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时由某报上读到有关“枕边书”的问卷调查，对象是大学生。问题似乎很让被调查者为难。除了《红楼梦》?以至《庄子》、金庸?之外，被认为值得放在枕边的书，寥寥无几。这倒提醒了我。我问自己，我所读过的书中，有哪一种是宜于放在枕边的？我首先得承认，我已不大有“枕边书”这概念。当着读书早已成了每日的功课，而年齿日长，琐事渐多，临睡前翻翻日间来不及浏览的报纸是常有的，书也就不大去读了。倘若遇到问卷，我的回答多半会是“枕边久已无书”的吧。但枕边读“闲书”的习惯确乎有过，用了童话叙事，那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前几年也曾将书放在过枕边，那种读书却更是“工作状态”的继续。比如读过关于《周易》的“初级教材”；还在枕边放过一种《正草隶篆四体字典》——当时痛感“识字”少之为一种缺憾，且对书法有了突如其来的兴趣，为此由琉璃厂运回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及一套《三希堂法帖》，大有恶补一番的决心。但也如对佛学与《易》学，在摆出了阵势，购置了书之后，终于不了了之。留在架上的书，只供日后对那段小故事的回忆；而枕边的书何时放回了书架，就全不记得了。但那种识字少的缺憾之感却仍在，每每会想，如若能“重新来过”……
枕边书的消失，在我，无疑是职业化读书的一种代价，意味着功利性对心性的侵蚀，“专业化”的过程中个性的流失。我对此何尝没有反省的能力，只是囿于积习，难以自拔罢了。而大学校园中的莘莘学子的苦于枕边无书（我猜想并非真的无书，而多半是无某种书），他们中有些人面对问卷的茫然，想必另有缘由——现代、都市人生中“闲适”（也即为枕边读书通常所需的那种状态）的丧失；大大多样化了的消闲方式的诱惑；阅读经验的时尚化因而不便书之于问卷（他们中的有些人或许是将“枕边书”与“经典”混淆了）；因了时尚的覆盖或过分地依赖于引导，个人化阅读的消失，等等。无论属于哪一种，与我的情况都不相远。我们所经验的，不过是“现代人生”中极其普遍的情境罢了。
近一时，竟对“退休生活”向往起来，想象着那一种摆脱了学术的“无所为”的读书，甚至会盘算读些什么书，比如博尔赫斯、普鲁斯特，比如苏俄“白银时代”的作品（拟这书单也依然未脱“功利”的目的）。但读这些书不大像是会在枕边，也如早年的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多半要正襟危坐的吧。但真的到了那时，或许有几种书又会回到“枕边”。比如胡云翼的《宋词选》，冯至的《杜甫诗选》，或者还有《楚辞选》、《古代散文选》之类。前不久某报征集“百年文学经典”，参与者自不免见仁见智；由发表出来的文字看，都像是体验既深而研究有素。记得有人说过，由一个人的书单，即可大致知晓其所受训练，以至所属的“代”。由书单可以窥见的或许不止这些，还应当有其人趣味的是否合时，所受训练是否“现代”等等——“读书界”何尝没有自己的势利?我只是一时还想不明白，由我预拟的上述枕边书单，能教人辨认出何种“代”的印记呢？
但“枕边书”确乎是好题目，因为它非如“百年文学经典”的正式，需要反复斟酌以便充分显示学养与训练。当然也应当说，这两种书单本有性质之别，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前者像是选劳模，后者则类似谈恋爱——爱就是了，无需申明理由。当然，枕边所有的无妨是“经典”，只不过其置诸枕边的原因应与文学史的撰写者有所不同罢了。经典之宜于或不宜于“枕边”，首先应视其为“枕边”这一情境所需要的程度，而非其文学史的地位。我倒是认为“枕边书”的问卷较之“百年文学经典”的调查更有意思，也更有社会学的价值，由此非但可以了解某代、某群人的“读书生活”，而且可资考察普遍的知识状况、以至普遍的生存状态。当然这种书单较之“百年文学经典”也应更见性情，因为“枕边”之为情境从来就更个人化，无需顾及他人的注视，更鼓励“率性”。当然也不排除以此种书单为特殊的表达，因而用心过深、甚至造假的可能。
在我个人，不但不以学术、而且不以求知为目的（因而大可不求甚解），由此回到早年的阅读经验，想必是件美好的事。在床头灯下，倚在枕上（最好窗外有一夜雨声），翻开《宋词选》或《杜甫诗选》的随便哪一页。这样的读书在我，当无异于读自己的旧事，翻弄老照片，或许会找回似曾有过的宁静恬适，一种更与老年心境相应的淡然而悠远的怀念的吧。
（摘自《红之羽》，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定价：11.00元。社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邮编：1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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