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由于江青的清算黑画家运动，我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为了躲避风头，我在1976年1月参加了吊唁周总理的活动之后，直到1978年暑假才回国。“四人帮”的倒台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我们在国外的感觉也是一样。在这种形势下，我想趁此次回国的机会做一些在“四人帮”时期难以做到的事。我向接待单位提出了两项请求，一是采访当年所有受到“四人帮”迫害而今仍然健在的作家、艺术家，二是希望到西藏去看看。
在北京一下飞机，国际旅行社的老朋友寇至中就告诉我两个要求都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准，同时还递给我一张请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当晚要在北海仿膳请我吃饭，同时邀请了三十多位作家、艺术家作陪。这一安排令我喜出望外，使我深切地感到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北京确实是形势一派大好。
北海的仿膳我以前只是在梁实秋写的有关北京的散文中见到过。据说“文革”期间，“红都女皇”江青曾下令关闭北海，不许老百姓游玩，把仿膳变成了专供江青小吃和午睡的地方。
当晚到场的人中除主人林默涵外，还有曹禺、夏衍、臧克家、吴作人、李可染、萧淑芳、赵丹、张瑞芳……真是群星灿烂、满壁生辉。吴作人和李可染两位先生曾因我的一篇文章而受到株连，如今见到他们，使我觉得感愧交集。这次回国，我取道巴黎，特地买了两瓶最好的葡萄酒敬送给他们，聊表我的歉意。
仿膳的菜肴果然名不虚传，但那天我并未记得我吃了些什么，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师们的言论风采。那晚我们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曹禺先生坐在我的右手。我定睛审视这位天才的剧作家，发现他满面黑斑，表情也不甚明朗，和我记忆中的曹禺颇不一样；夏衍先生瘦骨嶙峋，行动不便，令人隐隐生出怜惜之情；赵丹也在谈笑风生之间现出老态。据说他们都是刚刚从“牛棚”中放出来的，劫后余生，还能复出活动，真乃文艺界之福，国家之福。饭后走出仿膳，闲步长廊桥头，荷塘月色，如诗如画。李可染先生对我说：“北海风光真不错，要不是沾你的光，我们怎么能进得来。”当时国内很多禁区刚刚开放，北海重新成为人民的北海，这些文学艺术大师们也获得了新生。
曹禺是一位光耀文坛的巨子，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我读过曹禺的剧本，也演过其中的角色。他的剧本读来、演来都让人过瘾，而曹禺本人让人觉得可亲可敬。在他的剧本中总是营造出一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悲欢离合的氛围：《雷雨》的爆炸，《日出》的希望，《原野》的抗争……中国最早的职业演剧团——唐槐秋、唐若倩父女二人组织的中国旅行剧团，把这三出戏称为“救命戏”，每当剧团经费吃紧的时候，马上上演这三出戏中的任何一出，立刻就会场场爆满，使他们度过经济难关。
曹禺的作品在美国没有译本，老舍的《骆驼祥子》不但有英译本，而且还是畅销书。访美之行结束后，曹禺先生回国，老舍先生还在美国多待了一个月。这期间，国内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有人就劝老舍留在美国，但老舍坚持回国迎接解放，他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出于爱国，但其中也有若干成分是他在美国看到许多朋友在美国的生活情况，他觉得受不了孤悬海外的寂寞。从我自己日后的亲身体会来看，老舍先生确实是有先见之明的。可惜后来老舍先生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痛心之事。
老舍的结局令人嗟叹，曹禺的遭遇也是死去活来。那天他到北京饭店来看我，面对着这位多年来我衷心崇拜的戏剧大师，我激动得简直说不出话来。和第一次见面相比，他显得轻松了许多。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他承认，当他每天被迫扫大街做苦工、被红卫兵指着鼻子臭骂他的作品全都是垃圾的时候，他确实产生了动摇，觉得自己的作品一无是处。
