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福娜·克尔丝是荷兰当代著名女作家，从事写作已近半个世纪。《大卫的母亲》讲述一位母亲苦苦挽救自己不幸吸食毒品的儿子的故事，从而揭示出当今社会一个最为严峻的问题。小说被列为荷兰中学生课外必读书目，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中译本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为林丽萍，本文据此中译本缩写。
我是苏斯特贝格街警察分局值班室主任。你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大卫的母亲吗？
我从话筒里听到远远的喊叫声。
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大卫的母亲正沉缅于鸡毛蒜皮的事中，一点情绪也没有。“不错，我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大卫的母亲。”我说。
喂，我是Ｐ医生，市医疗站的。Ｓ太太，我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告诉你，你的儿子在大街上被人救起了，也许你听见了吧，这是他在叫喊。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再见，夫人。
听筒里传来叫喊声和弹击声。
我趴到枕头上，哭着，抽泣着，叫喊着，直到没有力气出声，没有人能够安慰我。我哭喊着，直到喉咙失声。
大卫出生的时候，我与西蒙结婚才两个月，当年他二十三岁，我二十岁。西蒙那时在一所高等技术学校读书，白天在学校里，晚上回家就忙着温习功课。大卫小时候，没完没了地哭，常常是稍不顺心，就毫无缘由地大发脾气，倒在地上歇斯底里大发作，撒泼打滚。这孩子真难对付。
大卫十五岁了，有一天，天色晴好，大卫宣称，他觉得星期六的网球训练太没劲，也厌烦了足球俱乐部。从那一刻起，他就天天坐着：坐在屋里，或者花园里，屁股不离椅子（要是有人从旁经过，他也从不打个招呼），要么就斜躺在床上或厨房吧台的椅子上。他的举止行动中流露出一种极度消极的情绪。只有到阁楼上去才是例外，但这又让西蒙大发脾气，结果大卫认为还是赖在床上为好。仅仅一个月，大卫身上就发生了这种变化，于是我们的“和美”时期就此终结。我和西蒙互相指责，一个说对大卫太苛刻，另一个就说对他太娇纵。大卫逼得我无路可走，他拒绝上学，开始偷钱，骗他姥姥钱吸毒品，而且一发不可救药。
早晨九点，孩子们在学校上课。忽然间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听到的是大卫惊恐不已的喊叫：妈妈，快把我接走！马上这里的窗户上都钉着护栏！
“大卫，你知道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吗？”我说。
“这儿的窗户上全都钉着护栏，我是在一个什么监狱里睡觉的，还让我喝一种什么药，我不想喝。我使劲喊叫，把这一片的人全都吵乱了，我叫喊说：是我母亲，就是她应当把我接走。现在让我给你打电话，让你把我从这里接走，我旁边现在站着两名护士。你得把我接走，妈妈，知道吗，你应当……”
有人夺走了他手中的话筒。我听见大卫越来越远的叫喊：“她应当，应当我的母亲应当把我接走。”
我听见有人把他拽走，他呼喊着，我听见门砰地关上了。这时电话里换成了一位女士平静的声音：请不要怕，他的烟瘾过去了，他好些了。他想离开这里，这是完全正常的，可您不能把他接走。您今天可以来看他，他会找理由对你说他应当回家，但是我们还要让他在这里呆一段时间。他的情绪还很波动，所以您今天一定要尽可能镇静。有事找我，我是护士福丝。
有人用钥匙开了门，我们进去后门又锁上了。护士福丝迎面走来，把我们领到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
门开了，大卫进来后又关上了。他一个人站着，一步也没有朝前走。
“如果你不想接我走，那就滚蛋，”他说。
“大卫！”西蒙朝儿子走去。
你来干什么？我不是告诉妈妈了，让她把我接走。
“我们不是来接你的，”西蒙说，“我们是来看看你，如果你愿意，就跟你说会儿话。要是你让我们走，我们就改天再来。”
大卫看了父亲好半天，忽然用脚踹了一下门，然后轻轻地摇晃着，低下头把手插在口袋里，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坐在墙角，平静地等待着。西蒙站起来，在门口盯着儿子。大卫每次经过父亲面前，总用力甩甩手，好像要打他。忽然他朝我走来，坐在我对面。
