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十八世纪最后一位哲学家孔多塞在逃亡中写出了《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强调历史的进步和人类理性之间的联系，认为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相当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在该书的末尾，孔多塞信心十足地指出，人类的进步不可避免，“这个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它们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就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82页）不管孔多塞本人的命运多么富有悲剧性，他确实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人类自形成以来，依靠自己的努力，虽然不乏曲折，但仍稳步地进步着。这些进步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技术上，也体现在人类的精神和思想上。而一个社会的进步，也必然要求有与其物质文化成果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成果。
由刘明翰、郑一奇主编的多卷本《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以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为基本线索，全面论述了自人类形成以来在精神文明领域取得的成果，体例宏大，内容丰富。限于学力，笔者仅打算对其中的第一卷《精神文明的源头和早期》（李长林、杨俊明、陈明莉著）略做介绍和评论。
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力求全面地展示人类早期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这里所谓的全面，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时间上来说，该书系统叙述了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到公元六世纪前后在精神文明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不过，作者并没有因此忽视人类在原始社会所取得的成就，给它的文化创造以充分肯定，指出所谓的原始人、野蛮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昧无知，“恰恰相反，这两个时代已经有了科学、艺术、文字、宗教的萌芽。”虽然“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还很幼稚，但是涉及的范围却很广泛，它们对天文、地理、动植物、医药、数学等方面都有了初步认识”。作者引用柯斯文的话说，“这一文化也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它的高级形式又成为尔后进步的基础。直到今天，还有原始人的多种成就在当代文化宝库中保存着它们的意义。”（《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第8页，下引该书，均只注页码）第二，从地域上说，该书不仅给西方古典文明以浓墨重彩的描绘，而且给古代近东、埃及、中国和印度在该领域的成就以充分肯定，有关的内容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诚如吴于廑先生所说，“埃及和巴比伦是人类文化征途上出现较早的两支拓荒队伍，他们前无古人，一点一滴的成就都晶莹可贵，他们在好些方面所迈出的最初步伐，为后世开辟了道路，他们的经验、探求和创造是后来重大发展的开端，经过继承者的不断努力，这些开端的东西就愈益显示其深远的意义。”（吴于廑：《埃及和巴比伦古代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见《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495页）所以，该书对古代东方所取得的成就，举凡天文、音乐、地理、历史等各个领域的成就，都给予了相应的篇幅，显示了作者浓厚的历史感。第三，内容丰富全面。精神文明不仅意味着人类在文化创造方面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应当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精神文明的根本含义来说，精神文化的创造和成就，终归来源于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该书把握住了精神文明的这一本质，在书中不仅全面论述了古代人类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成就，将见诸于文本的、很大程度上代表精英文化的部分如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果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对以往人们一直比较忽视的教育、生活方式、社会风尚、体育活动等，也都纳入书中，给予相当的篇幅。该书因此突破了一般的世界文化史框架，成为人类精神文明成就的展示台。
第二，浓厚的历史感。毫无疑问，精神文明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它的含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对不同的时代来说，精神文明的含义显然也有所不同。例如，原始人认为，屠杀战败者是自然行为；古代人一般认为，奴役战败者天经地义；当代人则认为，虐待战俘是犯罪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在原始人那里不成为问题的行为，到古代人那里可能会受到谴责。而在古代人那里可以接受的做法，在现代社会就可能被视为犯罪。该书的作者们都是长期耕耘在世界史领域的专家，他们显然意识到了精神文明含义的历史变迁，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每一编的开头，都用简洁的语言总结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背景，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搭起必要的舞台。在肯定古代东方文明成就的同时，该书明确指出，“由于原始氏族制度的大量遗留，导致古代东方各国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等级划分，仍然和血缘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形使古代东方国家以氏族和宗教、血缘关系为根基的伦理道德——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的儒家伦理，印度的种姓伦理，在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第11页）而在论及希腊文明的成就时，作者专辟一章，从地理环境、文化继承、社会经济、城邦制度等方面讨论了所谓的“希腊的奇迹”产生的根源，认为“古希腊人不仅在物质文化上，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继承与吸收了东方文明的遗产”。“我们在考察古希腊文化发展的社会经济水平时，要注意到古希腊文明的起点较高，它是在铁器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而城邦制度所创造的古代民主政体，“促使希腊人较其他古代民族，尤其是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古代东方民族更多地发挥人的精神潜能，从而创造出在文化领域、精神文明上巨大的成就。”（第152～155页）在分析罗马精神文明成就时，作者从历史发展趋势出发，重点分析了罗马文化的综合性特质，“罗马人首先继承了希腊古典文化中的一些优秀传统，如文艺的现实主义，哲学多流派的自由探讨，强调个性，重视伦理，纵览天下的世界主义的眼光等，这不仅为它走上世界霸主地位及维持政权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促使罗马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颇有特色的质朴务实的理性精神。”不过，“罗马人并不是被动地因袭希腊，也绝不是简单地照搬。罗马自身的拉丁传统和伊达拉里亚文化已为它奠定了文化的底色，在适应内外发展的过程中，罗马文化也不断地进行了革新和创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遵纪守法的观念，务求实效的精神。从而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与希腊文明一道成为西方文明的渊源。这样，该书把自己与一般的精神文明类著作分离开来，展示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
