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１ 中国教育经费来源构成表（单位：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０年版整理而成，其中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重。
据悉，中央财政将在5年内增加教育投入500个亿。为加快中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中央财政还将对西部地区实行倾斜政策，国家将在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将近100亿元，用于西部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网络建设和重点高校的建设。但这些经费的投入对于全国日益膨胀的教育需求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同时，比投入总量多少更为重要的是——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此教育的成败始终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从1999年以来，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增速明显加快，但同时更应该看到我国财政收入实际也是在超常增长。如果从教育法规定政府应努力使教育投入达到GDP之4％，以及我国目前GDP增长已经超过8万亿来看，我国教育投入的资金缺口至少在GDP的1％—1．3％，约1000亿左右。
根据ＩＭＦ《政府财政统计年鉴》1998年版和ＵＮＥＳＣＯ《统计年鉴》1998年版的数据，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GDP的平均水平在1994年为4．9％，在1995年为5．2％。具体来说，政府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英国为5．4％，巴西为5．2％，泰国为4．1％，印度、韩国、新加坡等国则均在3％以上。而俄罗斯目前教育经费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军费因此，无论从我国已有的法律来看，还是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教育投入似乎仍嫌不足。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学校办学经费来源已从过去的单一财政拨款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的筹资，这是一种好的变化，但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这种危险甚至渗透到有“象牙塔”之称的高校内，不久前惊曝的陕西经贸学院腐败案，涉案人员中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12人。那么目前我国教育经费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国家预算以外的各种辅助渠道？表1是一个初步的统计。
可见，90年代以来，通过国家财政这个主渠道投入的教育经费，占全社会教育经费的比重不断下降，而靠社会力量办学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目前此类资金来源大概每年已有近千亿元的规模。而且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用来弥补中小学义务教育的不足。
朱总理在各种场合都提及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的义务。媒体曾经一度热炒过这样的新闻：辍学儿童的家长被有关部门告上了法庭。但只把板子打在家长身上显然是可笑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乱收费之风至今未绝，对于那些还处在温饱线上的贫困阶层来说，把他们告上法庭也于事无补。义务教育，并不仅仅是为人父母的义务，而应该是政府和家长双方的义务。
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义务”如何体现？除了保障教育投入之外，还是保障教育投入。提供的义务教育应该达到何种程度？理想状态应该是不仅免除学生全部的教育缴费义务，甚至应为路途较远的学生提供必要的营养配餐。目前达到这样较理想的义务教育显然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义务教育是否应该除寄宿学生缴纳适当的食宿费之外，一切学费、书本费、杂费全免，并辅之以可靠的中小学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如若不是，那么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义务体现和落实在何处？如今“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及城镇居民对农村贫困学生进行“一帮一”活动等越来越多。但这种基于慈善和全民自发捐助的形式，毕竟只能充当基层教育经费来源的补充渠道。
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的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结果县乡以下不得不通过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来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估计目前农业税费中，约有一半行使着“教育经费”的职能。笔者统计了我国农民的各种负担后，估计在1995—1998年间，农民除农业税以外的各种负担分别为810亿、1030亿、1307亿、1612亿，进而估计，通过税费征得的基层教育资金大约在800亿左右，农民人均负担约100元。这已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了！
国家并非没有注意到在贫困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巨大困难，事实上，从1995年开始，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就联合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此工程资金主要用于：消除农村小学、初中的危房，按照国家规定标准，配备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以至课桌凳，培训教师和校长等。据说中央为此共拨出了专项资金39亿元。除了适当扶持经济状况较好的“一片”地区中少数贫困县乡的学校外，在1995—1997年间，中央专款扶贫攻坚的重点放在“二片”地区12个省的383个贫困县，投入专款为15亿。1998—2000年间，中央专款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开始转向“三片”地区的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省区的469个贫困县，中央投入专款24亿元。这是善莫大焉的举措，但还远远不足。这种不足表现在多方面：一是资金投入非常有限，仅仅能提供基础的校舍等“硬”设备和起码的人员培训，而对解决基层义务教育经费来源问题毫不涉及；二是地方财政配套资金落实困难，即便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均按计划投入，该工程也仅能解决贫困的“三片”地区约一半的校舍建设和维护问题。
目前高考仍然沿用着高度复杂的不透明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的歧视性表现在以下多方面：一是各地考卷不一，难度各异，难有较公允的衡量尺度。今年共有6种试卷，有12个省市采用传统的命题试卷；13个省市采用“三门基础课考试＋任选课考试”的方式，但其中天津、山西使用的是和其他11个省市不同的高中新教材；广东、河南采用了“3门基础课考试＋综合考试＋考生选考科目”的试卷；上海则与往年一样自行单独命题。不同的试卷侧重点和难度都有所差异。二是各地录取分数线千差万别，歧视性甚烈，这恐怕已成高考显失公允的痼疾。这种歧视引发的争议已非一日，如果说对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考生，对少数民族的考生其高考录取分数线可以适当降低以示扶持还是得体之举的话，那么对养尊处优的大都市的考生如此宽松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三是高考录取仍然沿用了名额制等早期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各个高校在各省市的招生都是事先以限定名额的方式分配下去的。这就造成了学生在受分数线的歧视之外，还必须受招生名额的限制。
高等教育的收费问题也同样令人头疼，笔者随手翻阅教育类报纸，总可见到触目惊心之处，在1999年，各地重点大学学费在3000元上下；2000年至今大概涨到4000元到6000元。由是观之，若要维持子女4年制本科教育，至少需负担4—6万元，这已经相当于普通城镇家庭5—10年的全部积蓄了！这个费用，是边远贫困地区家庭所无法想象的，有幸得到大学入学通知书的低收入家庭，往往一筹莫展。尽管如此，这样的高等教育收费仍然甚至不足以弥补为高等教育的高昂成本。这并不足奇怪，高校中沿袭着非常严重的官本位制而并非教师本位制，在全部教职工中，一般有2／3的员工和大学讲台、科研无关，臃肿的办公楼中坐满着形形色色的管理大学教师的领导。
对于一个人均GDP仍然停留在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无疑其教育经费的投入应该集中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这也是韩国、新加坡等国人力资源水准得以急剧提高的成功之处。从1998年我国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来看，中小学教育经费的投入各约900亿元，而高等教育经费约为600亿元。此外，在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约为340万人，人均经费1．76万元；普通中学在校学生约有6300万，人均教育经费为1400元；小学生约有1．4亿人，人均经费约为660元；幼儿园则有2400万人，人均经费为166元。从现实的收费状况来看，中小学教育乃至幼儿园教育，恐怕均属于过度收费。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高等院校的急剧扩招，以及塑造世界一流大学雄心壮志的重新点燃。高校每扩招10万人的经费，差不多可培养中学生120万人，或小学生250万人。看来，高校扩招不能不和精简其自身臃肿的非教师队伍结合起来，否则，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就可能没有落到师生头上，而是落到和教育并不直接相关的其他黑洞中，其损失更是不言而喻的。
（摘自《中国改革》，200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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