的西化派的思想。
然而，任鸿隽这类西化派与崇洋媚外、食洋不化者是大相径庭的。他们的坐标系虽然是西方的，目标却是十足的民族主义的。在《科学的种子在那里？》一文中，任鸿隽就明确说过“洋八股式的科学，是与真正的科学不相干的”，“仅仅明白欧美人的心理，不能算了解科学，科学是由实际上做出来的”。
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作为西化派一员的任鸿隽的内心倾向。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受国际智识合作委员会的委托来中国进行了几个月的教育方面的考察，随后发表了题为《中国教育的改造》的考察报告，报告中不仅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状况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也提出了若干发展中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建议。原来任鸿隽曾与朋友约定，各自写出书评，可是朋友们一直未见动静，于是任自己便先行写下了读报告后的意见，在《独立评论》三十九号（1933年2月26日）上发表。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任鸿隽首先对考察报告中依据的一些数据产生了疑问。报告说，平民教育会定县工作的经费“百分之六十”来自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补贴。而作为中基会的负责人，任鸿隽认定中基会只给平民教育会经费两万元，“若拿此数与平教会三十六万元经费作比例，不过百分之五而已”。颇有意味的是，面对报告中的两段话时，任的不满态度。报告称“因为各国退还庚款，才有许多高等教育机关的设立，而且许多经费充足的大学也是由此成立的。”“中国中等学校的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发起的。”任鸿隽评论说：“这两个说法恐怕凡稍知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人?，都不能认为正确罢。”
最值得辨析的，可能还是任鸿隽评论文章里的这样一句话，“考察团诸君认?为?我们的学校教育过于外国化，我们的意思，却是觉得我们的?教育?外国化的不够。”如所周知，现代中国的西化派，大多对中国较西方落后的现状持批评态度，而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富强，要走向现代化就非西化不可。因此，“外国化”也一直是他们倡导的发展方向。但此次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报告却未支持“外国化”，相反，他们还强调，一国的教育应该根据所在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经济情形创造一种新制度，不可盲从外国，特别是不应该摹仿文化经济和中国社会情形太远的美国教育模式。
抽象地看，国联教育考察团的这些说法相当理性，也所指有故。上世纪初，自从美国哲学家杜威教育理论介绍到中国后，从学制到教育方式上，美国实用主义教育观的影响都是明显的。当时国内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如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刘伯明、陈鹤琴、舒新城等都是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的鼓吹和实践者。而1919年杜威的来华，并先后所作的二百多次演讲，更是在宣传其哲学思想的同时，大大推动其教育思想的传播。有趣的是，杜威在教育理念上，也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外国化”。但以今之眼光看，外国学人和中国知识人所处的环境毕竟差异极大，着眼点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三十年代的中国，从任鸿隽这样的科学事业家的视角望出去，现代教育制度（指科举制度废除后）建立还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而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同步，又部分地消解了外国教育制度和教学方式在更广阔区域的进一步推广。任鸿隽指出：“我们晓得在许多学校里面，虽然教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白话国文、地理、历史等等功课，可是他们的教法，还是和从前念四书五经一样，而且许多学生的心里，也还在那里做他们的洋八股、洋翰林的梦。”最让任鸿隽不能理解的是，外表上看，国内一些新式学校的教学方式与欧美没有差别，结果却正好相反。人家是活泼快乐，身体健全，我们却是“呆蠢、神经失常和不快乐”。要改变这个状况，任鸿隽认为，“除欢迎澈?彻?底的外国化——即种种方法、精神的改革，无他道也。”但“外国化”只是就方法上言，一旦外国人大谈其心理的“优越性”时，任鸿隽的民族主义的自尊就受到了伤害。他写道：“（我们）不能说只有欧美人的心理能发生科学，配研究科学。科学的种子，萌芽在西方，但他能培养移植于世界任何处所，只要有适宜的土地与养料就行了。”很明显，任鸿隽的“外国化”或西化是有着普世性的特征的，即具有面向世界、开放的世界主义的理想。
在鼓吹“外国化”的同时，民族主义情结的一个主要表现，乃是要使其中国化。任鸿隽有一篇题目是《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的调查报告，此文发表在《独立评论》第六十一号（1933年7月30日）上。任鸿隽他们调查的目的，是想了解“目下的中国理科教育情形，是不是比十五年前有了相当的进步”。而在任鸿隽的认知中，“理科课程的中国化，非先有理科的中国教本不为功”。但此次调查下来的情形却不甚美妙。以大学一年级为例。《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和《算学》等五门课，中文课本使用率最高的《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也只占调查课本总数的百分之五，而《算学》干脆百分之百用的是外国教材。在分析原因时，任鸿隽还比较客气，以为外文教材程度比较深，而中文教材不能满足需求。但他也明确提到，其中含有“崇洋心理”。他还指出：“我们在大学高中教课的先生们，对于课?教?材，只知展转负贩，坐享成功，绝不曾自己打定主意，做几本适合国情的教课书，为各种科学树一个独立的基础。”
想来任鸿隽的话已经说了七十年，时下国内高校中，翻印外文教材，规定外语讲课，也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有蔚然成风之势。这中间当然不乏对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教育方式的矫枉过正的因素，但寄存的任鸿隽所说的“崇洋心理”、学术上的惰性和学术水平的差距，恐怕也是毋庸置疑的。让人不解的倒是，当下中国，较之上世纪，各方面的西化程度是愈加深入明显，但西化意义上的中国化的意识却仿佛变得模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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