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
——江泽民摘自《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辛言
不知从何时起，“跑跑”成了一个颇时髦的流行语。求职、上学、参军、贷款、打官司……举凡要办事的，无不需要“跑跑”。“跑”的范围之广，参与者之众，可谓空前鼎盛。这一“盛事”亦然涉足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领域；某些人为达升官、保官之目的，极尽“跑”之能事，不惜费尽心机，调动三亲四戚、同学朋友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为其牵线搭桥、贴金添彩、说话办事，这便是“跑官”了。
毋庸置疑，“跑官”之风盛行，是当前干部人事工作中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跑官”与党的组织原则格格不入，“跑官”与“要官”、“买官”往往连为一体，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危害极大，影响极坏。
那么，为什么我们明知“跑官”是一股歪风邪气，多数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更是深恶而痛绝之，却仍有一些人照“跑”不误，趋之若鹜呢？究其原因，主要是“跑官”有用论在作祟，那么，“跑官”究竟能有多大作用呢？
我们不妨先看看“跑官”者的动机和结果。
大凡热衷“跑官”者，不外乎三种人。一曰心虚：平时碌碌无为政绩平平或劣迹加身，生怕一朝“黑云压城”而掉帽子。二曰没底：苦心经营，志在必“升”，心中无数，“跑跑”有底。三曰从众：张三“跑”了，李四“跑”了，咱也跟着“跑”，落得个心理平衡，过后不后悔。而“跑”的结果，如愿以偿者有之，历尽东奔西走，终得封官许愿，达到个人目的；适得其反者有之，遭到严词拒绝、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有则如坠五彩云中，越“跑”越没底，“茫然无所处”。
由此不难看出，“跑官”的效果，全在被“跑”者手中。如果被“跑”者党性强，讲原则，“跑”者即使三头六臂，巧言令色，也难达目的，正气自然压倒邪气。反之，若被“跑”者党性不强，无视党的纪律，把手中管官的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则“跑”者得逞也非怪事。当然，若搬开应当坚决惩治的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之类不论，被“跑”者若能分辨是非，分清良莠，拿起“德、能、勤、绩”的硬标杆，抵制“动机不纯”者，进而选贤任能，却也不失为一件幸事。看来，“跑官”作用大小，与被“跑”者的政治素质恰成反比，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外，关键是要提高“管官的官”的政治素质，只有他们的素质提高了，才能使“跑官”者无机可乘，无空可钻，无好处可捞。
京峄
卖官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而收受贿赂；买官者，则用金钱开道而获取权力。在这里，权与钱可以明码标价，可以以“质”论价，也可以随行就市。中国水利部原闽江工程局第四工程处处长林安华为当局长助理，先后向管理局党委书记乔延龄、局长章椿宝、副局长蔡辉荣、曾国润等人贿赂钱物达３０多万元；山东省原泰安市公安局长李惠民，为职务升迁，先后向市委书记胡建学、副市长孔利民行贿，总价值１０多万元；原山东省石油集团股份有限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山东泰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洪波为使自己能走上政界，一次就送给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卢胶青各２０万元计４０万元的股票。如此权钱交易，得利的是交易双方，而出卖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曾经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联是“以钱开路”。如果说这是对买官卖官的一句绝好讽刺，不如说是对贪赃枉法行为的真实写照。买官卖官讲的是一个“钱”字，不管够不够条件、有没有问题，只要舍得花钱，钱花得到位，就能买到称心的“官职”。
此外，还有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原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苏凤娟，在任徐闻县委书记期间，因其司机汪悦汉在县委班子换届时为苏拉选票有“功”，又与苏有着“非常”的关系，所以苏凤娟便不顾其他领导成员的反对，硬是将江由司机直接提拔为县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长。原河南省保险公司总经理周华孚，为报一位老领导的重用之恩，自作主张将老领导已离休多年的丈夫调进了保险公司，且安排其享受副厅级待遇。
还有那些“跑”官要官的，最终也要归属于卖官之列，因为买官者摸清了那些卖官者的脉搏，掌握了他们的心态，便打着上边某某人或某机关的旗号；而卖官者则是为了自己保官、升官，便以此来送人情、铺路子。
