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进入十月，随着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法国出版界便热闹非凡，人人翘首以待，等候各种各样土产文学奖宣布。
普通人很容易被五花八门的奖项弄得晕头转向，其实名堂虽多，真正有价值的很少，文学界承认的重要奖金只有寥寥四五种。
其中有“法兰西文学院奖”（ＬｅＰｒｉｘｄｅ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法兰西文学院有四十个院士，并非人人都以写作为生，更不是个个著作等身，有些人一本书没有写过。传统上，学院必有一位宗教人士，巴黎红衣大主教最近当选院士，金榜题名后才匆忙出版了一本书，但无损这项荣衔的价值。只不过院士大多年纪老迈，又是终身制，好像养老院，因此口味和时代脱节，文学奖选出的作品往往缺乏现代气息。近年有所改变，一些比较生动活泼的作品当选，但因为积习已久，读者有先人之见，影响不算大。
此外有“女评判奖”（Ｆｅｍｉｎａ），这个奖由来已久，１９０４年由一位女士独力创立，全名是“女评判幸福生活奖”，评判全女班，对象是“想像性作品”，其实就是小说，法国人总爱别出心裁，舍正名不用，另找称呼。
和这个奖名气不相上下的有“雷诺杜奖”（Ｒｅｎａｕｄｏｔ），设立于１９２５年。雷诺杜是法国十七世纪一位医生，当过国王秘书，办过报纸，他创建的“水星出版社”至今仍然存在。这个奖对象同样是中长篇小说。
最有名的是“龚古尔奖”（Ｇｏｎｃｏｕｒｔ）。龚古尔兄弟都是作家，弟弟儒勒（Ｊｕｌｅｓ）四十岁英年早逝，哥哥艾德蒙（Ｅｄｍｏｎｔ）生前立下遗嘱，把全部身家建立龚古尔学院，惟一任务每年颁发一个奖金给一部“以散文写作的想像作品”，换了一种说法，仍然指小说。
龚古尔学院成立于１９０２年，院士十人，基本上都是作家，有些颇有名气，例如柯丽特（Ｃｏｌｅｔｔｅ）、吉奥瑙（Ｇｉｏｎｏ），不久前去世的主席巴赞（ＨｅｒｖéＢａｚｉｎ），都是进入文学史的人物，行家眼光选出来的作品可读性较高，受到读者欢迎，销量颇大。
这种情况延续将近一世纪，龚古尔奖成为法国文学奖的龙头大哥。
文学奖花样百出，名称动听，其实很多简陋得很，连办公地方都没有，评判要在咖啡馆或餐厅开会，就地宣布，看似浪漫，实有苦衷。
一般奖金不多，去年才设立的“花神奖”（Ｆｌｏｒｅ）价值四万法郎，算是相当优厚，最低的却是最有名的龚古尔奖，五十法郎，不够十元美金。
这个奖有九十三年历史，和诺贝尔奖不差上下，早期奖金不低，只是瑞典人精于投资，把钱买了物业股票，法国人不善理财，拿着钞票不放，光是１９６２年旧法郎换新法郎，一下子就跌去一百倍。此消彼长，到了现在，拿到两个龚古尔奖金还不够买一本龚古尔奖小说。
奖金虽少，却是作家最渴望赢得的荣誉。首先，这个奖被公认为法国最好的文学奖，历史悠久，口碑载道。虽然不是每部都是传世之作，但有不少成为经典。新发掘出来的作者，有些后来成为大作家，在文学史占有一席位。
中国人熟悉的马尔罗（ＡｎｄｒéＭａｌｒａｕｘ１９０１－１９７６）是其中一位，他以《人类境况》（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ｉｎｅ）在１９３３年夺魁，戴高乐将军任内，他官至文化部长。
还有杜拉丝（ＭａｇｕｅｒｉｔｅＤｕｒａｓ１９１４－１９９６），１９８４年七十岁遇“文王”，以《情人》（Ｌ＇Ａｍａｎｔ）获桂冠。中国人对她不会陌生，这本小说以三十年代的越南为背景，男主角是一个中国华侨阔少，邂逅了一个法国少女，萍水相逢，经历了一场暴风雨式的疯狂爱情。《情人》在九十年代初拍成电影，由香港明星梁家辉主演，片中不少大胆镜头，上映时轰动一时。
作品一旦获奖，立即“红腰带”加身，出版商在书封面上加一条红纸，上书“龚古尔奖”，家家书店都把它陈列在最显眼的位置，好像体育冠军站上领奖台，好不威风。
读者群拥而至，销路猛升，连续几个月占据畅销书榜首位。普通小说如果能够卖过一万册，可算畅销。其他文学奖作品，销数在三五万左右徘徊，惟独龚古尔奖小说一支独秀，多数超过二十万册，还不算外国翻译。这个数字带给作者数百万法郎版税，名符其实的名利双收。
至于那张五十法郎奖金支票，或者镶在相框里，挂到墙上，或者锁在箱底，作为永远的纪念，相信没有作家会拿去银行兑现。
