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境外居住、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们，往往会把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疯狂”的同义词。他们以为中国只是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这一特定的时间内发了疯。事实上，疯狂开始的时间比这还要早十年。不是因为绝对权力意识冲昏了毛主席和其他老革命的头脑，就是因为毛主席感到自己逐渐衰老，想加快社会主义革命的速度，使他能活着看到共产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吧，总之，从1955年的肃反运动，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再到1959年的大跃进运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连喘口气的工夫都不留，整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左”。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越降越低。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十多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某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在工业化和增强军事力量方面。但是，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呀别扯这么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讲述我个人的历史吧。
1958年，造成人心惶惶的反右派运动刚过去不久，忽然有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年轻同志对我做了一次神秘的访问。他说他们知道我在解放前曾为地下党做过工作，通过我所接触的一些特殊人物，收集关于国民党政府的情报。他说，党组织觉得我的工作卓有成效，他们想让我重新与那些人恢复接触，通过类似的渠道为党收集消息和意见。他说，他可以提供北京城东部的一所房子供我们居住。他说，他的朋友在北京东北部有一所房子，现在那位朋友出国了，房子正好空着。我们马上就可以搬进去住。我告诉他，解放前，我和地下党接触的事，我是连妻子乃迭都瞒着的，因为我不愿她卷入危险。现在情况不同了，我要把你的建议和她商量一下然后再决定。于是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乃迭。我们两人达成一致，决定不妨去试试。能住在市里一座带庭院的旧式房子里，我们都感到高兴，这比住在西郊单元楼里强多了。我们立刻通知单位的办公室说，有一位朋友把市里一座房子借给我们住，我们已经决定要搬到那儿去了。那座房子位于北京城东北部一条叫做八宝坑的胡同里。庭院非常宽敞，长着一些枣树和胡椒树。我们非常喜欢住在那里，事实上我们住了大约三年，从1958年到1960年。但是后来我们决定不再与这些神秘的同志打交道了，于是又搬回了单位的宿舍楼。
那三年中，我如实地向那位神秘的联系人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但他们对我的汇报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准是感到很失望。到了1960年，暴风雨猝然而至。他们很客气地请我去吃饭、聊天。那天的筵席非常丰盛，气氛也真诚、热情。但是吃完了饭，我的主人（一个年轻男子，我很少与他见面，但他显然是那伙人的头儿）突然问我对历史人物曹操有什么看法。听他突然提出这么一个怪问题，我不禁吓了一跳，但我还是回答说，曹操是一位大人物，我喜欢他的性格，因为他喜爱诗歌、女人和酒，他天赋很高，多才多艺。我的主人用神秘莫测的语气说，他早就料到我会喜欢曹操的，因为他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他又接着说：
“我想你的性格有与他类似之处。”
接着他突然转而谈另一个话题：
“杨先生，我听说解放前你曾对朋友们说过，你很喜欢一句中国成语叫‘狡兔三窟’，有这回事儿吧？”
我回答说，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因为当时我不得不兼好几份工作，我在国立编译馆当翻译，同时又在几所大学里教书，因为当时生计艰难。
“很对。”他打断我的话，“不过，这话还有别的含义吧，不是吗‘三窟’可能是指国民党、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你是不是同时在为三方面工作呢？”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原来他们一直怀疑我是个双重间谍，表面上装出一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样子，实际上是一名为外国某个秘密机关工作的间谍。我受到极大的伤害，感到非常气愤。他却冷冷地说，现在该是我彻底交代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候了。我怒气冲冲地离开，他们用汽车把我送回家。第二天早晨，他们派人给我送来一大沓书写纸，供我写彻底交代的材料。我气愤地在第一页纸上只写了十个字就把那沓纸退了回去。我写的是：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这又是一句中国成语。从此以后，我决定再也不与那一伙神秘人物打什么交道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了一星期，那位首先来访问我、并请我搬到那座房子里去住的年轻同志又来了，他脸上挂着腼腆的笑，对我说类似这样的话：“认识您真高兴，不过我的朋友、那位房主最近从国外回来了，所以说我们要把那座房子收回了，您看什么时候搬方便”我回答说，我们很乐意搬回出版社宿舍，大约要一个星期吧。就这样，我们很快就搬回出版社宿舍，出版社方面没有问我们为什么要搬回来。
