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迅速刮向全球，引起各个国家和各方人士的震惊。而震惊力度最大的，当属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
由于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又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环，日本政府一直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而与台湾方面签有《日台条约》，现在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本质改变，日本也必须做出相应的积极反应。因此，改善对华关系，就成为日本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桥本恕，奉命开始进行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准备工作。
1971年8月，一直致力于中日民间交流和贸易的松村谦三先生去世。周恩来派资深外交官王国权赴日，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王国权时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周总理给王国权的指示是：此番赴日，实际上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状态下开展的吊唁外交，要利用特使的身份，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鉴于佐藤首相执行支持台湾的政策，王国权不主动接触佐藤。
第二天下午1时，松村谦三的葬礼在东京一寺院举行。王国权在松村先生遗像前就坐。不一会儿，佐藤首相进来，他走向左边隔着两个座位的王国权先生，同他握手并寒暄：“远道而来，辛苦您了，谢谢。”这是日本总理大臣第一次同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要人握手。散场时，佐藤又一次走过来说：“请您向周恩来总理问候。”王国权答：“谢谢。”
佐藤首相正式宣布辞职后，田中内阁成立。不久，田中首相做了如下表态：“当务之急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我们要在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下，积极推行和平外交……要一口气解决日中关系。”对田中的表态，周总理迅速做出反映。在欢迎也门共和国代表团的宴会上，周总理说：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不到期就下台了。田中内阁组成后，表明在外交上尽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然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其中战争赔偿就是敏感问题之一。中国高层决定“放弃战争赔款要求”，这是为什么呢?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做了三点说明。这三点是：1.在中日邦交恢复之前，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就已经在我们之前放弃赔款要求了，共产党的度量应该比蒋介石大。2.日本既然要求同我们恢复邦交正常化，就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心的是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的态度，有利于把日本拉向我们这一边。3.如果要求日本就战争进行赔偿，这一负担最终必然落到日本人民头上，迫使他们处于困苦之中。这同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不相符的。
中日之间高层领导人的最初接触，需要有个能起沟通作用的桥梁。谁能担当起这项特殊使命呢?他必须是一位热心于中日友好、能够为双方首脑所信任，而且能够做到绝对保密的中间人。周总理的眼光投向了日本公明党。因为1971年8月初王国权访日后，在给周总理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公明党，认为它在日本是个很有民望的政党。周总理对公明党十分关注。其次是当公明党第一次访华时，在周总理与竹入义胜委员长的会谈中，竹入能坦率地、毫无保留地就中日关系陈述自己的意见。对此，周总理印象深刻。再其次，就是据东京的信息，竹入委员长与田中首相交往甚密。此外，从保密上考虑，他也是可以信赖的。
不谋而合，田中首相也选中了竹入委员长做“日本的基辛格”，让他与中国接触，传递双方的意图。
7月25日，负有特殊使命的竹入委员长率公明党代表团一行三人，由东京羽田机场起飞，取道香港、深圳、广州，于晚上10时许，抵达下榻的北京饭店，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已经等在那儿了。
27日起，周总理与竹入举行了三轮会谈。
第一、二轮会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战争赔偿、和平友好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尖阁岛（即钓鱼岛）等问题。
第三轮会谈开始，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对竹入先生说：“今天说一说我们中国的想法。然后郑重地拿出《中日联合声明草案》手稿。该草案共八大项，重点是：1.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2.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3.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为了照顾日本政府的具体情况，在台湾这一棘手问题上，周总理提出三点默契事项：1.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2.《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政府从台湾撤走驻台湾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并采取有效措施让蒋介石集团的大使馆和领事馆撤出日本。3.二次大战后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时，会给予适当的关照。
竹入先生等三个日本使者拼命记录周总理宣读的《中日联合声明草案》和“三点默契”，生怕有所差错和遗漏，又与中方翻译一起逐字逐句地进行核对，当他们听到“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和“关照日本在台湾企业”时，感到兴奋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没想到中国政府如此宽容和大度?其实日本方面哪里知道，《中日联合声明草案》和“三点默契”都是周总理亲自起草，报毛泽东批准的。
8月5日，竹入委员长将记录稿交给田中角荣首相。田中仔仔细细地看了两个多小时，才抬起头来，赞赏地说：“竹入君，你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日本使者啊?”尔后田中立即表态说：“好，我去北京！”
第二天，日本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中国大型访日代表团延期访日。”
