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文摘》发展史上影响最大、至关重要的一件事，终于发生了。
美国《读者文摘》方面似乎一直在寻找各种与中方《读者文摘》交手的理由。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０年期间，他们以《读者文摘》曾经大量转载过他们的文章为由，要求中方停止转载美方《读者文摘》上的文章，并赔偿以前侵权的损失。
中国的《读者文摘》此前确实选载或直译过美国《读者文摘》上的部分文章。这是当时的国情所致。为此，中方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婉言回绝了对方的要求。此后，中国的《读者文摘》开始不登对方的文章；同时对一些译文开始署名，并在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后再进行登载。
美方在提出版权问题的同时，又开始对中国《读者文摘》商标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他们多次致函国家商标局及中国的《读者文摘》，认为中国的《读者文摘》商标不合法，必须停刊，并将所有的订户名单交给“美国读者文摘协会”，如不停刊和交出订户名单，他们将提出巨额赔款要求。
美方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中方感到巨大的压力。
１９８９年９月，为了避开纠纷，又不引起更名带来的震动。甘肃人民出版社以《读者文摘月刊》注册，用增加“月刊”两字以区别美国《读者文摘》。“美国读者文摘协会”三个月内没有对此事作出反应，“读者文摘月刊”正式成为注册商标。
这是中国《读者文摘》的第一次改名。由于刊名只在封面上悄悄地增加了“月刊”两个字，许多读者并未察觉。
此事至此，似已经告一段落。既然刊名已获得注册，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反对，应当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但事情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中国商标法》第五章第二十七条还规定：对已注册的商标有争议的，可以自此商标核准之日起一年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裁定。“美国读者文摘协会”没有放弃继续追究此事。他们委托麦坚拿律师行，于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０日，也就是《读者文摘月刊》注册９个月之后，给《读者文摘月刊》发来文传。
７月１２日，《读者文摘月刊》杂志社将《商标注册证》副本连同回信一起答复麦坚拿律师行，并请他们转告美国读者文摘协会：中方的《读者文摘月刊》已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编号为３６１５３２，有效期从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０日起到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９日止。
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４日——距离对中国《读者文摘月刊》商标提出争议的最后期限只有２７天了，美国读者文摘协会致信中国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我们认为，商标局不应当核准３６１５３２的商标注册，因该商标与我们早已注册在先的‘读者文摘’商标是在相同商品上的相同商标，依中国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是应予以驳回的，虽然对方的商标中加有‘月刊’两字，但‘月刊’二字做为商品名称用在杂志上，虽作为特例允许，但应当属于非专用权的范围，‘月刊’两字不具备显著性。”
美国方面这次似乎要一次性地解决这个拖延多年的问题了。而真正引发这次事件爆发的只有一个原因，中方的《读者文摘》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听任其照此速度发展下去，那么即使今后中国开放报刊专营，对于美国方面的《读者文摘》来说，也是一个不妙的事情。
新的一轮交锋又开始了。看来，这次中方的《读者文摘》似乎已无路可退。
漫长的诉讼以及为此所耗去的精力，使郑元绪当时中国《读》主编思虑万千，他心里很清楚事情的严重性。当年他与王维新主编一起去京办理“读者文摘月刊”商标申请时，就觉得获准比较勉强，那里面也许包含了商标局里的热心读者对于杂志的偏爱。而这次当他起草答辩书时，更感到了答辩理由的软弱无力。
他明白，这一关过不去了。越是接近一个答案，他的心里就越是有种隐痛。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答案可能会出现为一个他们所不能接受的结果。他咨询了许多专家，这些专家明确地告诉他，按照目前的形势，中方《读者文摘》败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且结果极其可能是在国家商标局裁定侵权后，被迫改名。
杂志社为这场商标纠纷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正常的编辑工作已经受到影响。再这么耗下去，是否值得？两个刊名属于相近商标，一俟裁定撤消《读者文摘月刊》的商标注册，便立即处于侵权地位，将极为被动。
关键的问题是，即使仲裁结果是“读者文摘月刊”这一商标得以保留，又将如何呢？《读者文摘月刊》因此而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国内大刊，注定了没法走出国门。而这一切对于一本正在走向国际的大刊来说，将是一个短视的行为。更为不利的是，美国的《读者文摘》中文版早就在几乎全球有华人的国家与地区取得注册商标，海外书刊市场不可能容纳中方的《读者文摘月刊》，这对一份大刊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再换个角度去看，两个同样的刊名搅在一起，永远要解释，永远要说明，总不是一件自在的事。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阴影和包袱干脆甩掉，而获得新生呢？
选择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战略的重新制定，因为你的选择关系到你的未来。
但这个决断太突然了，又太让人难以接受。对于《读者文摘月刊》这样一项事关未来的大事，他必须慎而又慎。
他与彭长城交换了意见，两人一拍即合。
他还找到了胡亚权。两人都明白，他们放弃的这个名字蕴含着当年的激情与创业的冲动。他们又忆起在那勾勾画画的几十个名字中间，是怎样一下子就挑中《读者文摘》的。
胡亚权显得较为平静，离开了刊物，他也许更加理智了一些。
“刊名要改了？”
“改了吧!”
