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谢俊美教授的《常熟翁氏——状元门第 帝师世家》（“文化名门世家丛书”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23．00元），发现书中错误，俯拾皆是，与朋友交流，亦均有同感。为此，斗胆求疵，撰成此文，就教于有关专家。不当之处，愿与商榷。
文史文史，史与文一向密不可分，治史学不能不懂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其中，了解、掌握一点中国古典诗词的常识，懂得诗词的格律、平仄、对仗的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诚然，并不要求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诗词专家，但至少要有一点基础。但《常熟翁氏》的作者于此显然是门外汉。
试举几例：
第19页上有翁孺安的诗：
天涯何日是归期，暗地相思泪湿衣。
虽说秦楼今已近，谁教双凤并时飞。
深院谁怜翠黛销，残更短梦最无聊。
偷弹红泪知闺思，何日秦楼弄玉箫。
稍有点诗词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两首七绝。因为从押韵看，从三、四两句和五、六两句不成对偶看，根本不合律诗的格式。
第21页上，题目中已点明是“四绝句”，但书中却合而为一，成了一首七古。
23页上翁孺安的《代婿怀美人》是五首七绝，也是一口气连贯起来成了一首诗。
69页上有翁心存写的两首诗，可以从韵脚“荷、多、和、波”和“连、缘、鲜、诠”所押韵的不同而看出是两首五言律诗，但文中却合并为十六句的一首。
84页上“他不由感慨万千，遂欣然命笔，写下了四首七言长诗”，这里其实是两首七律，这从诗中第三、四句颔联和五、六句颈联的对仗上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却将其生生割裂为四。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352页上：
七年之后，她途经扬州再次赋诗，抒发对亡姊的怀念：
重来风景尚依然，回首繁华事可怜。
二十四桥春正好，绿杨如荠雨如烟。
记随阿姊泛归舟，云散遥空已七秋。
今夕倚弦成独望，梦魂还逐大江流。
不论是从韵脚还是从对仗形式上看，都可以看出是两首七绝，书中却排成了一首诗 （此诗中“荠”与“弦”疑应作“霁”和“舷”，原文如此）。353页上引用的《虞山》诗和《题夫子燃烛修书图》也犯了同样的毛病，而356页上单士厘的四首七绝则变成了两首“七律”。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抄录。
如果说作者因为不谙古诗格律而造成律绝不分，那末，对词牌的乱标点则同样闹出了笑话。
356页上有两首《十六字令》，一为钱楞仙作，一为翁旋华作，书里是怎样标点的呢？不妨照录：
钱作：星银汉西斜点点明 流萤过一样照空庭。
翁作：云薄似轻罗剪水纹 微皱处新月露眉痕。
好家伙，一首十六字令，干脆一分为二，来个八字对八字，且中间不用任何标点符号。真叫人瞠目结舌。
其实，所谓十六字令者，是一首共十六个字的短令，正确的断句应该是：
钱作：星，银汉西斜点点明。流萤过，一样照空庭。
翁作：云，薄似轻罗剪水纹。微皱处，新月露眉痕。
这样一点，不是意思明白意境又好吗？
标点错乱的还有20页上的《秋闺吟》和21页上《减字木兰花话·题日涉园》。
我们不苛求每个文史专家都谙熟诗词，都是诗词方面的专家，但作为历史学家，如果真的不懂古诗词格律，最好别任意乱点，不妨找几本讲诗词常识的工具书看看。
此外，可能是抄摘原始材料时粗心而出现的差错也有多处。如74页所引翁心存的诗“太息藩篱先自撤，弯孤畴敢射长鲸”，“筹运乏状猷，柔远纡庙算”，弯孤应是弯弧，状猷应是壮猷。只要想一想意思，就会发现其中之差错。
何谓“致仕”？《辞海》上的解释为：“交还官职，即辞官”，古代的官员因为年龄或别的原因辞官不做了，把官职交还给皇帝，称“致仕”。也可以将“致仕”理解为官员退休。同理，“致政”即是交还所执掌的政权。因为致有交还、归还的意思。但《常熟翁氏》一书中是怎么理解的呢？不妨引证几处例子：
