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真有什么国粹，我想围棋应该是最拿得出手的了。国际象棋，电脑“更深的蓝”可以战胜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而围棋，“最深的蓝”恐怕也难奈棋臭如我者何！曾经有人因为围棋的玄妙和与其他棋类游戏规则的旨趣迥异，如落下的棋子不能再行调动，而断言它是外星人送给地球人的礼物。这当然是不能成立的。史称尧作围棋以教丹朱。那是什么时代？部落社会。部落社会的生存方略基本就是各占要津，党同伐异。后来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甚至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都可以看到这种“争城以战”“争地以战”的农业社会战争样态的印痕。不过，如彼的光荣不能掩盖如此的尴尬：近代以来是日本这个冤家对头体现着围棋的智慧和魅力，并以丝毫不逊于推销其汽车和家电一样的热忱，承担着向世界传播围棋文化的责任。由于怨结太深，中国人面对这样的情境，心底可说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正因郁结着巨大的心理能量，八十年代的中日围棋擂台赛才成为一个意义远远超越体育的社会事件，纹枰上的聂旋风也才被意识形态化地放大为抗日英雄。
如果把围棋与战争作为文化交流和地缘竞争的代名词，那么显然，综合二者，才是我们这几代人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的全部。如果说这种缠绕纠结在聂卫平身上还只是某种历史的回声和投影，那么，在吴清源先生身上，则应该是十分残酷的真实，就像拉奥孔身上盘绕的莽蛇一样。以常理推之，这样一种缠绕纠结，应该是全方位地体现在人格、行为以及经历诸方面的。吴先生是高人。照片上的老者，仙风道骨，鹤发童颜。平淡，平淡，还是平淡——这就是由绚烂归于平淡的那种平淡？我觉得不像。我总觉得，这份平淡后面潜藏着某种紧张不安，甚至冷漠荒凉。
我是在阳光灿烂的办公室收到这本叫《中的精神》的书的。很多年前我读过《以文会友》（它应该就是这本《中的精神》的前身），那是由一个围棋杂志内部印刷的，非常朴素的十六开本；与现在带腰封，多人作序，大量插图的精包装完全不同。但更大的不同是我的心境。当时我一气读完，印像深刻的是吴氏的天才与怪诞，外加对段祺瑞的失望。天才是吴横扫日本各路高手；怪诞是吴跑到天津加入红万教以及追随玺光尊。失望则是因为当时就在张自忠路的三号院即段祺瑞执政府内上班，公干之余经常“手谈”——我们原以为段执政儒雅品高，非一般军阀可比，总爱争自己屁股下面坐的就是段氏的位子。现在，从吴书得知，他不仅好下无理手，还输不起。于是我们有了这样挤兑对方的口头禅：“你怎么跟段祺瑞一样？”后来，北京的燕山出版社还出过一版，好像叫《天外有天》，编辑送我一本，内容大同小异，就搁在书架上一直没动。
使我的心境发生变化的是两本书，它们或多或少与围棋相关。
第一本是《围棋少女》。小说以1931年东北三省沦陷到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时代背景，在血腥的世界冲突中，“塑造了一角和平的天地：小小的千风广场，碧影绿叶中，男女主角在刻有棋盘的石桌旁相遇。男人是日本间谍，冷酷而痴情，女人是十六岁的中国少女，纯洁而不天真，聪明而残忍。一盘围棋，也是在感情的迷宫中失去自己。每一场棋的开始都是一场美妙的梦，每一场棋的结束都是无情的回归。”作者想表达的是，“在两种非常状态的敌对文化中，男性与女性在对立中相爱、探讨乃至达到升华的可能。”
这位叫山飒的所谓旅法女作家，让我想起了上海的卫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卫慧是用她自己的身体写作，而这位山飒则是用民族的文化写作。她这样声称：“我是中国人，代表一种遥远而神秘的文化。”——对法国人“遥远而神秘”，对日本间谍和中国少女则是爱的触媒恨的溶解剂，有这样的文化么？都是些什么呢？围棋？用膝盖思考也不可能！记得二十年前读过一篇陈姓作家的小说，《最后一幅肖像》，主题、题材都与此极为相似，不过道具不是中国的文化围棋，而是西方的文化油画。当时就有人撰文批判，谁有空翻出来指向《围棋少女》应该大致不错。“在两种非常状态的敌对文化中，男性与女性在对立中相爱、探讨乃至达到升华的可能”？深刻的人从这里能找到许多理论的毛病（事实上，我根本就没弄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直觉非常简单：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围棋与战争的二重变奏里，只有日本人来这么瞎扯什么文化的超越性才可以解释。
