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一次毛泽东，而且握了手。握手时，他的手实在太柔软了，我的内心很是一惊。因为革命家的手持枪握镐，想必是粗糙的。而我却觉得他的手很软和，像是被他的手掌包住了似的。有一种叫棉花糖的糖果，很软很轻，放在嘴里一块，不用嚼就化了。我握着毛泽东的手时，就正好有这种糖果的柔软感。
也许是自己握手时太用力的缘故，当时他却没有把我的手握住。或者他并没有正经握手，而只是表示一个握手的姿态而已。
拍完纪念照片后，他向另一房间走去。我紧随其后，看着他的脊背，感到其肩部像虎背似地高高隆起。
经常有描绘出没于竹丛中的老虎的画。虎从半山腰的竹丛里走出来，脊背部较前足要高。画家借以画出了虎的全身。就是说，那肩部很突出，前大腿的骨头，紧顶着脊背。
毛泽东是肥胖型身体，不像消瘦的人那样瘦骨嶙峋。但是，从后面看他的脊背，觉得他那隆起的肩部，确实像是虎视眈眈的老虎的脊背那样。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脊背实在很宽。
到了另一个房间之后，我们隔着桌子坐下来。桌子上放着叠起来的毛巾。当然，我和其他人都没有使用。此外，还有带盖的茶杯。在日本，茶杯是放在茶托上的。而那里好像没有茶托，茶杯就直接放在桌子上。桌上铺了绿色的绒布。
入座后，他对我们的团长说了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就开始谈话。
他的话几乎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因为有翻译在内，我想实际上是讲了三、四十分钟。我几乎全部笔录了下来，不过记录的是翻译后的日本语。
能够见到毛泽东，听他讲话，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很想听他讲的汉语，然而，毛泽东对坐在他身边的翻译耳语般地讲话，声音很低，根本听不见。我并没能听清他说话的声音，觉得很是遗憾。
只是有一处，我听出了他的声音。
“Maiguo”。
我明白了，这是说“美国”。
而用北京话说，应该是：
“Meiguo”。
他的湖南乡音没有改，一直是用湖南口音讲话。说话时口型变化也不大。恐怕湖南省的方言不是飞快、爆豆般的说话方式，而是相反。
我看过新中国成立大典的电影。毛泽东站在麦克风前，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那声音很是高昂。
我们几个人隔着桌子，面对毛泽东并排坐着。他没有同我们一一说话，只是边注视着他与我们之间的空间，边讲着话。
谈话的内容是中国近代简史，同时也回顾自己的经历。他一边追忆过去，一边娓娓道来。这样的说话方式，把视线放在眼前的空间，是很自然的。我想，伟大人物的目光，一般不注视下面的百姓，恐怕自己也不太愿意让别人看见自己的面孔。但是，我还是热心地盯着他的表情。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失礼了，觉得非常惭愧。
正如想亲耳聆听他的讲话一样，我也很想把他的表情深刻印在脑海里。
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说他本来想做一名小学教师，不是想成为革命家，而是不得已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日本关于他的研究尚未真正进行，我只知道他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因此，这句话记得特别清楚。
上面说过，他和我握手的那只手（手掌），柔软得令人吃惊。而刚进入房子的大门，立即就能看到站在大厅里的毛泽东的身影，那简直就像一座山似地耸立在那里。因为是在夜里，由于从天花板上照明的关系，他就好像置身于剧场舞台的中央。用汉语的“巍然屹立”来形容，是再确切不过了。
立刻，我就注意到他浑身上下充满了沉静的氛围。那种沉静的氛围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进去了似的。据说宇宙有“黑洞”，而毛泽东具有的沉静的氛围，就像黑洞一样——巨大的、深不可测的空洞。
我觉得可能在刚刚不久之前，他还坐在那所房子深处的某间书房里，沉浸于读书之中。我从自己的印象中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与其说是革命家，勿宁说更是一个读书人”。
一直到后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在书房会见他的照片公开发表了。书房里成排地摆放着书架，堆放着书籍。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再次确信我以上的印象没有错。
我与毛泽东会见是在1960年。四年以后，《毛主席诗词》出版了。北京的朋友寄给我一本。偶然间，拿给出版社的朋友一看，他们建议我翻译出来。而且已得知，拜托了武田泰淳先生与我合译。
恰巧武田先生要去北京，我委托他购买当时出版的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他给我买了一套。我在翻译诗词原文时，译文力求一听即懂。为了了解毛泽东吟诗填词时置身于怎样的环境，我只能依靠读革命回忆录来汲取资料。于是，我也被毛泽东的诗词引导着，开始追溯起中国革命史来了。同时，还参考了军事博物馆发行的红军长征地图。
我们执笔是在1964年夏天。那时，对毛泽东的政治见解，在日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我，决定主要理解作为文学家的毛泽东，不加政治性的评论。
当时，日本还没有关于详细记述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历程的书籍，也没有帮助理解毛泽东创作的诗词所必要的注释。1965年5月，这本著作终于出版了。出版社一登出广告，尽管书还没有发行，书店里的预定单早就到了。出版时，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载了书评。我对日语译文倾注了心血，努力传达出其文学的味道，而不加自己的评论，诗句的注释也尽量详细。我想，这可以使读者引发自己的感受，直接进入毛泽东的诗词世界。
许多日本读者，由此知晓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人物。直到现在，还能见到谈论当时被此书感动的读者。我在写那本书（《毛泽东——其诗与生涯》）时，颇感他作为中国的语文教师，是确有非凡才能的。如果不选择革命道路的话，毛泽东作为某所大学的教授，会留下业绩。而且，说不定我还会听到他讲的课呢！?
现在想来，他在师范学校学习了五年，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学、历史方面的知识，这并不怎么奇怪。
在那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对我来说，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管怎么说，我的那本关于文学家毛泽东的著作能于1965年出版，是我的幸运。对于1960年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为我（当然还有别的日本人）谈论革命及其经历的人——毛泽东，如果能在这里表达自己的谢意，那对我来说，无疑意味着一种难得的安慰。
（摘自《回忆与思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定价：25.00元。社址：农展馆南里10号，邮编：1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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