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 靳尚谊画
他不是政治家，可他却与１０多个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打过交道；
他不是旅游者，可在世界五大洲留下了足迹；
他不是大人物，可许多世界级的大人物却亲热地称呼他“邓”。
邓伟，一个中国青年摄影家，为了一个梦，一个为世界名人留影的梦，从１９９０年起，开始云游四方
１９９０年５月初，邓伟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到英国东方职业画廊进行为期一周的讲学活动。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山水画与摄影的立体表现”。
演讲结束后，东方职业画廊的主人，向邓伟提出了一个任何访问学者都会遇到的问题：“邓，你想留在英国，还是想回到中国去？”
“我想拍摄世界名人，我要为１００个世界名人留影。”
这位犹太籍老板耸了耸肩，笑了：“这太难了，不太可能。这是一个梦吧”两周后，邓伟背着他的尼康相机在伦敦租了间只有６平方米、每周只付３５英镑的房子，一剪子把长发剪成平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标志。从这天起，他将不再是尊敬的访问学者，不再是客座教授，而只是伦敦平民区的一个不起眼的打工仔。他将要用自己的汗水和劳作去圆梦。
在塞浦路斯人开的一个大服装车间里，蒸气缭绕，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塞浦路斯人、越南人足足塞了一两百人。邓伟吓了一跳，觉得好像进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大作坊。分给他的蒸气熨斗足有５公斤重，一小时却只有３英镑工钱。每天从早上６点一直要干到晚上９点，还经常要加班到凌晨。这种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对于６个月前刚患过心肌梗塞的邓伟来说，不啻是要他的命。有时干着干着，心就绞痛起来，他只能悄悄吞下“速效救心丸”。
开始时，动作不熟练，塞浦路斯领班走过来，朝他的屁股就是狠狠一脚，骂道：“快干臭猪！”
一股怒火直冲邓伟脑门，他真想转过身去抡起拳头，可不忍着一定会砸了饭碗。他老想着母亲信上写的话：“要积极地攒些钱，记住，实现理想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年里，他当过富人的佣人，帮人在医院里看孩子，在餐馆里洗碗炒菜，在豪华饭店里当勤杂工，还当过家庭教师。有一次，他为了挣到５００英镑，铤而走险，爬上伦敦东区一个１００多米高的大烟囱刷油漆。烟囱下泰晤士河看起来只有手指头般宽。邓伟头晕目眩，成群的海鸥在他脚下自由地飞翔。
这期间，也有富商愿意资助他，条件是要为富商指定的人拍照。邓伟拒绝了。因为，世界名人的标准是成就而非金钱。
整整一年多的原始积累，邓伟终于拿起了相机。他的第一个拍摄目标是新加坡资政李光耀。
“你这时有了多少钱？”我们问。
“只够路费和零用。”
我们又问：“这时有几个名人同意你给他们拍摄？”
“一个没有。”
能拍到李光耀吗？邓伟心里一点谱儿也没有。
新加坡是世界所关注的亚洲四小龙之一。邓伟踏进新加坡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李光耀资政写信，并亲手送到他的家。
李光耀却不喜欢照相，特别是专门为他拍照。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听了邓伟的想法后说：“这可太难了如果李总理能够接受，那你可是个神奇人物！”
幸运之神的确开始垂青邓伟。
几天后，他接到总理联络官的通知：李光耀同意了。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３日下午３点，邓伟如约来到戒备森严的李光耀办公处。一位身穿铁灰色衣裤、头带遮阳草帽、腰间别着手枪的青年卫士，检查了邓伟随身携带的所有物品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台摄像机不能带入。”
一个贴身保镖引导邓伟走进休息室，告诉他：“就在这里拍。”这是一个空间小、环境少变化、光线平平的拍摄现场。邓伟赶忙架好相机。这时，李光耀忽然从邓伟身后出现，他走到邓伟镜头前的沙发上坐下。没有向邓伟打招呼，对邓伟的问候也无反应。
李光耀身穿一件夹克衫，一动不动地等着。邓伟抓紧这宝贵的时间，绕着李光耀做了１８０度拍摄。
“够了，够了吧。”李光耀看了一下手表，说完后便立即起身离去。这是李光耀在拍摄过程中讲的惟一的一句话，是汉语。
不足１０分钟的拍摄时间，使邓伟十分匆忙，但他毕竟成功了。
