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周末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COOP书店。“复活节”前夕，哈佛广场上的人们似乎都很开心。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卖彩蛋，那些蛋像似石头做成的，上面有色泽鲜艳的图画。
在COOP里，我又见到那位老妇人，她是用小车式的拐杖走路的，她似乎把自己所有的精神追求都寄托在书上，每次来都读到快关门时才离去，看她那凝神的样子，我相信书和它们所带来的精神滋养是她眼下最需要的，她会伴着书香忘掉喧嚣的尘世，走向生命的尽头。我羡慕这种理想、宁静和充实的晚年时光。
坐在这位老妇人对面，我在读一本新书——《死亡的对话》，作者是玛格丽特·萨默维尔。这本书不仅介绍了西方世界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也写出作者对于安乐死的一些独到的见地，我感觉序言写得非常好。以往的死亡对话都是在宗教的背景下进行的，但现代西方社会的安乐死伦理学又使这种对话有了新的可能。无疑地，死亡使我们面临恐惧和孤独，即便是有亲人在身边也是如此。许多主张安乐死的人并不相信人的生命有任何固有的、神秘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尤为相信当人的生命衰落时，它就是一种无价值的存在。玛格丽特引用了一位政治家说的话，“当你的生命被用尽，再也没有使用价值时，你应当尽可能地以最快、最经济的和最有效的方式埋单。”玛格丽特把这种看法称为关于“死亡的消费市场价值观”。显然，她并不赞成这种看法，她认为人的生命有其内在的价值和神秘性，如果把安乐死合法化，就有可能减少我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揭示。死亡的对话与生命的对话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
在玛格丽特看来，安乐死讨论中的一个最大的困境是：我们缺少一种世俗的话语去充分地把握非物质性的、形而上学的现实性。传统上，我们利用宗教去说明那种复杂的、不可见的、不能衡量的构成人类幸福本质的现实性。其实，我们也应当用这样的话语说明人的精神，无论我们是否信教。她把人的精神定义为“与我们生活世界相关的，或者相联系的深切的直觉感受”，认为我们是比任何基因机器、比任何逻辑和理性存在物更为丰富的东西。实际上，人类正面临的一种全球性的挑战是——发现一种话语或词汇，它能够超越宗教、超越人种和跨越国界地把握生死的意义，以及人类精神的现实性。可以说，安乐死的讨论使人类有机会去发现这种共同的精神和话语。人类是会讲故事的动物，我们最重要的、共同的故事形式是比喻、对比和诗歌。我们通过理性、想象、直觉和认知来交流，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交流某种现实性，然而，某些知识的寻求只能通过建立一种人类希望相遇的、比喻的形而上学的空间，关于死亡的智慧便是这样的知识。
玛格丽特强调，建立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空间依赖于一种归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感觉。可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意识，结果，当我们自己和所爱的人们逝去时，我们很难找到和进入一种要求比喻的、充盈着诗韵的形而上学空间。面对死亡，我们比祖先更为可怜，因为我们更难以用泪水来满足悲欢离合的需要，满足聚集在一起分享失去的痛苦、分享记忆的欢乐、分享诗意的仪式和挽歌的需要。
毋庸置疑，死亡是最古老的、令人恐惧和好奇的哲学争论之一，它也是生命中最后的行为。玛格丽特对于死亡意义和方式的追问非常有意义。人生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必须完整、有头有尾，我们既需要把故事讲完，也需要有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于这种恐惧的把握和超越。我想，人在死亡时之所以孤独和恐惧是因为体验到即将与这个世界、与亲人和我们所熟悉的一切诀别。当我骑车路过红绿灯闪烁的十字路口时，常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别看眼前人群簇拥着抢红灯，但当汽车撞倒你时，你会发现在马路中间的却只有你自己！人们恐惧死亡是因为感觉到自己正在走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没有同伴，孤身一人。
或许，当人们面临死亡时，都恐惧自己并不具备一种找到与他人联系、形成一个共同体、以及体验超越的能力。一位澳大利亚土著长老曾说，当我们面对死亡时，必须寻到一个新梦，而且能够把握住它。我们必须体验属于一个超越我们自身局限性的、更为广袤的空间。把握希望的意义，把握与未来的联结，以及被爱和回报爱的意义。面对死亡、面对恐惧，我们的确需要像这位长老所期待的那样，有一种对于死亡意义的形而上学把握。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归属于一个更广袤的世界，意识到一种新的生命和生活即将到来时，或许恐惧感也会随之减少。
当然，这一空间在现世是不存在的，也正因为如此，形而上学的超越才显示出自己的意义。我想，也正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从对于死亡的恐惧中寻求到这种意义，玛格丽特才不那么赞成安乐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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