另一本是《杨振宁文录》。据说杨是科学史上继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但当有人问起他“您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我觉得是帮助中国人恢复了在科学上的自信。”显然，他心底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自觉承担着一份作为中国人的责任。这一自觉源自另一位中国人，他的父亲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先生的教育与熏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巍巍长城／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这是他父亲一生都喜欢的歌，也是他自己一生都吟唱的歌。
正因为“身体里循环的是父亲的血液，中华文化的血液”，当1964年，在美国生活了近二十年之后，杨氏决定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时心里仍感觉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想到了传统，想到了近代中国所蒙受的屈辱，想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回国，那是他“灵魂深处的希望”。是的，“父亲心底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1997年参加香港回归仪式时，杨氏仍为此耿耿于怀。他对两弹元勋邓稼先品格的敬爱，对其事业的感动，多多少少包含有欣慰和自责的成分——这位同乡好友完成的，是一份他自己承担有某种责任的工作！或许，直到在美国退休后回到清华园定居，他才会真正有所释怀吧？
从杨书，我可以读到杨氏对中西文化既调和又抵触的体会，读到他在服务祖国与追求科学不能两全时的焦虑。吴书说他获赠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称号是由杨推荐的。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将这二人作一对比。而最想知道的则是，在比杨氏所处更强烈残酷的矛盾冲突中，吴氏内在的心理过程与体验又是怎样一种图景？毫无疑问，吴的一生从根本上说应该从他与围棋的关系上去理解和评价。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也不应忽略这一点，其与围棋的关系是被历史镶嵌在中日文化交流和军事冲突这一特殊社会背景之上的。
迄今为止，吴在国人中的形像曾有三种定位：文化汉奸、抗日英雄和不食人间烟火将围棋技艺和文化演绎升华到人生境界的高人智者。文化汉奸说出现在1942年间的南京。吴和老师濑越宪作、师兄桥本宇太郎应喜欢围棋的“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之邀来到为日军所占领的中华民国首都；“桥本先生在南京市内看见了我的人头像和悬赏金。我的模拟像上写着——吴清源文化汉奸（文化奴）”。吴在书中也很清楚自己“成了日本人的工具”；“要问我那时的感受，我总觉得很难回答……心情很复杂”。抗日英雄说分别出现在1952年的台岛和1985年的大陆：“台湾赠与我大国手称号”，沈君山先生誉称其“匹夫而为异国师，一着而为天下法”；“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听一位先生说：中国抗战战胜日本，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帮助。战胜日本的只有吴清源。只有在围棋上，他真正战胜了日本。——大约台湾对我的热烈欢迎，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情吧。”
现在占据人们心目中位置的是第三种形像：不食人间烟火，将围棋技艺和文化演绎升华到人生境界的高人智者。金庸说自己最佩服的“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这不但由于他的天才，更由于他将这门以争胜负为惟一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陈平原进一步开掘：“从儿时的痴迷围棋，到老来谈玄说道，吴先生性格中，有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面”。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吴清源先生赞词》也是沿袭这一思路，但主要强调其人格中对所谓灵境的向往以及中日文化因素的平衡。