这是一个不算太好，但绝对是不坏的开始。
给世界名人拍照有多难？邓伟说：“给你们讲讲施密特，你们自己体会。”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邓伟在英国接到了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办公室的传真，说他同意于１２月２日下午３点拍照。
邓伟如约从英国伦敦飞到德国汉堡。“可是，这回施密特先生跟我开了一个大大的国际玩笑。”邓伟说，他的秘书告诉我，施密特先生因身体欠佳取消了这次拍照。我要等，可秘书说：“你明年再来吧。”
空跑一趟，邓伟的路费和时间全白搭了。那时正是邓伟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从伦敦到汉堡，来往机票加其他花销用去５００英镑。这位西德前总理哪里知道，这５００英镑是邓伟靠打工一英镑一英镑地积攒下来的血汗钱！
邓伟可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从孩提时代起，父亲邓郁文便将《鲁滨逊漂流记》和《老人与海》讲给邓伟听。为了培养他艰苦耐劳的作风，邓老先生曾领着儿子从北京新街口的家中走到香山，再从香山走回来。邓伟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父亲将一封信撕得粉碎撒在地上，然后让邓伟把这些碎纸片一点点对起来。父亲对他说：“成就大事的人，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当邓老先生觉得儿子尚可造就时，便找来了老朋友、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书，让儿子一笔一划全书抄写。后来又让他拜国画大师李可染为师。“文革”中，在北京西郊的农村，李可染教邓伟研墨、习字、绘画……大师还为邓伟题写了“精于勤”、“实者慧”的警句，并为他画了一幅“俯首甘为儒子牛”，鼓励邓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朱光潜先生为邓伟的题词是：“充实而光辉谓之美”。
为了培养儿子的忍耐与毅力，从邓伟上中学起，邓先生便支持他利用寒暑假到新疆、西藏、海南岛去开阔眼界。他教导儿子：“人，不能活在象牙塔里。”
１９７８年，邓伟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为了报答恩师，他用学到的摄影技术为李可染和朱光潜先生拍照。谁知没出一周，一再加洗的照片被索取一空。邓伟忽然明白了名人摄影独具的文化价值。他萌生了为百名中国文化名人留影的念头。在８年的时间里，他的同学陈凯歌、张艺谋等都开始在电影界崭露头角。他却默默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化人影录》。
当邓伟把目光投向世界，把想要拍摄世界名人的念头讲给父亲听时，父亲送了他四个大字———知行勇毅。后来，周谷城老人将这四个字写下来赠给邓伟以示鼓励。
邓伟说：“施密特是我所见过的最傲慢的人。”但邓伟也许是施密特所碰到过的最顽强的人。邓伟毫不气馁：只要有千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１９９２到１９９３年，邓伟连续寄出约施密特拍照的信，但回信都说没有时间。
１９９４年３月６日邓伟第四次寄出信件。在信中邓伟说：“你可以事先拒绝我，但不应该答应后不守信用。”
这话很重。因为谁都知道在商业社会中，一个守信用的人将意味着什么。何况，施密特现正是一家德国有影响的报社老板。
这次，施密特终于同意了。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４日下午３点，一位女秘书带邓伟走进了施密特的办公室。
“你架机器，我可以继续工作。”施密特与邓伟握过手又拿起了桌上的报纸。用一根黄笔圈点着。
邓伟看见办公室对面有一墙的施密特的漫画像，于是请他到这个背景前拍照。
“我不想动。”施密特生硬地拒绝了，仍旧看着报纸。也许，他还在恼火邓伟说他不守信用。
看来只好拍他看报纸了。“可以往窗这边移移您的座位吗桌前的大吊灯挡住了画面。”邓伟试探地问。
施密特没有作声，起身将吊灯往上推了推，又坐回原处。
拍完照片，邓伟问施密特：“能否谈一件你下台后难忘的事？”
“不止一件，有上百件！”施密特说完便不再吱声了。屋里静得只能听见录音机的转动声。
过了好大一会儿，这位能言善辩的政治家又开口了：“这就是我的回答。”
１９９６年冬，按照邓伟的拍摄计划，邓伟与捷克总统哈韦尔相约布拉格。
邓伟是从匈牙利出发的。在去捷克的路上，邓伟突然发现屁股上有一些血迹。邓伟并没有特别在意。
然而，就在拍摄哈韦尔的过程中，血不停地从邓伟的裤管中流了出来，而且都是黑色的血，邓伟赶忙到卫生间匆匆用卫生巾包扎了一下，等拍完照片，又到医院简单处理了一下。