“我会逃出去，我要杀人”他说。
把你放在这里，就是为了帮助你。
“他们让我吃药，可我不愿意吃，也不想吃。你看见这里的那些人了吗？个个都是有气无力的，都是因吃了药。我就不吃。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我接走，我就自杀，割动脉或者跳窗户，反正我有办法。无论如何不呆在这里。”我看了看窗户。
窗户上有护栏，大卫。
“反正我有办法，到时候你就该后悔了，再后悔也没用了，我可告诉你。”我叹了口气。
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轻轻一推门就开了。大卫跟着我，在门口使尽全身力气抓住我。“妈妈，”他喊道，“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我要自杀，告诉你，我早就不想活了！”两个护理员扭住了他的胳膊。我们站在外面，还听到他的喊叫。我们十分沮丧地上了汽车。
赫莉和汤姆是我们的朋友，他们的儿子本尼也吸毒。同他们可以无所不谈。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如果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完全可以患难与共，想出办法。吸毒者的父母应当互相鼓励。我把这话说了出来，汤姆反对：“这可是许多人的事。你怎么能把这么多的父母聚集到一起？你发一个布告试试，他们会吓得不行，根本不敢露面，不会响应的。还是让他们想想自己的难处吧，干吗要把家丑外扬。也许过上一两年能做到，可现在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免开尊口。”
赫莉说：“如果现在有那么一些家长组织起来，一定会大有好处。比如监狱里那个本尼。每星期三我们可以去看他。这已经有一个月了，他每次都求我：下次给我带点毒品来。这里的人都有，他说。就连社会救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说，太太，没关系，可以带一点来。我们没有给他带。结果本尼说：如果你们什么都不带，那就别来了。我们也就不再去了。可这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我们真头痛。如果有那么一个组织，说不定就找得到有一定经验的人，他会告诉大家他是怎样对付过去的。可我们呢，单枪匹马，绞尽脑汁，不知道如何是好。每星期三我都想：不，我还是要去，悄悄地，不告诉汤姆。我去了，买了一点这该死的东西，放在《特洛伊木马》那本书里。我真的苦恼透了，”她笑了，“你能想像我在那里的模样吗？我穿着格子裙，戴着项链——却买了毒品放在《特洛伊木马》里……”
赫莉和汤姆再没有给本尼送毒品，不过他们因此同他失掉了联系。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头痛极了”。赫莉甚至想背着汤姆给本尼送去，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下来，采取一致行动。现在儿子为他们感到骄傲，这给了他们新的希望。希望——失望，希望——失望。不过眼下他们还有希望。赫莉和汤姆教会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作为父母，我们不能做任何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负责任的事。但首先我们学会的是，父母应该一致行动。
对于我和西蒙来说，这十分重要，因为我们也同样为大卫的要求“头痛极了”。他任意摆布我们，并且敏锐地观察，看我们两人是否一致，看我们之间有什么空子可钻。我们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他站在装有护栏的窗户里面，边走边对我们破口大骂，显然这是事先准备好的。然后他说：“你们干什么？看热闹来了？要是不把我接走，就滚开。”这太可怕了，但是我们平静地走了进去。到了摆有藤编家具的屋子里，他接着骂我们。但看见我们一言不发，他就改变策略。他得胜回朝似的对我们说：你们以为我在这里过得挺好，这是个好医院，就能让我把毒戒掉。能行吗？这是一家糟糕的精神病院，如果我想抽大麻，护士就会给我的，只要我开口就行。
“哪个护士会给你？”西蒙马上问。
就是我们这个科的，昨天他给了我一点，是他自己卷的，今天早晨又给了。如果我还要，他还给。要多少给多少。
他应当好好想想自己过分粗野的行为。可是我却用和事佬的叹息为他重新控制我们开了绿灯。事实上我告诉他的是：父母可以承受孩子加予的一切，因为你是一个不幸的牺牲品，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误，我们知罪。
