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性灵的动物。他不仅观察和思考世界，也观察和思考自己，尤其爱观察和思考自己的行为和由自己行为带来的结果及这一结果对世界的影响。考察人类行为方式有多种，经济学和社会学则是较为有成就的种类。
应该承认，古典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考察与当代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考察相比，内容要宽泛得多，即古典经济学考察人类行为含有社会学的视角。经济学只考察人的理性行为并因此形成一种高度抽象的模型化思维方式，应该是始于穆勒。1836年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定义》一书中，遵循西尼尔的方法，将经济学说成是基本上论述经济生活中人类动机和行为方式的“心理科学”，并由此提出了经济人概念。这一概念即是马歇尔及其后来所有的经济学家奉行的观点。虽然穆勒也提出，经济学家不仅要考虑经济动机，即迫于谋生的压力和苛求闲暇而尽量增加财富的动机，也要考虑生活领域中存在的非经济动机如风俗习惯等。但他对人的行为进行了分类，他认为人的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金钱收入实际激发的行为；一类是包含“不同种类冲动”的行为。他的这种分类，使经济学从此以后与以斯密为代表的兼有社会学视角的古典经济学有了区别。
真正使这一分类明确起来的人是帕累托。帕累托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理性行为的，理性行为以外的行为是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正是因了这种划分，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总是试图将经济问题从社会力量中抽象出来，总是愿意将人类设计为按照机械刻板方式行为的人。具体的说，经济学只分析经济领域中理性人的理性行为，完全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家同时对经济问题和社会制度进行分析的方法和以一种宽容和包容的方式定义经济学的胸襟，以及对其他社会科学的洞见的浓厚兴趣。
萨缪尔森根据自己对经济学理论的考察，明确提出了一个由参数和变量构成的联立方程组表示的一般化的均衡体系。他用参数表示外在的经济环境，用变量表示经济体系所决定的内在因素，用方程表示均衡条件。然后根据经济问题寻求均衡条件，从中找出均衡解。萨缪尔森的这种方法，成为了支配以后几十年经济学诉诸数学和推理进行分析的方式。
然而，一种将抽象和逻辑推理用到了极致的分析方法也有自己的不足。因为，不管你采用的数理分析方法如何复杂，充其量也只能反应理论和假设的逻辑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单凭数学分析并不能产生理论观点和假设。如果在采用数学分析之前，并没有对所研究的问题做质的研究，对有关假设做质的分析，那么，依靠数学得出的结果，只能是一种超越现实的虚构，一种维象和推理的学问。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代前后，又出现了“输入”社会学思维方法于经济问题上的做法。输入社会学思维方法最为成功者恐怕非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莫属。以实业问题为例，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所有的行为人如消费者和厂商以及工人等，都在努力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一旦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厂商就有可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来雇佣工人。但事实上，尽管有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工资就是不会下降。对于这种情况，标准的经济学模型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阿克诺夫则在经济学模型中引入了社会学模型中的含义，即失业的发展是由于群体行为的结果。他为此建立了一个“赠品交换”模型。在模型中，他指出失业的发展是因为工人们关心他们的同事。这种关心限制了厂商签订能够导致市场出清的有效合约的能力。
阿克诺夫分析方法的形成首先基于他对经济中行为最大化的看法。他认为，从心理学上讲，有的人可能做事很有目的性，行为是最大化的，有的人可能并不会对事情作出机械反应，尤其在进入某种特定环境后，有时候就会以不是最大化的行为方式行为。他们很可能愿意最大化自己的行为，但因为他们并不机械刻板行事，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
虽然经济学家中现在做如是观察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但将狭窄的理性分析方法运用到极致的也是大有人在，比如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贝克尔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核心，假定经济生活中的个人是在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基础上，追求自己设想出的效用最大化。这种假定的依据为，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但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必须在选择中生活。由于要选择，所以人们必须认识到选择了A就意味着放弃了B。由此类推，不管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行为，他首先面对的是要在成本和利益之间进行衡量和选择，这就是解释全部人类行为的基础。贝克尔用这种根据成本－收益为衡量标准的理性选择分析方法，对歧视、犯罪、人力资本和家庭犯罪等传统经济学范围之外的领域进行了分析。比如说犯罪问题，就是贝克尔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成本—收益衡量悟出来的。贝克尔是在去参加学生考试的路上碰到这个问题的。当时他快迟到了，他面前摆着两种选择，一是把车开进停车场，成本是交了停车费用，又迟到了；一是就地靠边，成本是或许会收到一纸罚单，但不用交停车费，也不会迟到。他迅速盘算了一下收到罚单的概率，“理性”地决定将车停在路边。当然，他最后既没有迟到也没有收到罚单。这样，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潜在的犯罪人和警察两方面的最优化行为。根据理性选择方法，他认定，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了将时间和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此人就会从事犯法活动。因此一些人成为罪犯并不是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是他们的利益与成本之间存在差异。同样的方法也被贝克尔用到了家庭问题上。贝克尔认为，家庭行为也是一种最大化行为，其基础就是理性的选择。比如说男人和女人结婚与否、婚后决定要孩子与否或是离婚与否，都是比较利益和成本的结果。他们选择的是效用最大化，所以，他们只有在预期结婚比单身生活好时才结婚，预期离婚会增加他们的福利时就离婚。而要不要孩子则纯粹是一种长期投资考虑，其中最关键的是涉及到父母对储蓄报酬率和对孩子的“投资”报酬率的衡量。如果投资在孩子的生养和教育上的“投资率”高于为养老而储蓄的报酬率，父母才会决定要孩子。