读书并不全是为了致仕，但由“耕读而致仕”的也十分普遍。
许多富家子弟乃至普通平民子弟往往由耕读而致仕。（以上两句见第9页）
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博得一第而致仕。（见第10页）
这种通过读书、科举考试而致仕，在苏常一带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见第11页）
很明显，作者把“致仕”理解为做官。也许作者认为“致”有达到的意思，故“致仕”就是做官。这种望文生义的理解出在历史学家笔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科举方面另一处错误出现在第15页上：
1646年（顺治三年），翁长庸考中举人，次年顺天会试，赐进士及第……
科举常识，进士通过殿试，选拔的头三名称为一甲一名、一甲二名、一甲三名，亦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为“赐进士及第”，这是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称二甲，二甲的进士称“赐进士出身”；再下面是三甲，三甲的进士称“赐同进士出身”。翁长庸在二甲三十五名，不能称“赐进士及第”而应是“赐进士出身”。另外要指出的是，考举人的科举考试在各省举行，称“乡试”。清代，京城及外围县设顺天府，因是京畿重地，地位特殊，与省相同，相当于现在北京直辖市，所以顺天府也可举行乡试，但不能称“顺天会试”。只有全国的统考才能称为会试。
17页上：翁叔元……于1672年（康熙十一年）参加顺天会试，殿试中式一甲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是江苏昆山的徐乾学。
查《重修常昭合志·选举志》，翁叔元因为入了永平卫籍，所以可以参加顺天乡试，在康熙十一年中了举人。而他参加全国会试是在康熙十五年，得中进士，殿试为一甲三名探花，但书中却把他提升为第二名榜眼。而第三名的徐乾学根本不与翁叔元同榜，早在康熙九年就是探花及第了。他在康熙十一年，亦即翁叔元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的那一年还任过顺天乡试的副考官。
对于一本专门研究某地方历史的著作，作者最重要的是对该地方的历史人物的了解，首先要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对这一地的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大量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充分占有的素材进行去伪存真的筛选，然后再进行详细的考证，理顺头绪，弄清关系。这是每个历史学家做学问的必然过程。我们并不要求每个历史学家所写的文字一点瑕疵也找不出，每一条史料都绝对正确无误，经得起检验，但至少要做到事件有据可查，言之有理。《常熟翁氏》的作者没有这样做。
第4页上：虞山画派中著名的画家有王 、王原祁、吴历、杨晋（子鹤）、黄鼎（尊古）、马元驭（扶曦）等。
虞山画派指的是以王 为代表以及他的弟子、后人所形成的画派。王原祁是太仓人，不是虞山画派中人，吴历也不属虞山画派，前者为清初画坛“四王”之一，后者加上“四王”和恽南田又称为“清六家”。
第5页上：明清之交，则有邵 （鄂庭）父子五人……名于吴中，有“五凤齐飞”之誉。
所谓“五凤齐飞”，明代监察御史章珪五个儿子仪、表、格、律、楷，其中章仪字来凤，章表字翔凤，章格字韶凤，章律字鸣凤，加上章珪从子章度字虞凤，因都做过官，时人称为“五凤”。至于邵家的“五凤齐飞”，应指邵齐烈、邵齐焘、邵齐熊、邵齐然和邵齐鳌，且时代不在明清之交而是在清中叶的乾隆时期。
第6页上：继后则有钱尊王（钱谦益后人）的“述古堂”……钱曾的“也是园”……
这里所说的钱尊王与钱曾是同一人而不是两个人。钱曾，字遵王，他是钱谦益的后辈族侄孙而不是直系后人（在401页上第16条注释“钱遵王”，仍说他是钱谦益后人，所幸的是，这里“钱遵王”没有错写成“钱尊王”）。这一段涉及人物很多，也显得很乱，所写的人物、藏书楼差错比比皆是。其实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是很容易找到的。