我们第一次在仿膳见面时，他刚刚走出“牛棚”不久，晦气尚存，情绪低落，跟我谈话的时候不断地扭着手指，他说这是为了防止骨节僵化。一年后我们再次相见时，他简直判若两人，我真是不敢相信眼前的曹禺就是一年以前的那个曹禺。那天我们应邀观看他的剧作《王昭君》，幕间休息时他从后台走出来邀请我们到休息室去喝茶。他步履矫健，满面红光，脸上的黑斑完全消失了。他兴高采烈地把他的新夫人李玉茹女士介绍给我们认识，从他的变化使人看到心理状态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以后每次到北京我们都约时快聚。有一天我们同游长城饭店夜总会，他竟一时兴起伴随着摇滚乐翩翩起舞，直到午夜方才离去。还有一次，在上海，我们应曹夫人之邀到他们家里去吃晚饭。曹先生风趣地说，上海是他的“行宫”，他经常往返于京沪之间，享受一下“小别胜新婚”的甜蜜生活。我们在一起相处时，他总有许多讲不完的笑话，他的诚恳和天真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有一次我向曹先生索求墨宝，他不但慷慨应允，而且裱好后亲自送来。他给我写的两句话是：“一点浩然气，快哉万里风。”第一句是夸我有名副其实的浩然之气，实为过奖，第二句是说我不断地在太平洋两边飞来飞去，一次来回就鹏程万里，岂不快哉。他的墨宝秀丽温厚，字如其人，拜收墨宝之后我开玩笑地说，我对他写的第一句话有点儿不满，他连忙问我不满在何处，我笑道：“你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捧我一下，说我‘浑身浩然气’多过瘾，为什么说我只有‘一点浩然气’呢﹖”他摇头晃脑地操着京白对我说：“阁下有所不知，倘若我道你有浑身浩然气，你不成了妖怪了吗？说你有‘一点浩然气’，岂不更潇洒、更高雅。阁下以为然否﹖”我当然连呼“高明”，然后我们就像京戏场面上的大笑一样“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不久我听说他应邀访美，日程上列有康州。听说他到达耶鲁，我马上跟他取得了联系，想约他便餐小聚。不料他从早到晚日程排得满满的。无奈之下，我心生一计，打电话问他：“我请你睡午觉成不成？”他欣然接受。他和英若诚准时到来，认认真真地在舍下小睡了半个小时，然后说要赶赴下一个约会。这一次的相见，时间虽短，但使我感受到了他乡遇故知、略尽地主之谊的愉快。
我问他访美的感想，他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天美国最红的剧作家、著名性感明星玛丽莲·梦露的丈夫阿瑟·米勒请他吃饭，米勒的代表作是《推销员之死》，由英若诚翻译成中文后被搬上了中国舞台。米勒驾车到纽约去接他，然后开往米勒在乡下的别墅去用餐。车子在大片树林草地中转了好一阵子，还没到米勒的住处，他问米勒何时才能到，米勒说：“十分钟前已经进了我的庄园。”说完这个故事他干笑了两声，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希望中国作家以后也能有这样的气派……”
后来他就常常进医院，我们偶尔见面时也看不出有明显的病态。我询问他的病情，他开玩笑地告诉我，他进医院一半是为了养病，一半是为了躲避应酬。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我在报上读到了他写的一篇纪念短文，十分精彩，我打电话向他道贺，他说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他真的觉得妇女伟大。他对男人的看法也很精辟，他在一本剧作中写道：“男人是什么猴儿相，女人知道得最清楚。”
他从医院进进出出好几年，有一年我在美国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他去世的噩耗，伤心之极。我觉得这位伟大的戏剧大师永远不会死，他的剧作将流传百世，他的英名也将流芳千古。
采访赵丹和张瑞芳，就好像读了一遍中国电影、戏剧发展史。赵丹是一位全能的表演艺术家，直到今天，中国的影剧界好像还很少出现像赵丹这样的优秀演员。张瑞芳和赵丹相隔一代，她代表的是随着抗战的开始而冉冉升起的新一代明星。我见到张瑞芳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您是我的梦中情人。”这是一句实话。多少年来，我心目中最喜欢的女性就是张本人以及她所扮演的女学生型的人物。
赵丹和张瑞芳到北京饭店来看我，接受我的采访。我怀着迎接大明星和“梦中情人”的激动心情接待了他们。他们显得平实、慷慨、随意，毫无大明星的架子。作为一个多年的戏剧爱好者，我有满腹的问题要向他们提问，他们也有说不完的亲身经历要向我倾诉。我惟一担心的是时间不够，怕不能畅所欲言，因此一见面我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做一次竟日、通宵、不完不散的马拉松式长谈。赵丹说：“既然上了贼船，就听你摆布吧。”那天我也准备好足够的录音带把我们的谈话录下来。