洋鬼子常讥笑中国人“民以食为天”，每一个机会都是食的藉口，他们何尝不是如此，法国很多文学奖都在餐馆宣布，不言而喻，接下来的节目便是饱腹之乐。
龚古尔文学奖传统，名单下午一时在德鲁昂餐馆（Ｄｒｏｕａｎｔ）宣布，十位院士随之进餐，从１９０３年到现在，九十三年从未间断。
这家饭店并非无名之辈，米雪兰两星级（最高三星）。如果你知道曾经有一位餐馆老板，因为被摘去一颗星而自杀丧命，你就大约知道这家餐馆的分量。
今年餐会照例由经理迎迓，端上来的菜式丰腴味甘，头盘鱼子酱、龙虾和鹅肝酱，热盘烤野鹿肉，接着是各式奶酪，甜点千层酥雪糕，自然少不了咖啡、巧克力和小甜饼。至于餐酒，则有１９８３年酿制的名牌葡萄酒，另搭香槟。全部高营养高蛋白，难为了这班老头子院士的肠胃。
这么一张菜单，粗略估计，不算酒总得近千法郎，十个院士近万。可是，当他们食饱饮醉，餐馆递上账单，竟然只收两个法郎，十人摊分，每位两毛钱。餐价莫名其妙，酒价同样离谱，葡萄酒每瓶一法郎，香槟一个半法郎。
原来，这又是传统，这正是１９０３年第一届龚古尔奖时代的餐价，九十三年不变。如果逆向推算，不管货币贬值率，只计算六十年代一百旧法郎换一个新法郎，当年价钱应为一客饭二十法郎，葡萄酒一百法郎，香槟一百五十法郎，看来八九不离十。
现在的龚古尔奖金价值五十法郎，换成旧币，应是五千法郎，二十元一客大餐，可以吃二百五十餐，真是一笔可观的奖金。换上今天价钱，一千法郎一位，应该等于二十五万法郎。
今年（１９９５年）还有一个趣闻。得奖作品《法兰西遗嘱》（Ｌｅ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ｆｒａｎｃａｉｓ）主人翁原型是作者的外祖母，一位在俄国出生的法国人，名叫莎尔乐蒂·勒莫尼埃（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Ｌｅｍｍｏｎｉｅｒ）。这家餐馆经理姓氏居然一样，叫莫利斯·勒莫尼埃（ＭａｕｒｉｃｅＬｅｍｍｏｎｉｅｒ）。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情。
出版社和电影公司差不多，只要挖掘出一个明星作家，赢得文学奖，就可以家肥屋润。相反地，如果与文学奖无缘，不仅日子难过，说不定亏本关门。
历史悠久的水星出版社不久前面临破产危机，眼看就要被人贱价收购，幸好福星高照，龚古尔文学奖从天而降，颁给该社出版的小说《法兰西遗嘱》。收购者后悔没有早点签订合约，错失良机，现在再谈，价钱自然不同。
一本书得奖如此重要，编辑的责任显得十分重大。
法国的大出版社有一套严格的审稿手续，“阅读组”是其中关键，它负起“书探子”作用，从浩瀚稿海中，发现有才能的新人。这些特殊“读者”每天都要看很多文字，为了避免对作品麻木，有些出版社邀请外界人士客串“读者”。
“阅读组”只负责遴选，是否出版，由经理最后定夺，这是最关键的环节。经理轻浮浅薄，或者老练深沉，都无关宏旨，但必须具有识“奖”之慧眼，预知哪本作品有机会赢得文学奖。这些人为数极少，是出版社拉角的热门对象。
目前最出名的一位叫维尔尼（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Ｖｅｒｎｙ），一位胖女士，一头男装短发，身体臃肿，从不化妆，手中永远一根香烟，粗线条得很。
可是，她出身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得哲学高级教师文凭。从１９６３年开始，担任格拉塞出版社（Ｇｒａｓｓｅｔ）经理，旗下作家获奖无数，令她名声雀起。１９８２年，她被伽俐玛挖角，１９８６年，转而加盟另一大出版社弗拉马里翁（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一直至今。不论到哪里，左脚刚进门，文学奖跟着右脚接踵而至。
一位女士，能够在法国三大出版社之间自由来去，担任最关键职位，不能不令人赞叹佩服。难道妇女真的比男人对文学敏感？
（摘自《巴黎蝴蝶》，花城出版社2001年4月版，定价：16.00元。出版社发行部：广州合群一马路99－107号首层，邮编：5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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