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由于生存环境特别艰苦，凡事都需要周密谋划的缘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发达的谋略文化。
在中国，谋略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它以各家各派的计谋韬略为核心，在内有独特的精神运思之术（此谓之“心术”），在外有大量警戒愚智的历史事例编聚（此谓之“通鉴”、“汇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关于治国、谋兵、谋权、处世、戍边、谋财的智谋韬略向来就是与科学（技艺）、宗教、艺术、哲学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文化样式，甚至在先秦至两汉（魏晋玄学兴起之前）期间，谋略在观念文化领域还一直占据着轴心地位。先秦诸子百家、纵横策士、王公大臣对智谋韬略的特殊期待，汉代贾谊、晁错、陆贾、王符、董仲舒等人对亡秦经验的大反思与对治国、戍边、削藩、为兵之策的系列论述均可以为此作证。而这种文化结构样式及其发展势态，就注定了谋略文化对中国必有源远流长的影响。
但是，重要的不仅是源远流长，而且是在种种计谋韬略的背后。今天，只要你到某些地摊、商场或官场上一混，你立刻就感到某种谋略文化的氛围。你并没有亲眼看见古人设计出来的某条计策在被搬用，但是在人与人之间那种讨价还价、虚与周旋和狡黠算计中你分明看到了一种活生生的谋略。这是一种文化气质，大概它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精神一类。当我们看到感到谋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心态发生了弥散性影响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到这是一种气质性氛围性的弥散。它不是一些计谋法术的简单搬用，而是比运用计谋法术要内在得多、复杂得多、也要深刻得多的内在精神。
显然，一种文化的内在精神要比该文化外在的知识、观念结构远为重要。一方面，它是一种文化发而为外的智慧依据。另一方面，对它的获取是来自于该文化环境、氛围的长期浸染。古人设计的许多计谋条款早已经死了，比如商鞅的用奸连坐制、以军制制国，韩非的驭臣七术，但是，在这些计谋法术背后并旋绕于所有计谋法术、奇兵诡道之上的那种精神气质却并非早已作古。它像亡灵一般地笼罩在活人的头上，常常在某些特定的文化圈跟着自然生命的演进一代一代地遗传。这种遗传方式使内在的文化精神比外在文化的知识观念具有远为强大的生命力。比如一个文盲，他不必经过任何知识训练，也用不着研讨任何古代的计谋文本，但是他举手投足、言谈行为、处事方式可以无一不是此文化中人。他不知道三十六计，但他同样可以城府深深，狡诈多疑，非常自然地运用各种法术权谋。他不通过对古代文本的间接领会，而直接受各种习俗、故事、表情乃至于情绪氛围的影响，从而在亚文化圈内经过自然生命之习俗浸染的方式来养成一种独特的智慧，因此他完全可以不是一个文化人，但却比文人更为顽强地承续着谋略文化的精神。由于他对谋略文化的内在气质不是通过理性研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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