说到中国电影的发展史，赵丹如数家珍。从手摇放映机放映的黑白无声电影开始，然后是《火烧红莲寺》、《儿女英雄传》等武侠影片，以及由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改编成的《啼笑姻缘》等故事片。当时曾有一部催人泪下的描写母爱的电影《人道》轰动一时，片中的主题歌成了流行歌曲。说到此，我和赵丹不禁一同唱了起来：“人皆有父，你我独无……”接下来就是《渔光曲》、《十字街头》、《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一首又一首，我们不停地唱着。
谈到江青的样板戏，赵丹的措辞十分激烈，他不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而且还激动地站起来连比划带说地给我示范，他说样板戏有三个基本动作：一是双臂高举，两眼渴望着天空中的红太阳；二是两手捧着心，激动无比地高喊着“敬爱的”这个那个；三是两指凶狠地直指地面，怒目圆睁，口中大吼：“阶级敌人……”
关于江青，他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又不愿意多说，不过对我提出的问题都进行了正面回答。
我们的长谈从下午三点睡过午觉开始，一直持续到午夜，真是畅所欲言、痛快淋漓。送走了他们，我仍然兴奋不已，拿出一大堆录音带来打算欣赏一下今天的丰厚收获。我拿起一盘录音带，放进机器，一听——什么都没有?遍试各盘，还是什么都没有。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居然没录上。我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自怨自艾也无济于事，只有等到第二天跟赵张二人联系上共商对策。
一觉醒来，连忙给赵丹打电话：“本家，我犯了一个错误，不可饶恕，您猜是什么事？”
“别卖关子了，大不了是没录上。”
他口气轻松，一下子就猜中了是怎么回事。我大大地自责了一番，问他该怎么办，他还是轻松地回答：“咱们再来一遍。”
多潇洒！多痛快！多够朋友！?
我们约好第二天再来一遍，就像赵丹所说，第二遍是正式演出，效果果然更好，使我和这两位艺术家一起又过足了一遍戏瘾。
比张瑞芳成名更早的是住在上海的白杨。我和白杨认识，但够不上朋友，只能算是她的崇拜者。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她的演出我场场不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屈原》。《屈原》演出的第一天，我先在前台看戏，后到后台采访。那天的演出非常成功，剧作家郭沫若特别兴奋，幕落后我同郭老一起登上后台，演员们和舞台工作人员立刻把郭老围在中间。尚未卸妆的白杨当时还是个小姑娘，她蹦蹦跳跳地跑到郭老面前要求郭老题字留念，郭老兴致勃勃地挥笔在一张海报上写下四个大字：“我爱白杨”，博得白小姐和后台人员的欢呼鼓掌。
解放后，白杨住在上海的丁香花园，有一次她约我到她的家里去吃晚饭，使我看到了这位大明星作为平凡的家庭主妇的真实一面。她的先生腿脚不便，她把坐在轮椅中的老公伺候得舒舒服服，令人艳羡不已。她当时正在准备出演《国母传》中的宋庆龄一角，墙上悬挂着一张她扮演宋庆龄的化妆照，不知这部影片后来是否拍成上演了。
那次在她家里吃饭，闲聊非常尽兴。谈话中她好奇地问我，每次回国住宾馆，一住就是几个月，“不腻不想家吗﹖”我随口答道：“每个人都有家，谁能一辈子住旅馆。”她听了惊异得大叫起来，“哎呀，你怎么会记得《日出》里陈白露的台词?”陈白露是被白杨演活了的一个一年四季都住在旅馆包房中的上海交际花。我曾经演过和陈白露对口的潘经理，所以两个人的台词我都记得滚瓜烂熟。我们当即兴高采烈地在饭桌上演了一段对口戏，众人听了皆拊掌叫好。
据说《日出》的作者曹禺对许多扮演过陈白露一角的演员都不甚满意。我自己没有看过解放后排演的《日出》，在我的记忆中，白杨表演的陈白露称得上是绝响了。
上海相聚之后，有一次又意外地在东京机场见到了白杨。当时她正飞往旧金山出席《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纪念演出，同行的还有司徒慧敏夫人和青年女演员潘虹。我远远地看到她们三人挽着臂膀从候机厅里走出来，两代人杰，正代表着中国新老艺术家们仿佛一江春水般地向着更加宽广的海洋奔腾而去。
（摘自《八十年来家国》，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26．00元。社址：天津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邮编：3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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