这期间大卫却很有心计地同我们周旋。看到威胁和好话都没有起任何作用，他依然住在医院里，于是就开始改变策略，想利用我们为他牵肠挂肚的心理。只要我们单独呆在一起，大卫就装出想睡觉的样子。他不听我们说话，或者盯着一个东西看，不过装得很得体，否则我们就会去问医生发生了什么事。他见我们神经过分紧张，就又“清醒”起来。
他说：这都是药的作用，见鬼去吧，这儿给我吃那么多药，我都成傻子了。
大卫出院后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听说他把我们骗了。他从未服用过一个药片，精神病医生根本就拿他没办法，不能“制服”他。他装出睡眼惺松的样子，动摇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日日夜夜不得安宁，反复琢磨我们让他继续住院到底对不对对？他的治疗是否合适？是否应当让他去专门的戒毒所？我们做父母的，现在是不是应当干预？
我们同赫莉和汤姆商量了一阵。“你们去‘艾米利胡维’收容所试试，”汤姆说，“我有一个亲戚的兄弟在那儿工作，我可以和他商量一下你们的事。”
我们同这个人见了面，结果是“艾米利胡维”同意派一个专门小组去同大卫谈谈。
“艾米利胡维”的专门小组第二次前来谈话。大卫跟他们聊了一阵，最后决定：他可以去。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现在明白，大卫极力想去“艾米利胡维”并不是因为他继续吸毒就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逃出那所精神病院，他在那里呆了五个星期，觉得就像被关在监狱里。对于西蒙和我来说，这是个解脱。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能帮他的地方。我们百分之百地相信“艾米利胡维”，他们多半会帮助大卫戒毒。
此外，由于前几个月不许他见我们，我们也终于有时间安排自己的事了。不料大卫的精神病医生对我们的想法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如果大卫连这里的环境都习惯不了，那么到了艾米利胡维，他会一无所获。”然而这个聪明人的高见我们不爱听。
我送大卫去艾米利胡维，那天夜里我又梦见这个场面。我把大卫放到小浴盆里，一只手托着他的头，下面是水。我只要一放手，他就……我只要一放手，他马上会死……我害怕极了，我喊叫。我的母亲抓住大卫的小脚，拍他的背，拍他的小屁股。水流出来了。一股股地流出来。水像喷泉一样从他的胸腔里涌出。一股股水柱打湿了我的衣衫。我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几乎要溺死的不是大卫，而是我。
在五月的一个明媚的日子里，下午六点钟，“艾米利胡维”的一个女工作人员给我们打电话说：“大卫逃跑了。”大卫忍受不了过于严格的管理。
本尼放出来了，我们商量让本尼和大卫住在一起，汤姆开始找房子。当然，本来应该让他们自作自受，经受一定程度的磨难，尝尝自己酿的苦酒，末了彻底堕落，坠入自己制造的肮脏泥潭不能自拔，那时他们就会爬着来求援，向能够帮助他们的任何人求援。这将是他们的第一个行动。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又一次为他们安排得停停当当，再也没有人当面讥笑我们了。我们又一次按他们的意愿为他们提供了生活条件，从而剥夺了他们养成独立人格、至少是经受磨练的机会。
汤姆拟定了合同，我们体验到这是神圣的时刻，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一切就要变样了，再没有人吸毒了，本尼应当去找工作，大卫应当去读夜校。
每个星期我和赫莉去“探视”的时候，不言而喻，见到的是住处越来越脏，可我们二人却互相安慰说：“算了，他们在这里不是还没住多久吗，以后就能学会了。”不过我们明明看见他们直到中午还不起床，但还是说：“一开始就立即上轨道，这不容易。等本尼有了工作，等大卫按时去上课以后，情况自然就变好了，对吧？”然而本尼怎么也不能开始工作，因为他的头发太长，就凭那副模样，谁也不会录用他，他自己这么说。“那好吧，给你钱去理发。”赫莉说。