现在我知道自己已被确认为一名政治可疑分子了，有一段时间我情绪低沉。但是在出版社里，情况一切如常，我的同事们对待我像以前一样好。我又逐渐对自己的处境习以为常了。
1961年早春，我写了几首诗，为反对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新路线辩护，并且批评中共的路线以及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的支持。这几首诗给我带来新的麻烦。那时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经开过，赫鲁晓夫在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罪恶，提出了一条苏共新路线。中国共产党认为赫鲁晓夫是个修正主义者，当时两党正在公开分裂。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刚和那几个神秘的同志闹翻，情绪非常不好。一天晚上，我一挥而就写出几首诗来，第二天早晨我上办公室去，誊写了一份，留在办公桌上。我这样做确实有点儿成心，我就是要让我的同事们看看——作为一种抗议。我的几位年轻同事看了，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些诗让《中国文学》社的党支部书记偶尔看见了。这位女书记一向对我很好，可是我的诗使她非常震惊，她当下就让一位编辑抄录一份。当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后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几首诗被抄成大字报张贴出来，成为一桩严重事件。
1966年7月组织起一场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毛主席是这场革命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一挥手，全体年轻的红卫兵都在他的号召下蜂拥而上。北京城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上都涂满红漆。短短几天时间，整座城市就变成一片“红海洋”。
“红八月”里，外文局内部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了。局里的年轻狂热分子，包括编辑、翻译和其他行政人员，尤其是我们局长弄来的那些年轻退伍兵，他们开始佩戴红袖章，自称是“革命造反派”。他们组织斗争会，斗争他们的上级，包括：分部和科室的头头，甚至局级领导。没过几天，所有低级别的工作人员都成了“造反派”。外文局院内各座建筑物上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中最突出的那一张就是用醒目的大字抄录的我那几首支持赫鲁晓夫新路线的诗，上面还加了红色的大字标题，斥责我是一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还有别的胡言乱语。接着又有人指出，我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不能称作修正主义分子；从此他们把我改称为“反革命分子”。有几位同情我的同事暗示说，这都是那位女书记一手策划的诡计，目的是把群众的怒火引到我身上，她自己可以脱身。从那时起我便成了全外文局最坏的罪人，给我戴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在这之后，我参加了一连串的斗争会，有时单独挨斗，有时当局领导们的陪斗。我不喜欢开一个人成为斗争目标的那种会，因为那样我就必须回答各式各样荒谬可笑的问题，有些问题是根本无法回答的。我要是和局领导们一起挨斗，那就有趣得多。那些年轻人爱玩一种叫做“坐喷气飞机”的把戏。我们的姿势就像小孩们在模仿喷气飞机。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可是其他一些同志才举了一小会儿就吃不消了，他们双腿发颤，接着就跪倒在地，引起群众一阵哄笑。斗争会上常玩这类把戏，有时会持续两三个小时。我的双腿非常强壮，我会产生一种与己无关的感觉，并且饶有兴趣地偷偷观察起别人来。这一切都十分幼稚和荒唐。这样的斗争会，每隔一天就开一次。1967年春天以后，局里的年轻造反派们决定将机关内一切受过批斗的人员统统拉到街上去进行一次游斗，本人也包括在内。我们分装在两辆卡车上。造反派让我们站在敞篷卡车上，开过西城的各条街道。他们时而把车停住，年轻造反派们高呼口号，并将早已准备好的铅印活页传单散发给围观的群众。街上的旁观者们神情冷漠，最多也只有几分好奇，几乎没人跟着喊叫或咒骂，充其量是有几个孩子在笑。那些日子里，街上的人们对这种场面看得实在太多了，因为许多别的机关也都是这么干的。当我们游斗到与外文局有联系的一些机关如广播电台和新华通讯社时，他们便让我们下车，在该机关的大院里排成一列。接着他们就挨个儿地介绍我们的情况并进行批斗，狂热分子们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整个游斗进程历时一上午，但倒也并不十分难受，除非那天天气很冷，我又忘了穿大衣，回家时，我会冻得浑身发抖。