买官卖官钱从哪来？无非是民脂民膏、贪污受贿、动用公款；买官卖官的，官从哪出？“老板们”早有安排：机构变动、干部换届、班子调整，或多设领导岗位，或增加领导人数，或解决职级待遇，反正“职数、编制都是人定的”。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因为卖官，使该市平均每个局级单位达到６.２个领导职位，最多的竟多达１３个，另外还有带括号享受“科级待遇”的３００多人。
所以能如此大方，只因为都不是自己的。钱可以尽情地花，官可以尽情地封，至于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和后果则没有人去问津了。
京峄
河南省原周口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曾锦城，曾经连续９年任省交通厅厅长，被誉为“桥梁专家”，并曾在国际桥梁建筑学术交流会议上宣读过自己的论文；浙江省原平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董根顺，曾在工作中多次受奖，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河南省原鹤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振江，曾在工作中取得过３０多项科研成果和发明创造，其中两项获省重大科技成果奖，一项填补国内空白，曾被授予全国技术革新能手、部门劳动模范、省劳模、省、市先进科技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从这一个个光荣的履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曾经有过的付出与成功。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职务的改变与权力的扩大，于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送钱送物也就接踵而至。在金钱物欲的诱惑下，在庸俗人情的蛊惑下，理念动摇了，意志衰退了。由“感到不踏实”到“感到理所当然”，甚至到欲壑难填。因此，放松修养，任贪欲膨胀，是使他们最终被金钱吞没堕入犯罪深渊的首要原因。
权力一旦失去了监督与制约必然会产生腐败。买官卖官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疏于管理，失于监督而出现了权力的随意化、庸俗化和商品化。实践证明，组织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它包括上级组织对下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同级领导班子成员的互相监督。而从买官卖官诸多的案件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是缺少这种监督。那些违法犯罪者，卖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多个；受贿数额不是数百数千，而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经营时间也不是一年半载，而是长达数年。他们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政策，对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拒不执行。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同级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既不坚持党性原则，进行坚决的抵制，也不向上级党组织报告，而是一味地忍让迁就，搞“一团和气”；而上级组织对此也未能及时发现，更谈不上纠正和处理。这在客观上给那些违法违纪者提供了条件。浙江省原平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董根顺，在任职期间，仅两年多的时间里，共提拔副科级以上干部２７９人。在提拔的干部中很少进行民主推荐，多数都是由董根顺和组织部干部科长两三个人商量划圈决定的，就是在提交常委会讨论前也很少征求分管领导同志的意见。对这种严重违背《条例》的做法，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提出过批评，也没有向上级党组织进行报告。因为没有任何的监督与制约，而导致了董根顺的为所欲为。
原河南省保险公司总经理周华孚经常是电话通知人事处长，某某人要提拔为某处处长，还要求马上拟文。有时为安排一个人，他可以突然宣布新设一个处室，既不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更不向上级请示报告。对于周华孚的问题，上级主管部门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几年中举报周华孚违法违纪问题的来信常年不断，但有的举报信转一圈又回到了周的手中，结果是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一次他竟洋洋得意地比划着说：“告我的信有这么厚，可是又咋着？”正是监督与管理的软弱无力，使那些违法违纪者有恃无恐，使腐败得以滋生蔓延。
