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６日，贺龙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到上海去开会。
以往通知开会都同时告知会议内容，可是这次没有。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贺龙以为会议可能与此有关，临走前，秘书问他要带什么材料，他说带上作战地图。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贺龙与罗瑞卿，一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两人不仅工作联系密切，相知也很深。贺龙绝不相信罗瑞卿这个铁骨铮铮、对党忠心耿耿的汉子竟然会反党。贺龙联想起了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
１１月初，军委直属机关按照林彪的安排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３１日，会议将要结束时，会议主持人跑来对贺龙说：“贺总，现在正在批判肖向荣，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问：“根据是什么？”主持人说：“一次，一位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就是暗指林总，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贺龙又问：“还有别的根据吗？”主持人说：“没有了。”贺龙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过了两天，１２月２日，那位会议主持人又来了，一坐下来就哭。贺龙不知他为什么要哭，不耐烦地说：“哭什么？有什么就说嘛！”主持人说：“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马上要出简报了，简报里还要写上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生气了，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嘛”主持人说：“那不解决问题。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贺龙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主持人又问：“你这话能不能传达？”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
此事刚过６天，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这个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贺龙敏锐地感觉到，这次会议非同寻常，有可能牵连到自己。
在上海，贺龙被安排在兴国路１号的一座平房里，距刘少奇的住处不远。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来访。恰好李井泉也在座。谈到这次会议时，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第二天的会议，主要是叶群，还有林彪安排的几个人发言。开会回来，贺龙对夫人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中间还不断地插话。”“她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你看叶群说的那些，罗瑞卿真的会做得出来？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靠不住。”
会议开始后的第四天，叶群突然来访。她说林彪很关心贺总，要她来代为问好。过了两天，薛明回访叶群。叶群说：“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是林总决定用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是因为怕贺总骂我，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
过了两天，叶群又对薛明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罗荣桓元帅夫人的弟弟是军统特务，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说不清。”薛明解释说，这是总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送给他看的，都是一般文件，但叶群根本不予理会。
薛明将她与叶群之间的谈话告诉了贺龙。贺龙说：“不能小看叶群来访。”停了一会儿，又说：“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他们是有更大目的的。”
上海会议从１２月８日一直开到１５日。在７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不久，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开始了。贺龙具有坚强的党性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他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也不能理解。革命一生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战功赫赫的将军成了“叛徒”、“特务”，这种历史的大颠倒，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工作组时，有人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王府井大街上。贺龙听说后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贺龙要薛明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说：“解决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
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来意。周恩来问：“这都是谁的意见？”薛明说：“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周恩来问：“他们是这样说的吗？”薛明说：“是。”
回来以后，薛明把这一切告诉了贺龙。贺龙说：“好，见到了就好。”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什么人登上天安门成了政治晴雨表。人们一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是否登上天安门和站在什么位置上看出他政治地位的变化。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刘少奇、邓小平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上了天安门，尽管他们已在党内受到了批判。贺龙对这样的安排是满意的。回来后，听到有人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的。”他立即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所以会议越开越不实事求是，上纲越来越高。贺龙对此很不以为然。
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贺龙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来看望的友人。有人问：“怎么不开了？”贺龙说：“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
在此期间，贺龙和肖华谈起“文化大革命”和怎样看待老干部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照现在这种搞法，好像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几十年，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党还不清楚吗？”
９月中旬，一个被当作“叛徒”、“走资派”批判的领导干部把他的检查稿拿给贺龙看。检查稿的最后提到要“炮打司令部”。贺龙看后说：“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自始至终都不认为党内存在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那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天，康生碰到贺龙，问他：“你知道杨植霖这个人吗？”贺龙说：“我知道。”康生说：“他到伪军里工作，是叛徒。”贺龙反驳说：“他不是叛徒，是组织上派他去的。”１９８６年，劫后余生的杨植霖在谈起此事时说：“事实上当时贺老总已经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还这样仗义执言，保护我们。这种为他人和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特别可尊和可贵。”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后开展了“扫除阻力，搬掉绊脚石”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军队院校也乱起来了，一大批外地军事院校的师生来到北京。他们与地方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冲击军事要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一时间，弄得各军事机关无法工作。１１月１３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请几位元帅出面做工作。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的有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陈毅讲话之后，贺龙讲了话。他特地讲了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连中要做好榜样的问题。贺龙说，“应当发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在串连途中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应着军装，发扬三八作风，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泄露军事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不个人单独行动”。他特别要求军队院校师生“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和吵架之类的活动”。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是惟一的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这次讲话，贺龙一直不相信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他维护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反对“造反有理”。很显然，贺龙与其他几位老帅关于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是与林彪、江青一伙相对立的，也是对他们乱中夺权阴谋的揭露和批判，因此，自然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
（摘自《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北京出版社2001年1月版，定价：20.00元。社址：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邮编：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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