“我想只保留‘读者’两个字，通俗大气，与原来的名字也有一种承接。”
“这名字不错。”老胡举手赞成。
接着，郑元绪又与王维新主编、张九超总编辑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张九超总编辑说：“改吧，这个学费迟早要交，早交比晚交好。”
１０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读者文摘月刊》编辑部的９名编辑坐在一起开会。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宣布《读者文摘月刊》杂志即将更名的决定，商量安排更名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开到晚上１０点多，甘肃人民出版社张九超副总编辑宣布：主动放弃现有名称，１９９３年准备一年，１９９４年启用新刊名。
《读者文摘》壮士断腕式的举动，得到了各级主管部门的同意与支持。改名似已成为必然。但这种必然对于一个已有１２年历史、月发行量达到３００多万份的国内大刊来说，却是一种不得不慎之又慎的行为。改名如果不慎，他们将会成为一个不光彩的中途退场的竞争者。因此，如何让这次退场成为一次新的“上场预演”，而又不影响杂志十几年来形成的形象，不让读者在这场改名风波中产生混乱的感觉，就成为改名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
决心一旦下定，许多东西开始浮泛出来。
《读者文摘》杂志所出现的问题是封闭的中国走向开放、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商标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存在于整个出版界。中国出版界习惯于按照国家出版管理条约运行，期刊有上级部门核发的刊号即可出版，很难想象还有个商标法与己休戚相关。在一个很长时期，图书、报纸、刊物等文化产品不是商品，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特殊商品而已。从１９８５年起，《读者文摘》其实就开始向有关部门咨询刊名注册之事，但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因为在中国相似的情况太多了，而如果你的杂志注册，那么就可能涉及到许多相同杂志的利益。据他们所知，中国同名刊物在当时就有十几家，如叫《社会科学》刊名的达四家之多。这些刊物因刊名闹得不可开交时，没有一家去商标局注册，依靠商标法维护自身权益，而寄希望于行政调解。据《新闻出版报》报道，安徽省前不久有一份《开放》杂志创刊，而上海早就有一份《开放月刊》了。中方《读者文摘》在创刊伊始就接到美方信件，但没有引起重视与警觉；在我国商标法颁布后，又没有抓住“注册在先”的权利导致被动，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改名选择。
郑元绪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出版界与外部世界在知识产权、特别是商标保护意识上，不在一个层次。在西方运行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惯例，在中国却很陌生，而中国在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条约》后，正在积极争取重返ＷＴＯ。中国因为历史原因而造成的此类情况，将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开倒的趋势，一大批的牺牲者将换来一种新秩序的诞生。《读者文摘》改名只不过是这种秩序的开始。
开始就是一种典范。
在中国如此多的期刊面临着相同问题的时候，《读者文摘》的主动改名，还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效应：《读者文摘》在迈向国际化的路上，开始与国际接轨，这又是一个典范。
那时的中国正需要这样的一个例子。
精明的郑元绪开始运筹这次改名策划。但前期的宣传定位却对这次改名至关重要。
选择什么样的媒体来做这件事呢？
正在此时，意外发生了。一月下旬，国家商标局通过有关方面与郑元绪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仲裁不能再拖下去了，希望我方主动改名，仲裁便自然撤消。郑元绪感到一种温暖，为了保护这本刊物，上上下下都在尽力。同时他又庆幸，甘肃方面在此之前，已更新了观念，作好了程序上的准备。更名已是水到渠成了。
