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图书分类，《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之初的鲁迅论争》列在“人物研究”；以此反观该书，则所谓“五大未解之谜”，显然并非同等性质。其中“鲁迅活着会怎样”，说的是鲁迅身后事，实与鲁迅无关，至少与“人物研究”的对象鲁迅无关。把本来与鲁迅无关的事情牵扯进鲁迅研究，向为该领域的一大弊病；遗憾的是此书亦未能免俗。至于这究竟是不是“谜”，则是另一问题。当初是否有过那一番话，此其一；即便有过那一番话，至今是否还算是谜，此其二。单以后一方面而言，我觉得倒用得上鲁迅自己用过的一句话：“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难道时至今日，咱们对此还要大惊小怪么。中国文人屡遭劫难，心态却每每幼稚依旧；幼稚之在当时，或可谅解；之在一而再、再而三的事后，则不能不谓之愚蠢了。这是几句题外话，——如前所述，此问题或与他人有关，独与已死之鲁迅无涉，置之不论可也。
其他几个“谜”，确实属于“人物研究”问题；虽然，问题有大，有小，有原本不值得或不应该“论争”的，也有“论争”了半天仍旧是问题的。譬如“鲁迅死因之谜”与“鲁迅丧葬费用之谜”，肯定不是同等分量。“鲁迅与许广平定情之谜”则显系隐私，论家说三道四，未免无聊。鲁迅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较之平民百姓的确有限，但并非一点没有。对于研究者来说，此种“研究”究竟有多大意义，多大价值，着实值得反省。我素来主张研究不违人情；对研究者虚悬一个至高无上的“研究”宗旨而为所欲为，颇不以为然。即以此事而论，或许真是个“谜”，但与外人了无干系。鲁迅是人，不是神——从前我们记不住后一句，现在又把前一句给忘了。
至于“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谜”，似乎并未发现任何新的材料，由此而起的“论争”——单看书中所收两篇文章，其实谈不上什么“论争”——顶多只是新的揣测而已。揣测并非定论。编者在序言中说：“应当说，周氏兄弟失和之谜的论争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没有新的有突破性发现的材料，也就只能对这一谜团做出上述解释了。”我觉得不免武断，其间似乎不是这么个逻辑关系——也许应当说，如果没有新的有突破性发现的材料，周氏兄弟失和之谜的论争就没有告一段落，也就不能说“只能对这一谜团做出上述解释了”。至于“上述解释”有无道理，我觉得至少在推理上还有不周全处。姑举一例，该文关于周作人日记有云：“尤其是，故意剪掉了日记中的有关记载，却还特地告诉人们一声。既然剪掉，就是不想让人知道，又何必告诉人？剪掉以后再告诉人，使人既无法证实，却又无法否定，得到的效果是无形中坐实了自己的结论。”“不想让人知道”的是日记的内容，而“告诉人”的是剪掉日记之举，原本是两件事；文中混为一谈，推论也就难以站得住脚。
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谜”也属隐私。所以前面关于“鲁迅与许广平定情之谜”的话，这里也能应用。虽然我承认，该事对于周氏兄弟双方此后写作与思想发展，都有很大影响，因而与另一个“谜”有所区别。但就这一事件而言，在未曾发现任何新的材料之前——鉴于当事人及知情者均已物故，且各位生前并无明确说明，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有什么新的材料了——与其妄自揣测，不如止于事实。而这也是两位当事人自己的态度。鲁迅对此的直接表示，其实只有一点，即用过“宴之敖者”的笔名；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曾解释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正是前述止于事实。周作人提出“不辩解说”，《知堂回想录》有云：“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也是止于事实。
《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一书中，真正值得研究者关注，也可以论争的，只有“鲁迅死因之谜”与“鲁迅丧葬费用之谜”二事。虽然如前所述，两“谜”大小有别，但是参与论争者，的确都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至少是对旧有材料做了较为认真的核实。这是很难得的。不过研究者在得出相关结论时，仍不无意气用事、深文周纳之嫌。而这种现象同时发生于论争双方，就不能不令人特别留意了。好像咱们的研究者还不大习惯——或者说不大能够——科学地对待所研究的问题。话说至此，我想推荐一本小书给此书的作者和读者以为参考，即罗尔纲所著《师门五年记》。那里胡适谆谆传授给罗尔纲的，似乎也颇值得我们学习一番。总括一句话，即如胡适所说：“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这个意思说来平凡极了；然而真要做到，其实并不容易。
谈到“鲁迅死因之谜”，我也主张止于事实。我看书中有些文章，大胆假设之后，不继以小心求证；却以假设为前提，再行推论一番，尤其涉及对须藤五百三医生的评价，显然不能坐实。我们过去吃过这种思路太多苦头，古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葛涛编，东方出版社2003年10月版，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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