“红八月”对每一个人都有可怕的影响。1966年8月以及此后开的那些斗争会，大喇叭日夜不停地大声吼叫，声讨这个、那个人的罪状，真让人的神经受不了。我感到自己顿时成了社会的弃儿。晚上回到家里，我发现乃迭和孩子们的生活一切如常，都挺高兴的，有时甚至还情绪热烈。他们还没有受到骚扰，他们的生活与我不同。白天在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同我说话或和我打招呼。我想，在“红八月”里，连我也真的感到害怕了。
我从来是不会轻易感到害怕的。以前在内地时，有一次在开往成都的车上，几个国民党兵士举起步枪朝我瞄准时，我没有害怕。我们乘船去南京，在长江上航行，那天夜里船上一片慌乱，都说船要沉了，我也没有害怕。可是这一次，我紧张不安，真的害怕了。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时，似乎听到同事们在商量给我开斗争会的事，他们悄声说准备把我打死。我还觉得自己分明听到他们在说，某某人已经在受审时被活活打死。其实他们是在隔壁房间里商量事情，不想让我听见。而我却使劲儿听，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听不清就自己想象。我因神经高度紧张和恐惧，开始患上了听觉幻象症。我回家后对乃迭说，我的同事们商量着要害死我，请她替我送一封信给中共中央统战部，请他们赶快来救我。现在想想挺滑稽的，当时我怎么会被吓成那样，然而从那时起我真的得了精神分裂症，不断出现听觉幻象，这种幻听现象从1966年8月开始，直到1967年初才消失。在此期间，出版社那位女党支部书记称病在家不来上班，于是上边又派了一位新的政治指导员来临时负责，她也是一名女同志。有一次，我似乎听见我的一名熟人在受审问，不久就被打死了，我对新来的政治指导员提起这件事，并为那名熟人死于非命而表示遗憾。那位女政治指导员大笑起来，说我脑子有问题。她说那位同志明明活得好好的，吃饭时我可以在饭厅里亲眼看到他。我确实看到了他，正如她所说，他活得好好的。于是我对自己听到的一切都不能相信了。然而说来也怪，我听到的声音十分清晰，我不相信这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我又想，可能有个阴险的家伙躲在出版社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在用什么罪恶的无线电发报机不断发出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听见的信号。这一切疯狂的想法似乎极端可笑，可是在当时，在我已处于半疯的状态下，这种理由似乎还蛮有说服力的。有敌人在害我，准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我根本不是阴谋反对自己祖国的坏蛋。于是在单独一人时，我就想找那个暗藏的敌人辩论，甚至想查明他是什么人。晚上，我独自坐在家里的起居室里，乃迭和孩子们都到寝室去睡觉了，我就大声对那个暗藏的敌人说话，想揭穿他的阴谋。有一回，乃迭还没有睡着，听见起居室里的响声，就走出来。她认为我已经疯得胡言乱语了。事实上当时我确实快要疯了。
也许因为我还保留着几分清醒，因为我仍然对自己抱有信心，也许因为“文化大革命”到了那个时候，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已逐渐退潮，对我的迫害减弱了，我感到松了一口气，所以到了1967年初，我不再受听觉幻象之苦，精神比较正常了。1966年下半年，我从不敢冒险走出外文局的院墙一步，但是从1967年初开始，我星期天会进城去转转。每星期天早晨，我会步行到东城或西城去，看看贴在街上的大字报，从中了解外界的形势。这是我惟一的消遣。我仍不敢乘公共汽车，因为听说公共交通工具是不搭载反革命分子的。要是在车上发现一名“牛鬼蛇神”，人们干脆就把他扔下车去。于是我就靠长途步行来消磨时间，这也许对我的健康大有裨益。上班的日子我只能到办公室去，坐在我的书桌前。当然，当时已经没有什么正经的翻译工作让我做了，但每天早上我会被派去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我发现干体力活要愉快得多。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我们局里的公共厕所一向肮脏不堪，臭气熏天，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后来，我又被派到位于后院的厨房去，到垃圾堆里去捡煤核。这桩活更令人厌倦，但我很爱干，因为干活时我能吸到户外的新鲜空气，这要比坐办公室强。整个1967年和1968年上半年我干的都是这类活。在此期间，只给我开了一次斗争会，而且还是当我们局领导的陪斗人。当时年轻的造反派们分裂成各个“战斗队”，已经开始在打内战了。因此他们没有工夫来嘲弄我们这种被他们称为“牛鬼蛇神”的人了。我一面捡煤核儿一面老想着灰姑娘的童话，不知道童话里的仙后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用一辆南瓜车把我带到王宫里去。然而，事实证明我这个灰姑娘决不会有进王宫的机会。恰好相反，我去的地方是监狱。现在的监狱虽不像王宫这么舒服，可也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可怕。在随后几年里，我的许多同事都挨了打，不少人被活活打死，或被迫自杀。而当时我在监狱里，所以躲过了这种劫难。或许监狱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个很坏的去处。
（摘自《漏船载酒忆当年》，北京十月出版社2001年4月版，定价：15.00元。社址：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邮编：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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