第三，评价实事求是。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需要对每一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既要肯定其在前人基础上取得的进展，也要指出其毕竟仅仅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及其局限性所在。总体上看，该书对各个时期、各个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评价是中肯、到位的。对古代东方文明，该书一方面肯定其拓荒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由于专制制度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文学艺术往往也成为歌颂专制王权的工具。与此相关的则是王权神授观念的流行，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个人的自由权利受到极大限制，对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力的发挥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第11页）对于传统在学术界遭到否定的宗教，作者也给予了必要的注意，尤其是对犹太教及其经典《圣经》，作者充分肯定了它对世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于古代希腊，作者肯定了它的人本主义精神，认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第158页）对希腊人在各个领域中取得的成就，作者显然倾慕不已。但同时也指出，能够享受这些成果的，毕竟只有公民。即使伟大如罗马，其对外扩张给被征服地区造成的灾难，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社会道德，也因为各种原因，在帝国时代不断败坏，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衰落。类似的例证，在书中比比皆是，不再赘述。
不过，作为一部富有开创意义的著作，该书也存在某些不足。首先，精神文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保证其实行。对于这样一些措施，该书似乎仅在希腊和罗马部分有所论述，而在有关古代东方的部分中，几乎没有触及。其次，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阶级性。虽然如今阶级分析观点不再时兴，一些人甚至看到阶级就反感，但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说，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以希腊为例，城邦对公民的要求和对奴隶的要求显然不是一个概念。对公民来说，它希望公民们保家卫国，积极参与城邦政治。而对于奴隶，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他们要服从主人。而希腊人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如果没有奴隶劳动，恐怕也是不可想象的。尽管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说，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人类在一定时期内所取得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指出它们所存在的不足，也应当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否则如何体现人类历史的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进展？第三，该书的主体是主流文化。而在我们看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主流文化当然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人民大众中存在的一些亚文化或者民间文化成分。它们也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很少走到前台，或者出现在主要由上层阶级人士完成的文字作品中，但它们毕竟是该社会所有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这方面，雅典民主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虽然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作品中，不管是老寡头的《雅典政制》，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雅典那样的民主制度都持否定态度。但一种制度、尤其是以说服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能够存在将近二百年，说明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是支持它的，存在一种民主的意识形态。可惜有关的文献非常少。但是，雅典国家所组织的节庆活动、卫城的建筑与雕刻、富人的自愿捐助，都可以说是民主政治在思想领域中的表现。作者对此有所涉及。但因为该书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精英文化层面上，其分析有欠深入和彻底。第四，由于该书涉及的时间和地理跨度以及知识的广泛，个别结论值得商榷。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讨论。这里仅举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第348页称雅典五百人议事会判处指挥阿吉纽西战役的雅典十将军死刑。这句话至少有两个史实上的错误。一是判处将军们死刑的是雅典的人民大会，不是五百人议事会。二是被判死刑的将军不是10个，至少特拉美尼不在受审者之列。最后，该书的注释也不无可以批评之处。一是注释不够完备，一些应当下注的地方，特别是那些直接引用他人成果之处，没有必要的注释，使读者难以查找其观点来源。二是注释体例不够统一，有些注释采用的是通用的格式，包含作者等必要的项目；有些注释则让人莫名其妙，如第422页的注释是：王阁森：《齐鲁学刊·瓦罗农学与公元前一世纪意大利的农业经济》1986年第3期。恕笔者孤陋寡闻，这样的注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了解的人知道，《齐鲁学刊》是刊名，后面的才是文章标题。不知道的还以为王阁森先生写了一本同名的著作。我觉得，我还是更愿意接受第14页注释②中的格式，在篇名后面注明期刊的名称和发表时间。最后是个别脚注的翻译有些让人费解，如第475页注释②中的《从奥古斯都到沙勒迈恩的欧洲道德史》，其中的“沙勒迈恩”，从原文看，应是西方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查理大帝。不知何故，这里变成了谁也不认识的沙勒迈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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