第25页上：冯氏，字已苍，号默庵，工诗，与弟冯班齐名。冯氏曾因营救瞿式耜而被捕下狱，后又被县令瞿士达所忌，典死狱中，其墓在虞山言子墓前旁。
这里的“瞿士达”其实应叫“瞿四达”，“典死狱中”应是“曲死狱中”。前者姑且看作是笔误，后者很有可能是打印出错而未校出，但冯舒并未葬在虞山言子墓前旁却是事实。葬在虞山言子墓前旁的是冯舒的弟弟冯班。这件事在常熟并不是历史秘闻，作者不知怎么会张冠李戴，把弟弟的葬身之地当成了哥哥的坟墓所在。
72页上的许建诰、邵渊跃应是许廷诰、邵渊耀，这一差错又在75页上重复了一遍，实际上在常熟的县志中都有载，只要一查就明。而73页将常熟极有名的明代赵用贤、琦美父子的藏书楼脉望馆写成了博望馆，这在《常熟市志》中也记得明明白白。
156页上：杨希铨，字研芬，进士出身，时官广东惠州知府。其子杨泗孙，字濒石，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杨沂孙，字豪叟，举人，官至安徽铜陵知县、凤阳知府，为晚清著名书法家。
不去说他在排列上先写弟再写兄的不合理，单说这个杨沂孙，到了187页上，就变成“字?春，晚号濠叟，道光举人，历任安徽青阳知县、凤阳知府。”同一个人，上称字“豪叟”，后称号“濠叟”，究竟孰是？其实只要查一查县志即可知。《重修常昭合志·人物志》载：“杨沂孙，字咏春，希钰子。道光癸卯顺天举人，选知安徽铜陵县，调署黟县……擢知凤阳府，旋以父忧归……以官凤阳，遂号濠观，晚更号濠叟……杨泗孙，字钟鲁，号滨石，沂孙弟……”志书中写得很清楚，杨沂孙、杨泗孙是杨希钰的儿子，不是杨希铨的儿子而是其侄子。不仅辈分搞错了，而且兄弟俩的字、号，也都给弄错了。
第188页上：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 还与常昭地区的书法家发生交往。钱泳之外，他还常常出入“赵园”，与赵烈文论文弄墨。
这里是作者随意臆测。钱泳生于1759年，卒于1844年，不是常熟人而是金匮（无锡）人，后来才寓居常熟翁家庄。所以，《重修常昭合志》的人物志将他列入“游寓”中。翁心存主讲游文书院是1846年（见本书456页附表），其时，赵烈文还没有到常熟来，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买下吴氏的“水园”并将其改为“赵园”，翁同 怎么可能“常常出入‘赵园’，与赵烈文论文弄墨”呢？而此时的钱泳早已死了两年了，翁同 如何会与他交往？这不是笑话吗？
对地方历史不了解而匆促成书也造成了书中的差错。
第334页上：翁同 “为了找到明初张洪所修常熟县志《桑志》、《榆志》，曾托汪鸣銮向苏州有关私人藏书家查找借抄。”
这里大错。张洪是明初常熟人，确曾修过一部县志名《常熟新志》，但此志在明代即早佚，未见传世。至于《桑志》、《榆志》，只听说过在明中叶有桑瑜修过县志，世称《桑志》，而从未听见过有什么《榆志》。不知作者为何任意乱写，杜撰出不存在的旧志。这几部志书，在《常熟市志》附录中写得很明白，作者应该看到的。
第372页上：会馆敦睦堂内悬挂着翁心存的大学士匾额、翁同 与他“状元及第”的匾额。他的这块“状元及第”匾额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常熟翁氏故居彩衣堂内。
这块匾的照片就印在本书的插页中，但一看，不对呀，那上面明明是“状元第”三字而非“状元及第”四字匾。
一些历史名人只要翻一些普通的工具书就能查到，如果连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也会搞错，那真是犯低级错误了。但《常熟翁氏》恰恰犯了这样的低级错误，而且不是一两处。
第7页上：曾与昆山顾祖禹一起研究地理学……
顾祖禹是无锡人，但他后来居住在常熟境内，所以也可说是常熟人，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昆山人。笔者妄猜，也许作者写到这里时，头脑中模模糊糊记起有个姓顾的昆山人（顾鼎臣？顾炎武？），于是凭此印象草率下笔。
第117页：贵阳多明代遗迹……明万历年间，学者王阳明谪居龙场……
