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很晚的时候，接到友人电话，告知施蛰存先生已归道山，一时忧心愁悴，不能自已。忆及十余年来与先生交往之种种，辗转反侧。先生之音容声貌，皆历历如在目前，我不能相信先生真的已经逝世，直到次晨看到报纸，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先生一生乐于奖掖后进，而于我这个驽钝下材尤为过情鉴拔，我今天能够在安徽社科院专事研究，并在近现代诗词研究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实与先生的引导、提携密不可分。
我家本以诗礼传家，先父凤梧公，国学造诣精深，工古文诗词，遗著宏富。我幼蒙庭训，颇耽吟咏。维自“文革”祸起，我初中毕业，即被迫辍学回乡务农，家藏典籍数万册皆为焚掠一空。期间无书可读，父亲病逝后指授乏人，青春虚度。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才被乡中学聘为民办教师，经考试转正。业余自学，获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文凭，仍在乡校任教。拨乱反正后，沉寂多年的传统诗词开始复苏，1984年，我偶然购到几份诗词刊、报，不禁欣喜异常，于是重操旧笔，习作诗词，投寄报刊，也时有发表。但因所处环境在深山之中，极为闭塞，无良师可供请教，无益友可与切磋，只能觅书自学，暗中摸索，其中的彷徨苦闷，若非过来人是难以理解的。
古今凡在学业上有建树者，孤行冥索、自学成才固不乏人，但更多的还是得力于家庭教育和良师指点。要想提高诗词创作的境界，读书、阅世之外，必须广求名师，升堂入室的路子才能走得正、走得快。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无法远行拜师，只有借助于信函，尽可能地多向前辈名家请教。1987年，与上海女词家张珍怀老师通函，承抄示施蛰存先生居址，于是斗胆呈书，并附上若干诗词习作。随即接到先生的复信：
梦芙同志：
函及诗词稿均阅过。足下语文水平、国学水平，已相当高明，远胜于今日大学中文系讲师。有许多教古典文学的讲师，还不懂平仄，作一二绝句，亦不成诗句。而以足下之才，屈居于山乡中学，可见中国今日人才进退之不合理。
大作已细读，批了几点意见，请足下斟酌。奉劝足下：①勿专作诗词，应放宽学习领域，沉潜于古籍、古学，则必不至老死于中学教师。②作词宜多作小令、中调，勿多作慢词。宋人集中，除一二大家外，慢词亦不多也。③勿作应酬、和韵之诗词，多作自己抒情述志之诗词，则人品自高。
事冗草草奉报，即问好?
施蛰存 10月24
先生为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不以俗子庸材见弃，信中殷殷勖勉，指出学习与写作的努力方向，令我极为感动。在退还的诗词稿上，先生对不妥的语句一一批评修改，好句则加圈点。我信中的的落款用了“愚生”二字，先生指出：“‘愚’字大谬，此为老辈对后辈的谦词”。由此联想到中山大学某教授为某翁诗集作序，后署“愚世侄”，亦属误用；又闻浙江大学某博导称其师为“拙师”，更成笑柄。我国自古为礼仪之邦，前辈行文措词，皆一丝不苟，即使是信函称谓的小节，亦须注意。一字之用，可见其人根柢如何，这正是传统文化的精微之处。
此后几年中，我经常向先生写信，报告读书心得，并附呈习作。先生每信必复，多恳切叮咛之语：
切勿专作诗词，还应当多研经史，将来写几篇论文出来，打进学术界。才易于改变生活条件。老杜一意做诗，连一个六品的拾遗也保不住，可想而知。
我劝你多读古文，散文知识不够，诗词亦做不高。
近日太忙，中间又病卧一周，老妻亦病，殊无诗兴，愿足下努力。
论文不宜过长，少则精，繁则汗漫。
足下好自为之，努力自进。
先生不仅在信中对我时加鞭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扶持。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龙榆生先生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使新诗冲击下的倚声末技顿成显学。季刊出到第十一期后，因战乱而停刊，数十年未曾恢复，词学研究者深为惋惜。至八十年代初，施先生赓续这一宏业，重新编辑《词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词学》编委会集中了全国一流的词学专家，多有大师级学者。刊物以登载学术论文为主，附设《词苑》栏，发表时人词作。在第八、九、十期《词学》中，施先生连续选发拙作五阕，每次出刊前都来信告知。而我在乡校任教，因课程繁重，除作诗词与师友交流外，极少为文，自与先生通信后，颇受启迪，始大量购买、阅读古今诗学、词学论著，并结合作诗填词的体验，撰写一些论稿。1991年，我读到现代女词人丁宁的《还轩词》，钦佩不已，拟将读后心得写成论文。经施先生鼓励，我参考合肥刘夜烽先生的《丁宁年谱》，对照丁词反复研读，写成文稿，全面论介《还轩词》的创作历程、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施先生收读后提出多条修改意见，我又复函商讨，书信往来多次，最后由先生亲笔润色，形成定稿，发表于《词学》第十一辑。此文获安徽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使我树立了从事诗词研究的信心，并确定了探索的方向。迄今我所写论文约百万字，以论近现代词居多，并编辑《百年词选》百万言，虽有多方面的策励，但施先生的扶植至为重要，若非他老人家的导引，我可能仍是只以作诗词自娱，不会走上治学之路。