此外，领导干部家属的贪欲和参与，也是促使买官卖官、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一个原因。浙江省原平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董根顺的老婆潘菊兰，是个贪婪得出了名的人。据一些给董根顺行过贿的人讲，初到董家，潘的态度冷淡，不让坐也不倒水，但一见有红包她态度马上就变了，又沏茶又让坐。几年来，行贿者送给董根顺的钱物，有不少就是她收下的。董收了钱也如数交给她，存银行、放债吃息、购置房产，都是她一手操办。老婆的贪得无厌，在董根顺受贿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馋嘴”的夫人们恰恰成为一些领导干部走向违法犯罪深渊的“助推器”。
邓志伟
中国人民千盼万盼终于盼来了市场经济。进入市场的商品种类日益增多，标志着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兴旺。但是，进入市场的再多，也不能让官职进入市场。官职市场化是当今登峰造极的腐败，是人们最不能容忍的腐败。
在中国，尽管焦裕禄式的干部不断涌现，然而买官卖官的比例在不少地方仍呈上升趋势。官职有大小，价格有高低，地区有差价。不同的行当还有长线、短线之分，牛、熊市之别。有一些地方，做生意的那一套几乎都搬进了官场。
不过，说官职市场化实在是抬高了买官卖官，同时也玷污了我们守商规、讲商德的现代市场。今日的买官卖官可谓黑市。买官卖官是极为隐蔽的，多为直销，很少有中介组织插手，至多有个配偶从中撮合。一手交线，一手交“货”。通常是“书记一人提名，常委一致通过”。黑进黑出，神不知，鬼不觉。买官卖官的投入产出比很高，效益极佳。市场上“一本‘二’利”就算暴利了，然而在官职的买卖中，却是一本万利，无本万利。有时甚至连“一本”也不要，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很快为买官者“又上新台阶”而干杯了。不是吗？一个县级市的组织部长干了没几年，不正常收入就抵工资收入的千百倍。这说明了什么？
上面说的是买官卖官的一般情况，严重的，似有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化之迹象。某市一个体户，斗大的字识不了两口袋，梦想当大官。市领导为了把他的４０多万元弄到手，既有人帮他入党，又有人帮他转干，还有人帮他虚报５年党龄，在拉他当上市经委主任以后，担心露馅儿，又有人帮他办调动。如此庞大的“卖官者群”，为共和国５０年历史上的第一例。虽为第一例，但也不失为一个危险的信号。
各行各业向官靠导致一些人权欲疯长。中国已经发生多起谋“官”害命的案件：副市长仅仅为了当市长而雇杀手杀市长；老村委主任仅仅为了连任而雇杀手杀另一村委主任候选人。他们这野心、黑心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这野心源于利益的驱动，这黑心源于“内需”。杀市长的副市长为雇杀手，从自己腰包里掏了几十万元。且不问腰包里的钱是怎么来的，反正当时他是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倘若他当了市长以后没有更多的“回报”、更大的利润在等着他，他会掏这把钱吗？对他们来讲，权力转化为资本的机遇太多了。机遇多于制约。官僚等于资本。有些人不买官也有人送官。送也是买，无非是超市上的买卖。利欲熏心，官迷心窍，使一些人在官职市场化中丧尽良知。过去讲杀一儆百，如今“一个坏人倒下去，好几个坏人变出来”。实在发人深思，令人堪忧!
官本位是封建等级制的产物。等级制是封建政治的主要特征。我们推翻封建社会少说也有半个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不同于封建社会。可是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那套完整的习惯势力难以根除。有些人在为民时对封建的官本位深恶痛绝，一旦为官又觉得封建的官本位对巩固官位有滋有味。几十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坚持抵制封建社会主义。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不许买官卖官。可是，总有些人在身子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把封建官本位的尾巴带进社会主义。官本位的体制是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官本位的观念更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官尊民卑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官尊民卑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一个五六岁的儿童在电视上说：“长大了当大官。”童言无忌，不能责怪孩子。问题是：孩子的观念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受大人的影响这样下去，官本位势必带入２１世纪。中国有着辉煌的２０世纪。中国应该有更辉煌的２１世纪只要我们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大全方位监督的力度，充分发掘政治资源，推动人民群众广泛的参与，进一步增强上下之间的政治认同，官本位在中国的大地上定无藏身之地。
(摘自《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5.00元。社址：北京鼓楼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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