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死于明世宗嘉靖七年，被谪贵州（注，不是贵阳）龙场驿丞为明代正德年间事，书中居然说他于万历年间谪居龙场，那时他早已死去四五十年，真是活见鬼了。作者是研究晚清史的，也许对明史并不太熟谙，但对于王阳明这样一个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人物，在写到他时，理应取材正确而不能信手乱写。就算一时手头没有有关材料也应该先查找一下，仔细考核清楚再落笔，否则就会闹出笑话来。
第122页：杨氏，字龙友，贵阳人，明万历举人……为有明一代文坛八大家之一。
众所周知，唐宋两代有“唐宋八大家”，而明代文坛上，只有前七子、后七子、吴中四才子，没有听说过有“八大家”的。杨龙友以书画名，为“画中九友”之一。作者杜撰明“八大家”，真叫文学史家哭笑不得。
第127页：袁鉴《通鉴纪事本末》、韩愈《六一居士文集》。
撰《通鉴纪事本末》的是袁枢（188页上仍有袁鉴的《通鉴纪事本末》），韩愈有《韩昌黎集》，没听说过有《六一居士文集》，六一居士是北宋欧阳修，这里明显是张冠李戴。
196页上：在介休，揭拓了蔡中郎（襄）所书墓碑。
我没有到过介休，不知文中提到揭拓的是谁书的墓碑。蔡中郎，应是汉代大学者蔡邕，书法家，《三国演义》上有记其夜扪曹娥碑而读之事，而蔡襄则是宋代与苏东坡等人齐名的书法家，此蔡不是彼蔡。这里既说是蔡中郎，又在括号中加注是蔡襄，真把人给弄糊涂了。把二蔡相混淆，岂不是“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
同样相混的还有213页上：认为欧阳修的《道林寺碑》中的不少字“寒俭无精神”……
没听说过欧阳修写过此碑，大概是欧阳询吧？两欧阳不可混为一谈。
第353页上：旋华青年时代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与翁家有戚谊的、浙江萧山人汤贻芬在对英作战中壮烈献身，给她留下了强烈印象。
此处又是张冠李戴。首先，汤贻芬不是浙江萧山人而是武进人，也不是“在对英作战中壮烈献身”，而是在咸丰三年太平军攻陷江宁时，他要为清室尽忠，赋绝命诗，投池而死。清廷谥“贞愍”。在作者引用的翁旋华作《和汤贞愍公贻芬绝命诗》中就明明白白写着：“金陵经浩劫，义烈此其尤。”作者抄录时难道竟视而不见？其次，与翁家有戚谊关系的不是汤贻芬而是浙江萧山的汤金钊，翁同 的原配妻子汤孟淑是汤金钊的孙女，汤修之女。在作者早先所著《翁同 》一书中明明写得很正确，不知怎么搞的，到了这本书里就错乱了。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大名鼎鼎，但《常熟翁氏》一文中在说到此三人时，也都出了差错。
黄宗羲，少年时代从刘宗周游，曾与顾杲等一百多人在南京上《留都防乱公揭》。文中把刘宗周写成刘从周，把《留都防乱公揭》写成《留都防乱公帖》（见258页）。
顾炎武，初名绛，号亭林。书中写成“初名绎”；“母亲王氏，16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见259页）。实际上王氏是顾炎武的继母，否则，既然16岁未婚守节，何来儿子顾炎武？
259页上：“王船山，字夫之，一字而农，又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应该是“王夫之，字而农，号 斋，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
385页上：在京期间，翁曾桂……拜访了在京常昭籍的官绅友朋季士周、叶昌炽、唐蔚之（文治）、俞佑莱、孙师郑（同康）、叶菊裳……
跟上文将钱曾、钱遵王当成是两个人一样，这里也把叶昌炽与叶菊裳误认是两人，鞠裳是叶昌炽的字。作者不仅当作二人，还擅自改动鞠裳为菊裳。难道作者竟不知写过《藏书纪事诗》一书的金石、版本学家叶昌炽的名字？
研究一个家族，最难搞清的是这个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搞错，弄出笑话来。