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田中传递决定访华的秘密信号。而这正是周总理的巧妙安排。在竹入离开北京前，周总理交待说：“如果田中明确表示来华，请你们发一条廖承志访日代表团访日延期的消息。”
紧接着，周总理派孙平化为团长，率领由203人组成的庞大的上海芭蕾舞团，到日本访问演出。
极有意思的是，在日本投降的8月15日这一天，孙平化和肖向前在东京帝国饭店与田中会谈，正式向田中首相传达了中国政府的邀请。田中说：“已经决定访华了。”
1972年9月25日11时30分，田中首相乘坐的专机飞抵北京机场。田中首相走下扶梯，与周总理紧紧握手。
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招待田中角荣首相。周总理首先致词，后田中首相接着致词：此次访问，从东京直航北京，我感受到日中间一衣带水的关系。很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过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表示深深的反省。
田中的“给中国国民添了麻烦”的话，立即引起了在座的所有中国人的反感和气愤，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人们在议论：“这是什么话?”“太避重就轻了，中国牺牲了那么多人，难道用‘麻烦’两个字就能解释那段历史了吗?”“对中国人民一点歉意和愧疚都没有?”田中的致词使中国方面大失所望，也给以后的谈判投下了阴影。
26日上午，姬鹏飞外长和大平外相进行首轮会谈。日方由条约局长高岛就几个关键性问题解释了日本方面的立场：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日本政府表示没有任何异议。2?关于“台湾领土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声明，日本政府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3?日本要维护曾与台湾签定的《日台条约》在法律上的一致性，所以认为这个条约应该是自然消亡，而不是废除它。4?关于“中日结束战争状态”和“中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问题，原来已经在《日台条约》中解决了，此次没有必要写入《中日联合声明》中。
高岛所作说明的第2、3、4条，遭到中方代表的严厉拒绝，并立即汇报到周总理那里。
下午2时，第二轮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周总理非常严肃地走进来，会场气氛极为紧张。周总理单刀直入地说：“我听了高岛局长对‘条约说明’的汇报，真是奇怪。高岛说明的后三条究竟要说明什么?台湾问题是政治问题，你们想用法律来处理它，难道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吗?”没等日方人员回过神来，周总理再次逼向对方：田中首相昨晚在致词中说“添了麻烦”，这只是一句表示轻微过失的道歉话，你们用这样的措词来解决那段不幸的历史，难道不觉得太轻描淡写了吗?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之意，并且包含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
有关其他问题，日方仍然固执己见，多方辩解。中方坚持自己的立场，丝毫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谈判陷入僵局。
当天晚上，田中召集桥本恕等外务省的人，连夜就如何打开谈判僵局，仔细研究那份“说明”，终于拟定出一个妥协方案。
第二天上午，中方领导人陪同田中首相一行游览万里长城。这样做是为了向外界表明中日会谈的友好气氛。姬鹏飞和大平乘坐一辆车。途中，两人继续商谈着。而此时，那份昨夜修改了的记录稿正在大平的口袋里。大平正是根据这份记录稿的精神，和姬外长交谈的。游览一结束，姬外长就向周总理做了汇报。
下午4时，第三轮首脑会谈开始。
关于第2条台湾问题，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中国方面仍然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立场。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并坚持这是基于《波茨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所谓《波茨坦宣言》第八条，是指1943年《开罗宣言》中的规定，日本将满洲、澎湖和台湾等归还给中国。日本接受了这个宣言，所以说日本早在1943年就已放弃了对台湾的领土权。日方假借《波茨坦宣言》第八条立场的文字，避开直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提法。
关于第4条“结束中日间战争状态”问题，日方的桥本恕提出是否用“结束中日间不自然状态”的措词。按桥本的想法，中方可能不会有什么异议。可是中方还是认为不够准确和贴切。最后周总理提出用“结束中日间不正常状态”或“将今天不正常的关系正常化”。这种提法上的微妙改变，更符合《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也预示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开始。至此，谈判越过了最大障碍。
第四轮首脑会谈是解决第3条，废除《日台条约》和日本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问题。由于前两个争议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一些。大平外相明确承诺：我们一定会采取必要措施，尽快宣布废除《日台条约》和撤销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周总理表示满意。
最后，周总理对田中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言必信，行必果”。翻译未能及时译出，总理把这六个字写在纸上，递给田中首相看，田中点头赞同说：啊，我知道，日本也有相同意思的话，叫做“信为万事之本”。中日双方表明了互相信任的态度。
27日晚8时，毛泽东在书房约见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这表明谈判双方已达成共识。会见时气氛融洽，日方人员也很放松，无拘无束地与毛泽东交谈。毛泽东指着周恩来，突然对田中说，已经吵完了吗?不打不成交嘛。在座的人都领悟了毛泽东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在隐喻对立已经完全消除了。毛泽东又问到“添麻烦”的问题，田中表示，日方准备按中国的习惯修改。
会见之后，从22时10分起，两国外长就《中日联合声明》做最后商定，对条文逐字逐句进行推敲，然后送交周总理。
周总理对《中日联合声明》做了极其仔细的审定。从序言到正文，每条每款都经过再三思考和斟酌，直到能够表明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能够代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才满意。
1972年9月29日10时2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日联合声明》指出，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从这一天起，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摘自《世纪风采》200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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