但他根本就没有去理发，也没有找到工作。大卫要钱，说是要去买绘画用品，买笔、颜料、画稿本、成盒的画图器，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我都给他了，可他从来没有买过一支笔。他们惟一的用项就是买毒品。本尼买了一大块印度大麻膏，两个人把它分成许多份，卖给上毒瘾的人。赚了钱，他们可以买毒品，吸上一段时间。本尼经不起诱惑，趁大卫星期六一整天泡在床上，就把能吸食的全都享用净尽，这一大块进肚之后，到晚上他就完全失去了控制力，把汤姆不惜重金买来的这一套价格不菲的住房好一通打砸。所有窗户上的玻璃都打得粉碎，餐具和家具扔到了街上，门打掉了，洗脸盆成了碎片。大卫受本尼的刺激也跃跃欲试，不过收敛一些，仅仅撕毁了自己床上的褥子。大卫本来可能更加疯狂，可是他没有这个机会，因为邻居叫来了警察——市政医疗救护警察把本尼送到急救中心，大卫不过是小打小闹了一番。大卫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钻到本尼床上继续蒙头大睡。汤姆被警报吵醒，叫起了西蒙。西蒙把大卫从被窝里拖出来，要求他给个说法。后来发生的事我不太清楚。不管怎样，汤姆也来听取“说法”，这时两个做父亲的大吵一顿。汤姆把西蒙父子二人扔到门外，就这样，大卫又回家来了，回到了前不久为他的新生活准备的崭新的小屋子。他马上钻进被窝，我和西蒙在楼下坐着，设法压住满腔怒火。
我们给家庭医生打了电话，然而这个教养有素的人根本不能解决这一类问题，他一点好办法都没有。我们就去找市医疗服务站的精神病医生，但他说应当让大卫本人来。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便求助于儿童心理中心，那里的人倒是愿意帮助我们，要把大卫领来。可大卫什么也不想，依然四脚朝天躺在床上，只有想吃东西时才起来，还说不定在什么时候。
亨丽艾塔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儿童心理学家。他毕业后去美国工作了六年，在一家特殊儿童心理教育中心任职。她回荷兰看我，知道了我家发生的一切，介绍我到美国的“匿名者之家。”
“匿名者之家”？上帝，这是什么？
这是吸毒少年的父母建立的组织，父母们每周见面，交流经验。你的经历就是一个女人孤独挣扎的故事。在美国，那些有大卫这样孩子的父母都不感到孤独，他们常常聚会，彼此诉说各自的不幸，敞开心扉，畅谈他们的感受，抱怨自己的挫折并共享各自微薄的成绩。还远不止这些，他们来找“专家”咨询，或者听取批评，不，是他们自己切磋，自己检讨，他们自己就是“专家”。他们清楚地体会到子女吸毒是什么滋味，这一点谁也不如他们。
西蒙完完全全支持我去美国的计划，他也看过“匿名者之家”的材料，还提了一些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又一次志同道合了。
我在这里参加了六次晚间集会。白天，我就抓紧时间找每一个人单独谈，读点书，确切点说，就是翻阅“匿名者之家”的材料，甚至晚上也读一点，从中得知按计划要分十二步走。这很有趣，这第一步的内容是，我们要有极大的信心说：作为有责任心的人，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帮助孩子选择健康和自尊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问题，我们想得到答案：怎样才能使孩子转变，再按照我们心目中想像的方式来塑造我们的孩子？我们为此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严肃谈话，声色俱厉，絮絮叨叨，冷嘲热讽，喝斥威胁，限制这限制那，忽而给钱，忽而又不给钱，再加上打骂，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他施加积极影响。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家里闹得一塌糊涂，打架，哭号，埋怨父母亲，埋怨兄弟姐妹，埋怨亲朋好友，埋怨警察，埋怨国家。我们什么办法都尝试过了，好像这一切都只能加剧对立情绪和反叛心理。由于我们认为“孩子实难管教”，就忽视了自己的责任。现在，当我们回忆起为挽救孩子做出的种种努力，回忆起我们种种失败的时候，当我们了解到“匿名者之家”其他成员的教训和我们自己的惊人相似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承认惟一的事实：我们既无能力改变他人的生活，也无法驾驭自己的生活。我们确乎一切都尝试过了，只有一点除外，即先别管孩子，而是回头看看自己。
我为大卫踢我、反对我而生气是有价值的，这让我认识到我该放手不管他了。但是，当我明白我已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就意味着我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了。然后是第二步，第三步。我逐步掌握了十二个步骤。