但令人措手不及的是，商标局明确指出，更名绝不能拖到１９９４年，必须从１９９３年下半年开始。新刊名要在七月号的杂志上正式刊发。距７月份发稿仅有四个多月，时间极为紧迫。此时，造势与宣传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
《读者文摘月刊》三四月号连续两期刊发征名启事。这则启事如同在静水里扔进了块巨石，立即在读者中引起极大震荡。书信像雪片般飞向编辑部，到４月底已超过１０万封，邮局为此每天专门派一辆邮车来送信。编辑部的几部电话也成为读者热线，同时，第三、第四、第五期的发行持续上涨，第五期超过３５０万份。一本杂志因为改名，竟然刺激了发行，这种怪异的现象在期刊发行史上前所未有。
当然，许多读者听到改名的消息时的第一感受就是有些不相信，甚至有些呆了。他们不能接受这本与自己相伴了十几年的杂志忽然间改名。郑元绪与《读者文摘月刊》的编辑们第一次见识自己的读者，他们对一本杂志的热爱让编辑部的人手足无措，那种态度几乎有些“专横”，甚至到了“不讲理”的地步。
一位上海小姐在电话里哭诉：“《读者文摘》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终身的情人，她消失了，我只好去跳黄浦江……”
这是一种什么感情？接电话的彭长城说自己当时连跳黄河的心都快有了。
一位东北汉子给编辑部打来加急电报，上面赫然九个大字：“誓与《读者文摘》共存亡!”
每遇到这样感怀激烈的信件，对编辑部的人都是一种情感刺激。他们把来信来电贴到墙上，每天都可以看到……
《北京电机报》全体采编人员在来信中则说：“我们帮你们想了一个招儿，和美国那边商量商量，让他们改改名字，我们给他们取了个名儿叫做《百老汇》，挺好的……”
但理性的东西开始浮现出来，一位署名叫做华燕的读者从美国写来一封长信：“从杂志上得知贵刊要改名的消息，我很兴奋，因为有很长时间，我在想如何能让我们的《读者文摘》与美国的ＲＥＡＤＥＲ’ＳＤＩＧＥＳＴ区别开来，特别是当我有位很想学中文的外国朋友请我推荐一本可以代表中国风格的杂志，而我很费了一些力气才让他相信《读者文摘》与ＲＥＡＤＥＲ’ＳＤＩＧＥＳＴ并没有关系，它是值得一看的中文读物，甚至比ＲＥＡＤＥＲ’ＳＤＩＧＥＳＴ更好更富有情趣时，这种愿望就更强烈，如果能有一个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漂亮名字，在将来进入世界书刊市场时，她会更容易立稳脚跟并被肤色不同心灵相通的朋友所爱戴，就像中国读者一样与她成为亲密朋友。”
当读者们明白，更名是一件无法改变的事实时，他们更多地期待着能有一个更好的名字属于这本自己喜欢的杂志。有人建议叫做《共享》，有人说用《这世界》，还有《读者之家》、《谈天说地》、《综文大观》、《读友》，更有一些名字带有无奈的幽默，如《无聊时翻翻》，还有人建议干脆就叫《刊号５４—１７》。
但很多来信最后都集中到了一个新的名字上：读者。
长春的董郁生寄来了一首诗：
你叫《读者》好吗？
——来自读者，回归读者。
你叫《读者》好吗？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你叫《读者》好吗？
——清新隽永，深刻博大。
嗨，你想想……
江西读者杨敏在信中说：“我是一个盲人，也是贵刊忠实的‘听众’，我大哥每次买来杂志，都为我朗读一遍，许多文章都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莫不给我这不见光明之人以光明。现在她要改名字了，那就叫做《读者》好吗？”
江西记协的林政农说：“《读者文摘》被迫改名，非常可惜，为了读者更名为《读者》吧？这本杂志将仍是每个读者的杂志，决不会因为更名而失去读者，表示读者将痴心不改，一如既往地支持，而且将赢得更多的新读者，告诉以死相胁的读者，《读者》将会把他们从死亡线上吸引回来。记住，不管改为何名，我们都将同呼吸，共命运。”
十多万封应征信，标志着这一活动的成功。
他们还依靠自己在报刊界良好的关系，致函全国上百家报刊，请他们刊登《读者文摘》更名启事。几乎全国所有的报刊都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刊发了各自对杂志的不同的报道。
这时，郑想到了中央电视台正在火遍中国的一个新闻栏目《观察思考》。这个栏目类似于现在的《焦点访谈》，是一个很新锐的时事节目。郑决定先从这个栏目开始自己的改名宣传战。