回到英国，黑血仍没有止住，到伦敦大学医院一检查，发现屁股上有个洞，诊断为肿瘤，而且马上就安排了手术。
此时的邓伟心情懊丧至极，最让邓伟放心不下的，是已经约好的南非总统曼德拉和大主教图图的拍摄。“那时我真是特别渴望生活，因为我的拍摄还没有结束。”邓伟说。
住院的当天，医生问：“邓，你在英国有亲人吗？”
邓伟说：“没有。”
医生又问：“有代理人吗？”
邓伟说：“没有。如果手术需要签字，我自己签吧。”
医生理智冷静而又客观地对邓伟说：“我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手术的成功，你有什么话需要告诉我吗？”
思前想后，邓伟只说了一句话：“我有一些拍摄的底片，如果万一我不行了，就帮我把底片带回中国吧。”
一位新西兰籍的护士对邓伟特别关照，手术的前一天晚上，这位护士小姐来到邓伟的床前细声说：“我是从新西兰来的，我们都是外乡人，我会尽我的一切力量帮助你。”这位护士小姐还特意为邓伟做了一双袜子。
第二天早晨邓伟被推进了手术室，等醒来的时候，邓伟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病房里，新西兰护士正守候在他的身边。她告诉邓伟，新组织要做切片化验，一周以后才能知道结果。同时她也告诉邓伟：“你必须忍受新的痛苦。”
这种痛苦不但折磨着邓伟的肉体，也折磨着邓伟的心灵。
每天换药的时候，因为在化验结果出来之前不能让伤口完全长好，每次换药必须将伤口重新用手术刀刮开，所以只好先打吗啡，再换药，每次换完药，邓伟就像虚脱了一样。最后，护士说不能再打吗啡，否则要上瘾。邓伟只能将一块小毛巾叼在嘴里咬牙生生忍着。整整忍了１２天，由于伤口离肛门很近，邓伟还不能多吃东西，大便前要吃泻药以保证稀便……讲到这里，邓伟停住了。往事令邓伟不堪回首，壮壮的汉子眼里噙着泪花，拿起杯子使劲儿喝了几口水，总算没让眼泪流出来。
在医院里，没有人来探望邓伟，床头也没有鲜花和祝愿早日康复的卡片。尤其是到了周末，身处异国他乡的邓伟孤零零一个人落寞病床，看着其他病友享受着亲情与鲜花，心理上的压力和巨大的现实反差让邓伟再也忍不住了。
２０天后，邓伟坚持出院回自己的住所。每天护士来给他换两次药。
这一次对邓伟的身体影响太大了。在医院时，邓伟坚持不输血，出院后，英国的一个朋友给他买了一个锅，他惟一补养的办法是请邻居帮他买一只鸡，自己熬了一锅鸡汤。
“从卧室到厨房去熬鸡汤，我足足‘走’了１０分钟。”邓伟说。
两个月后，邓伟重新站起来，在开普敦拍摄了南非大主教图图。
从１９９０年５月到１９９７年夏天，邓伟用了８年的时间完成了拍摄工作并记录了１００多万字的笔记，整整花去了２３万英镑约合３００万元人民币，这并不包括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
回北京后，先后有几家出版社找上门来，有些是出版社不合格，有些是为了个人私利，邓伟都一一回绝了。一时间，邓伟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德国、香港和英国的出版商也看中了这些照片，而且开价很高，邓伟却没有答应，他只有一个心思：“这本画册应该是中国人拍摄、编辑、出版、印刷给世界人民看的”。
拍摄过程是一个长长的等待，邓伟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每次给名人写邀请函的时候，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叫邓伟，今年２９岁……今年３０岁……今年３１岁、３２岁……”他是在用青春和生命拍摄一本让世界读者都能读懂的书。而出版过程又是一个长长的等待。当邓伟在钱钟书先生的床前说：“钱老，这件事我做成了，我回来了。”钱老点点头，落泪了，说：“你成功了。”第二天，钱老的夫人杨绛打电话给邓伟的母亲说：“中国有这样的青年人，我们感到骄傲。”
苦苦等待了一年的时间，１９９８年夏，著名摄影家袁毅平带着江西美术出版社的人来了……
又是一年春去秋来。１９９９年９月，邓伟的第一本书《邓伟日记———我眼中的世界名人》终于出版面世了。然而遗憾的是，给予邓伟最大精神支持的母亲却没有能够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邓伟至诚至真地写上了一句话：献给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感谢你们给予我的爱和力量。
（摘自《我们眼中的邓伟》，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年8月版，定价：28.00元。社址：北京东单红星胡同61号，邮编：1000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