我再也不责备他，因为在我看来，他吸毒就是一种病态。我再也不说：看看咱们都做了些什么，我可是为你费尽了心血——我再也不这样说了。因此，他的负罪感就轻了。而负罪感越强，就越刺激他去吸毒。
回国后我和朋友也组织了一个社团我们开始先组织了一个十八人的社团。晚上的聚会太嘈杂，没有秩序，与会者太感情用事，因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心事一吐为快，而西蒙、赫莉和我还控制不住局面，不能把大家引入应有的轨道。第二天晚上来了十二个人。六个人不来了，三个人无故缺席，三个人打来电话说：“我心里太难受了，或许要晚一点来……”过了一个月，社团就稳定下来，没有人员的增减。又过一个月，秩序也正常了。我们三个人能够控制晚间的会场，没有人长篇大论，每个人都有机会说话。晚间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请境遇最苦的人诉说。有时我们也给一些人优先说话的机会：“我觉得今天最困难的是艾莉，请她先说吧。”有时一个晚上就让处境最为艰难的一个人占用了。需要紧急做出决断，分出轻重缓急。如果那人自己束手无策，大家就帮他弄清情况。
四月过去，到了五月……社团的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彼此都已很熟悉。
已经是六月了。我们没有一点大卫的消息。大约有半年时间，他常到吉斯那儿去，吉斯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我们，并不特意做任何解释。我从吉斯那里得知，大卫得到了救济金，由于吸毒，这点钱只能勉强维持他四天的生活，其余的二十六天，他就伙同他的哥们儿去偷，暂时还没落入法网。现在我和西蒙心平气和地谈大卫的事，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但也不想惴惴不安地惶恐度日。就这样下去吧。我们有个吸毒的儿子，我们应该自重。如果大卫回来，就让他看看，他的父母还没垮掉。
我看了一眼西蒙，他伸出两手放在桌子上，直率坦诚地看着我的眼睛。说吧，兰恩，我们都应该以诚相见……我想去，对，是有感觉：大概发生什么事了。多半我又犯老毛病了，但是我的确想看看大卫……但是，这话我说不出口，其实你也在尽力控制自己，我现在看着你，看到你也是那么脆弱……
我们沉默不语，突然电话铃响了。西蒙站起身来说：本尼死了。我们呆若木鸡。
本尼的死让我们再次惊恐不已。社团散了，我们已经再没有勇气相聚。我们都只为自己的孩子忙着，顾不上自己。维姆和玛琳是仅有的两个敢于再出面试试的人，四年前他们就有过丧子之痛，三个女儿中的老二也是个吸白粉的瘾君子。
“咱们不能在这个关头散伙，”维姆说，“还像往常一样聚聚吧，否则我们还要重蹈覆辙犯老毛病。”他打电话联络我们。可是没有人来。
我从阳台上看见汤姆爬到汽车顶上，无论西蒙还是赫莉都没法叫他下来，他醉醺醺地摇晃着，叉开双脚，大声喊道：“大家都听着！毒品……这不是宇宙航行的时代，是吸毒的时代！我们取消了死刑，无期徒刑也没有了，就算你杀了人，也不过判你六七年的监禁。我告诉你：应当把这些人全都绞死……还得恢复死刑！把所有毒贩子都判死刑，因为他们是凶手，是嗜血成性、躲在角落里赚黑钱、专门加害于我们孩子的刽子手，我们的政府是软骨头，它允许吸毒，让我们的孩子当这些刽子手的牺牲品。”
警察紧紧抓住汤姆的腿轻轻一推，他就倒在车顶上了。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接着说：“这场灾难是于十五年前从大学生当中开始的，其中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还有其他所谓的这个家那个家。从他们开始又传到社会上的弱者，这些弱者成了牺牲品。让这些已经身居高位的这个家那个家关心关心弱者兄弟的命运吧！”城市医疗服务中心的人走到汤姆跟前，抓住他的手把他从车上拉下来，没有遇到反抗，不过汤姆还是接着说：“我的不幸很快也会落到成千上万人的头上。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伸出援助之手。孩子们会死，父母们会死，国家将亡，荷兰人将亡……救命……救命吧，帮助我们可怜的国家吧！今天就给各党派写信吧！到议院大院去游行吧！帮帮我们吧……赫莉……帮帮……”
大卫回家了，他病了，浑身都痛……他正在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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