实际上，经济学考察人类行为的方式与社会学有很大的关联。一般认为，社会科学起源于哲学，经济学先于社会学出现。由于经济学自己规定自己只分析理性的行为，所以一些更大更宏观而且不宜用功利主义来论述的问题催生了社会学。社会学采用了除了理性分析方法以外的一切手段来分析人类在非经济领域中的一切行为。不过，韦伯一直坚持，人类行为由两个因素组成：利益和社会关系。韦伯认为，“不仅是思想，物质和合理的利益也直接控制着人的行为。然后常常地，由思想创造出的现实形象，也像扳道工一样，经常决定着沿着哪条轨道，行为才能被利益推动向前。”
正是因为认识到驱使经济行为的是与社会关系相关的利益，所以，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命题的兴趣日渐增长。19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学突然兴盛起来，其方向有二：一是借助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建构全新的社会学，比如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经济学。一是运用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如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分析经济领域中人的行为，如马克·格拉诺福特的新经济社会学。
从经济社会学角度，用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来看待人的行为尤其是这种条件下的行为如何促使制度的形成，自有一番理性以外的全新的非理性感觉。比如说，制度就不像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流行的观点那样，被视为是规则的组成。制度被视为是靠社会关系锁定在某种形式中的利益的体现。新经济社会学甚至用这种方法考察了1880年代～1930年代美国电力产业的形成，即美国的电力产业为什么没有走向公众所有？为什么不存在每一家大的电力公司自行发电的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运用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提出的观点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电力产业形成时期，某些关键人物的关系网络对电力产业目前这种基本形式的形成至关重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英萨尔和他的关系网络。189４年，英萨尔来到芝加哥，接手了芝加哥爱迪生公司。当时，这家公司还是一家新兴的小公司。英萨尔的到来为公司带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关系网络。英萨尔认识纽约、芝加哥和伦敦金融界的人，还认识许多政界人物特别是芝加哥的政界人物，认识美国的投资家。凭着这些熟人关系，英萨尔才具有将运营方式、组织形式、技术发展和金融背景汇集于一体的网络和能力，这门产业才具有了今天的这个样子。英萨尔和他的关系网络的活动，一点一点地排除了整个产业趋向公众所有和每一家大的电力公司自行发电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形式的组织形式事实上是否是最为有效的组织形式，这门产业的组织形式在早期阶段就这样渐渐锁定。一旦锁定，这种形式就开始一点点逐渐完善，其他形式则渐渐被排除。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最初的组织形式就是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解释经济制度发展的某些部分。
用这种方法分析某一职业的形成也是经济社会学的拿手好戏。一般来讲，如果分析人士是一位威廉姆森式的经济学家，很可能会经典的将某种职业的形成看成是最小化交易成本的结果。但对美国精神病协会进行历史的追溯就会看到，在十九世纪，美国就存在经营精神病机构的人群。这些人群之间互有交往，这种交往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组织，这一组织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精神病协会。这是典型的一种采取了组织形式的个人关系网络，然后，这种形式被渐渐锁定，并最终被锁定为一个职业。
到底用什么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社会学教授的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花了两年时间专门访问了与此有关的十七位学者，并于1990年出版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一书。该书是一本访谈录，访谈的十七位学者半数是经济学家，半数是社会学家。由于经济学是一门显学，所以这些受访人多数是著名经济学家，其中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有加里·贝克尔，乔治·阿克洛夫，阿玛蒂亚·森，肯尼思·阿罗和罗伯特·索洛。另外还有以交易成本经济学出名的威廉姆森和以《集体行动的逻辑》出名的曼库尔·奥尔森。社会学是一门影响较小的学科，所以受访的社会学家不如经济学家那样为人所熟悉，但其中的多数学者也是自己领域中的佼佼者，如将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引入社会学并建立了经济社会学的科尔曼，以及创立了新经济社会学的马克·格拉诺福特等人。这十七位人士虽然分属两个领域，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不是只用自己领域中的分析工具分析专属于自己领域的课题。他们有的采用本领域的工具“侵入”了别人的领域，如贝克尔用理性分析工具于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领域；有的是在本领域“输入”了别人的工具，如阿克洛夫借用其他社会科学分析方法于经济学领域的“心理社会人类经济学”和科尔曼采用理性分析方法创立的经济社会学。总之，这是一次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碰撞，碰撞的结果是其中多数人都创立了自己的学派并因此而得了奖（经济学家）。碰撞后面的故事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相信是每一个想要在自己领域中做出一番成绩的人想要知道的事情。
（《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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