先生对我工作调动问题竭力帮助解决，同样使我铭感不忘。1990年，先生在来信中说，曾任安徽省副省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杨纪珂，是我的学生，又是同乡。想为你求他向安徽有关方面介绍，调到省城文教部门工作。但杨现在北京任中国致公党副主席，此事不能速成，当徐徐待之。“我始终在为你谋求办法，但成事在天，亦不可知其能有结果否，希望你照常工作，努力精进。”先生果然写了荐函，后来也批到省文联，但文联却以“编制已满”为由推拒。施先生得知后自是无可奈何，复信说“你的事不成，实在不幸。”过了几年，我被中华诗词社借调到京，借调期满时，中华诗词社与中国新闻学院负责人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遂分别向安徽省社科院致函力荐，我才得以正式调入社科院文学所。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员，越过县、市两级，调到全省最高科研单位，可谓破格，其过程之曲折艰辛，片言难尽。施先生的关爱，起到根本的作用，终于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而我与先生相隔千里，非亲非故，请益学问，只会给先生增添烦扰，一介寒士，无以报德，徒怀感愧而已。先生以博大的情怀栽培后学，春风化洽，雨露无私，永远是后辈做人的典范。
1991年暑假，我曾专程到上海面谒先生。当时先生精神健朗，耳聪目明，交谈约一小时，毫无倦意，并问我路费是否有困难，他可以资助。我婉谢后，恐长谈有碍先生休息，起身告辞，先生送至楼梯口，白发老人慈祥的笑容和频频挥手的身影，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中。到199６年，先生函云身体衰弱，长期卧病，无要事不必来信，因此我不敢多扰，只是每年托马祖熙先生（亦施先生之弟子）代为问候。先生给我的信共二十多封，装订珍藏，每一翻阅，如晤音容，增添了我读书写作的动力。
先生为“五四”以来学苑鸿儒，学问包罗古今，贯通中外。早年从事新文学创作，中年转以古典诗学、词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名家。其著述沉沉夥颐，我无力购置全部，仅买到《施蛰存小说散文选》与《唐诗百话》，并承先生寄赠所编《花间新集》。此书专选宋、清两代词中小令，共二十卷千首，抉择精严，别具手眼，“悬高格以求菁英，自谓萃其狐白，温韦晏欧，风流斯在”?《叙引》?。对清词各家，都附有短论，鉴赏批评，餍心切理，文字极精。前引先生函，言“作词宜多作小令、中调，勿多作慢词。宋人集中，除一二大家外，慢词亦不多也”，以此选观之，可见先生认为词之精华在于小令。这是现代词学家中比较独特的审美观念，虽不无王国维论词的影响，但施先生是在全面阅读宋、清名家词集的基础上形成结论的，选词也兼顾两代，不同于王国维的一味推崇五代、北宋，视南宋词、清词若敝屣。词中小令有似诗中七绝，易学难工，作品能写得要眇空灵，出神入化，非天才莫办。而我填词的才力仅及中驷，虽也勉强试作，但难臻深美闳约之境，转不如写长调之易于铺叙成篇，足证施先生的识见之高明。
先生不仅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家，至其自作，亦卓然居二十世纪旧体诗坛名家之列。其《北山楼诗》?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7月版?集中存诗285首，另有《浮生杂咏》80首，古近各体俱工，或沉郁坚苍，或清丽流美，不拘一格而独具风神。抗战期间先生万里流离，经湘、桂入滇又入闽，所作尤多，抒写爱国情怀与重大时事，堪称诗史。《浮生杂咏附记》云：“浮生杂咏初欲作一百首，以记平生琐事可念者。今成八十首，仅吾生三分之一，在上海之文学生活，略具于此。以后又五十余年老而不死，历抗战八年内战五年右派兼牛鬼蛇神二十年。可喜可哀可惊可笑之事，非二十诗所能尽。故暂且辍笔，告一段落。”寥寥数语中，多少感慨?先生非但在新文学创作方面首开风气，旧体诗亦造诣高深，兼以文言序跋与评论之典雅隽洁，都显示出一代大师淹博宏通的才力。前辈学者大都理论与创作紧密结合，相辅相成，而今日学界能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的已寥寥无几，治学的范围趋于琐细而难臻广大，仰止高山，不禁三叹。
从五七年到“文革”，运动频仍，知识分子屡遭迫害，文化学术殊有玉露凋伤之慨，友人王翼奇君说：这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就是一个“默存”，一个“蛰存”，语虽近谑，而实至沉痛。施先生为劫后犹存者之一，与同辈学人珍惜余年，精勤不懈，为祖国文化事业的承传作出巨大的贡献，举世同钦。先生享年九十有九，可称高寿，今归道山，而风范长存，著作不朽。我生逢不幸，未能立雪门庭，多录亲炙，但多年来蒙先生青眼有加，鼎力扶助，诚属不幸中之大幸，自当尽心于学问，奋力耕耘，庶几绵延薪火，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瞻望苍穹，星疏月冷，感怆悠悠，曷有其极?吟成一律，以殿拙文：
百年沧海屡扬尘，何处仙源可避秦？
凤絷不堪生若死，龙潜终见屈能伸。
文章照夜光芒在，桃李逢春雨露新。
一炷心香和泪祭，高风千古仰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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