确实，从书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吴氏在棋艺追求上的焚膏继晷苦心孤诣纹枰对弈中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如战前战后的“升降十番棋”、耄耋之年探索“六合之棋”），同时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吴氏在伦常日用的小事方面并不缺乏计算能力（如为儿子计放弃中国国籍而第二次选择日本国籍），在有关民族国家情感的大事方面时有昏招俗手（如面对“支那人”的蔑称自谓“不那么在乎”）。因此，前述两种针尖对麦芒的解读和评判以及高人智者说的美化，分疏起来颇费周折，但它们的后面各有某种社会、心理及事实的依据在，却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我要说这三种判断都不过是管中窥豹，仅见一斑。如果说文化汉奸说太过偏激，抗日英雄说有些自作多情，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将围棋技艺和文化演绎升华到人生境界的高人智者说则纯属浅薄的浪漫主义外加弱智式的简单化。
两极相通。显然，文化汉奸说在吴氏对自己行为的主动性程度这一形势判断上有误，抗日英雄说则不懂得吴氏的成功同样也是日本棋界的光荣。此外，还有这两点错误是共同的：都将围棋与两国关系尤其军事对抗捆绑过紧；仅见其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无见其日本人的法律身份。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周恩来、周至柔、梅兰芳以及杨振宁等这些英雄豪杰对吴氏的重视与推崇。与此相反，高人智者说则走到了另一极端，有意无意地几乎完全无视这两点——仿佛梅逢和靖菊遇渊明，在围棋与天才的因缘中，身处中日纠葛这一风暴中心的吴清源就和晶莹剔透的玉石围棋子一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纤尘不染，丝毫没有折射属于那个时代的苦难煎熬和风云变幻。
事实不是这样。大家应该知道郑孝胥，这可是个货真价实的汉奸。吴书第92页记录了他与郑的交往：“我记得郑先生对我说：任何事物都是自然的。对这句话我很有感触，一直记在心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易经》中所说的阴阳的中和。”为什么“很有感触”？“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什么“一直记在心上”？心里一直都受到身份认同以及委屈愧疚的困扰折磨需要缓释。至于将它说成“就是《易经》中所说的阴阳的中和”，则完全是为出于自我安慰需要的“六经注我”。在我看来，吴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与围棋同一，既是自己自觉自愿的人生选择，也是时代别无选择中的逃避。可以说，其在围棋上之所以能够登峰造极，除开师良友益、资质超卓，别无选择的时代激逼未尝不是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将这说成蚌病成珠当然是不准确的。但平和恬淡只是吴氏生命中的一个面相却可以肯定。因为生命不可能彻底围棋化，时代的因素必然渗入其生活和人格，这就使得他不得不去面对某些历史“强加”于自己的东西。撇开所有道德因素的考虑，至少身份认同的困扰应该是吴氏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当然，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他将自己定位为“通过围棋致力中日友好的人”；晚年，则总爱说世界是个大家庭什么的。不知为什么，我倾向于将这理解为其潜意识中为化解这一紧张而持续萌发的冲动。因为要形成这样的理念，对于经历了百年对抗的旅日华人，比任何其它地区的华人都要困难多多（事实上，他自己就没有带一个日本弟子）。虽然吴氏从未明言，但我想，他所谓一生中的“许多痛苦时刻”应该多少与此相关。当此之时，他总是“背诵白乐天的诗”，以这样充满庄禅意味的句子自我排遣：“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人生如寄，岂不荒凉！
既然三种判断都不能一柱擎天，我的看法自然就是，三者综合方为吴清源完璧。
“春秋责备贤者”。解构高人智者说的神话，不是要将其与杨振宁比较以高下乎其间，也不是要以另外两种极端的说法哗众取宠，而是在得知有某文化公司兴师动众筹拍反映其生平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后，十分希望能从屏幕看到某种真实的精采回归。打量书中我们的编剧、导演及演员等一干大腕众星捧月般环绕着吴氏的合影，那乐呵呵的表情委实有些叫人担心，担心其在文化追星的心态中，将吴与围棋的复杂关系，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以及人性在这一纠结中的顽强与软弱、压抑与升华，被抽象化理想化地叙述成一位天才和一种文化的传奇——无知恶俗一如山飒者流在《围棋少女》里的表现。倘如此，既遗漏戏眼、戏份，又糟蹋历史、感情。作为一个怀有期待的观众，能不既忧且惧？
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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