在《绵世泽莫如为善 振家声还靠读书——翁家“曾”字辈的生平与作为》一章中，首先提到的是“曾”字辈中的一位状元翁曾源。翁曾源，字仲渊，他是翁同 的侄子。生于道光十四年五月（1834年6月）。同治二年，为庆祝同治帝登基，朝廷特地举行了恩科会试，翁曾源的试卷被列为一甲第一名，也即状元及第，被授翰林院修撰。翁氏家族叔侄同为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被传为佳话。翁曾源从小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且经常发作，为治病而不断延医服药。光绪十三年，因病去世。此事在《翁同 日记》及自订的《松禅年谱》中记得很清楚。如年谱有记：“（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永定河开口，直隶及南省皆水灾。得南信，仲渊侄于是月十三日长逝，盖久病也。”但《常熟翁氏》一书却记为：1876年（光绪二年）因病去世，享年42岁。不知此条材料从何而来。作为一个翁氏家族的研究者，不会连翁同 日记都不看吧，看过此日记，当不会不知此事。但不知何故，会出现如此大的差错，遂使一个常熟末代状元“少活”了十一年。
类似的生卒年份出错还可以举出不少，不再一一赘述。
在人物关系上的差错则更多。
第34页有辈分示意图，其中“翁大中（俸）”，其实是父与子两人。翁大中号静庵，翁俸，号天申，是其第二子。
第356页上：一位是单士厘，钱恂的夫人，钱愣仙的侄媳，即今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曾祖母。
这里的人物关系，要弄清确实不易。简单点说，翁心存次女名旋华，又名端恩（即翁同 的二姐），其夫是浙江吴兴人钱振伦（为当代国学大师钱仲联之祖父），钱振伦有弟振常，生二子钱恂、钱玄同，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儿子，也就是说是钱恂之侄。单士厘为钱恂之妻，也即钱振伦之侄媳，因此，她是钱三强的伯母，作者竟说成是钱三强的曾祖母，把她的辈分生生提高了两级。
第405页上：翁之龙系翁颖封一支，高祖为翁人镜，曾祖翁同福，祖父翁曾绍，父亲翁芑孙。
第407页上：翁之麟为翁之龙的弟弟，早年也留学德国，专业为机械制造。
这里不仅把父子关系搞错了，而且也把兄弟次序颠倒了。翁芑孙是翁之麟的二伯父，不是他的父亲。翁之麟的父亲叫翁锦孙，之麟是锦孙长子，之龙是其幼弟，二人中间还隔着一个之谷，下面还有一个老四之凤。作者要写翁氏家族中人物关系，应该仔细查考《翁氏家谱》，弄清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作者没有弄清其中的关系，不如避开不写。
第408页上：1949年后，翁之麟到了台湾。据说，他曾任台北烟酒专卖局的专员。
其实翁之麟早在1942年就去世了，作者说他在1949年后到台湾，此说不知从何而来，“据说”也不知是据谁说，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可靠吗？
类似的错误在书中还有多处，这里不再一一举例。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此书在引证某些为文史学者所熟知的一般资料时，也有出错。如第1页上“君子之世，三世而宰”，应该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第11页上注释〔1〕，沈玄的诗《过海虞》转载自曹家俊选注《古今百家咏常熟》，古吴轩出版社，1994。其实本书是常熟政协内部资料，未正式出版，与古吴轩出版社毫无关系，说是古吴轩出版社出版，要引起版权纠纷。第3页上“一时逊国难为弟，千载名山还属虞”；“东南开道脉，今古挹文澜”明明是对联，前者在常熟虞山仲雍墓坊上，后者在言子墓道文学桥柱上，但在注释中却随意写成是程光炬的诗、言如泗的诗，并写明转载自《古今百家咏常熟》，你要是真的去翻这本书，是找不到的，原来出于另一本书《常熟楹联选话》中。还有的资料注明出自翁同 日记某年某月某日，但真的去翻书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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