碰巧，《观察思考》栏目的一位编辑是李一郎的同学，李一郎就负责与栏目组联系。《观察思考》栏目组接到电话，让《读者文摘》编辑部发一个传真过去，进行讨论。郑连夜写了一个选题策划“从《读者文摘》改名谈起……”，几乎是一篇由中国的《读者文摘》改名事件引发的关于中国出版现状的忧思录。这样的观点与选题正是《观察思考》想要的。他们立即拍板将这个选题确定了下来。
一周后，《观察思考》栏目在著名主持人肖晓琳女士的带领下，一行三人飞抵兰州，开始对杂志的情况进行访谈与记录。许多东西都是在拍摄中开始形成的。当肖女士走进兰州大学采访时，那些从上中学就开始读《读者文摘》的大学生们，说起《读者文摘》要改名的消息，竟流下泪来。而当他们随即采访路人的时候，熟悉杂志的路人竟然情绪十分激动，对杂志的改名事件反应强烈。对于这本杂志的强烈感情使这些记者们感动了，他们只用了两天，就完成了拍摄。１９９３年５月９日，中央电视台在《观察思考》的专题节目中，就《读者文摘》更名的背景，社会各界的反响及更名的法律思考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这次报道拉开了关于《读者文摘》更名现象报道的热潮，《读者文摘》更名由一个商标纠纷问题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甚至热门话题。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大小几十家报纸先后发表各种形式的报道，新华通讯社也先后两次向全球播发《读者文摘》即将更名的消息。
传媒上关于此事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更名的意义。
美国读者文摘协会对《读者文摘月刊》杂志社这一举动，再次表现出了惊人的敏感。就在《读者文摘》在杂志上刊出征名启事的当月，他们就委托北京永新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给《读者文摘月刊》杂志社发来信件，就关于在中国的商标争议等纠纷事宜，又提出了一项让中方难以接受的要求：
贵社刊物必须改用新名称，新名称不得与本公司委托人名称在任何方面相互近似或者易于混淆，且贵社刊物的新名称应事先征得本公司委托人同意。
４月下旬，美国读者文摘协会致函中方，要求在北京安排一次会晤。
５月２日，郑元绪飞抵北京，当日去国家商标局咨询有关情况，５月３日，郑与美方律师会面，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没有结果。这是早就预料中的事。郑元绪以平静而客气的语调坚决地拒绝了美方关于新刊名不得沾“读者”两个字的要求。
第七期发稿在即，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从４月份开始，美术编辑高海军就为新刊物设计封面。这是《读者文摘》涅?后的新生。高海军试图找到新的杂志的精神与神韵。尽管只改了一个名字，但他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高海军在会上讨论的时候，扔下硬硬的一句话：我要让读者在拿到第一期新刊物时，依然看到《读者文摘》的风采。
新杂志的封面，变得更加清丽，大量的空白，衬着《读者》两个字。这是《读者文摘》杂志新的一张脸。
刊物决定改名后，彭长城好几个夜晚难以入眠，尽管他是最早知道这件事的几个决策人之一，但他的心情还是很难平静下来。他负责进行征名工作的收集与整理，这次征名共收到来信１１８９７２件。各界人士推荐的刊名，共计１３５２个，在有效征名中，推荐“读者”的共５０４人。１９９３年第六期，他们在封底上打出了一幅宣传画，《读者文摘》更名将在下一期揭晓。
１９９３年７月号，《读者文摘》杂志正式启用新刊名。
《读者》杂志正式诞生。
那期的《读者》上刊发了一则别致的卷首语：《读者》，您好!
从本期开始，《读者文摘》正式更名为《读者》。
《读者文摘》的事业，在出刊１４３期后，将由《读者》来继续。
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对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一时难以割舍，但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一定会喜欢上现在这个新名字的，因为新旧两个名字代表着同一份杂志。
《读者》仍将遵循以前的风范，去寻找一种新的未来。
《读者文摘》开始进入《读者》时代。
此后，《读者》杂志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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