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吴伯箫，有一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常识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这个名字的。他的散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窗洞风采》，以其朴实无华的文笔，醇厚浓烈的感情，曾激起多少老延安对那段美好生活深情的回忆，也使多少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涌起对延安时代的无限向往。然而，有谁曾想到，这位中国现代有名的散文家、教育家，在延安抢救运动这场铺天盖地的洪流中，竟成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抢”出的第一个“特务”，而且作为“坦白明星”在延安轰动一时，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国统区。在延安，部分人是从文章中认识吴伯箫这个名字的，而更多的人则是从各种各样的坦白大会上认识吴伯箫的，当时他在延安的知名度绝不亚于今天的大红歌星。
事情还得从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召开的整学会议说起。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举行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这是一次著名的会议，也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是西北局整风运动的一项重大成果。会议的诸多决定中，有一项是由边区政府教育厅召开的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整学会议其实就是整风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当时陕甘宁边区各中等学校负责人及部分教员。会议从1943年1月30日开始，到5月份结束，历时长达三个月之久。
这次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是在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罗迈（李维汉）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实际工作由教育厅整风学委会具体负责。教育厅长柳湜，虽是以救国会代表的身份参加边区政府工作，但实际上他是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因此，教育厅的整风学委会仍是由他主持。学委会成员有教育厅里党支部的主要成员和中等教育科科长吴伯箫。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期间，教育厅学委会又吸收参加会议的边区各中等学校主要负责人组成了会议主席团，具体领导和主持这次会议。
按照会议主席团的安排，整学会议分三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精读整风文件，进行思想反省，检查过去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第二阶段，转入审干，从政治上审查干部的历史情况。
第三阶段，进行整风总结，做出整风结论。
整学会议第一阶段是有成绩的。参加会议的边区各中等学校的负责人，在学习的基础上，都在会上以整风的精神检讨了自己及各自学校的工作，并实事求是地写出了各个学校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如今都已成为研究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的重要史料。
在各校写完材料之后，会议即转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一阶段，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成了被批判的重点，主要是批判两校负责人的右倾，尤其是对绥德师范党组织负责人、教导主任刘宪曾的批判更为激烈。
对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负责人的批判并不是这次会议的重点，这次整学会议要整的重点恰恰就是教育厅中等教育科长吴伯箫，这是早有准备的，而各中等学校参加会议的人员并不知情，一直被蒙在鼓里。
吴伯箫当年还不到三十岁，作为边区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他负责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直属及下辖各分区中等教育的管理工作。他工作积极，热情高，业务熟，可以算是教育厅的一根“台柱子”。他才华横溢，当时在延安已是颇有名望的作家。然而，这位生长在孔圣人家乡，毕业于曲阜师范学校和北京师范学院的高材生，总不免带点从老祖宗那里承传下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腐气。抗战以前，在济南乡村师范任职，尤其是在莱阳乡村师范当校长时，以维持学校秩序为由，曾对那里的进步学生做过不合时宜的诘难。到边区教育厅任中等教育科科长后，他又主持搞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中学条例，主张中等学校正规化。更重要的是，他在来延安前，还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任过职，与教育厅长何思源有过来往。
在批判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主要党员负责人时，边区政府教育厅领导有的放矢地引导大家说，在批判各学校负责人的同时，也要重点检查教育厅内部的工作。随之便下发了1942年由吴伯箫主持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要求与会人员进行讨论、分析、批判。一开始大家还摸不着头脑，只是感到草案中的不少规定，只适合大城市，脱离边区实际。如草案中规定，中等学校要有礼堂、课堂、浴室、图书馆等等。这些规定当然没有什么错，但在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条件下，不仅延安以外的中等学校根本办不到，就是延安城里的中等学校也难以完全办到。因此，大家在会议上就批评吴伯箫搞的这个规定是教条主义的，是脱离边区实际的。公平地说，这种批评是正确的，吴伯箫对此也是接受的。但是，随着会议的继续，这种批评很快就脱离正常轨道，而逐渐升级。有人开始公开提出吴伯箫是有政治问题的，他是有意照搬国民党的中学教育条例，目的是破坏边区的中等教育，对此吴伯箫坚决不能接受。
当整学会议转入审干阶段后，吴伯箫的问题又进一步升级，批判会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有人开始逼他交待与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政治关系，并开始对他来延安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许多杂文，如《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山谷里的桃花》、《思索在天快亮的时候》等进行批判。这些杂文被说成是有政治目的，与王实味的杂文有着同样的性质。尤其是有人指出他的《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两篇杂文，把自己来延安说成是做客，而不是把自己作为革命的一个战斗员，文章播散着唯心主义等等。如此一来，问题更严重了，压力也更大了，吴伯箫感到十分沉重。
整学会议结束后，吴伯箫就以“重大特嫌”的名义被逮捕了。
吴伯箫被逮捕后的情况，仅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还不是很清楚。他是如何坦白的，坦白了什么，我们也无从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又很快地被放了出来，而且成了“坦白积极分子”，不仅在教育厅的大小坦白会议上做坦白示范，而且在延大，在鲁艺，在延安的各个机关学校与其他的“坦白典型”一起，赶场似地不断地做坦白报告，成为延安著名的坦白“明星”之一。
教育厅挖出了这么一个“大特务”，对于教育厅主持审干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个重大收获。然而，那些自感肩负神圣使命的人们，并未就此罢休。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个突破口，还要从这里发起新的进攻，将想象中的所有特务一网打尽。
继吴伯箫之后，教育厅“抢”出的第二个“特务”是编审科长余森。余森到底比一介书生吴伯箫老练些，任凭你怎么斗，怎么“抢”，他始终抱定一个老主意：“我不是特务”，坚决不肯承认。教育厅对他无奈，只好将他送到“准监狱”——行政学院，被编入研究室。到了这里，他的态度仍然很顽固。
可是有那么一天，大概是1943年12月初，一个干冷干冷的下午，罗迈对他们说：“特务是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要靠自觉来解决。现在同志们既然了解过去在审查干部中与党对立的行为不对，那么我向同志们提出，就在三天之内，各人向党写一简明的材料，提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向党完全坦白，半点钟，甚至十分钟解决问题，但是需要自己有勇气。”研究室54位被认定为“特务”的同志，听了罗迈的这番话，就像跋涉在久旱的沙漠中看到了一汪清泉，原单位受过的侮辱委屈，立刻烟消云散，纷纷向党交心。余森也被感动了。请听他的“坦白”：
“1943年7月15日，教育厅彭××同志领导小组会，开口便说：‘你的历史全部是假的。’16日晚，厅内开抢救大会，张××同志说我有政治问题，彭××同志说：‘不要装聋作哑’。辛××同志说：‘我看见你昨天在大礼堂鼓掌不起劲?指由高岗主持，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的边区系统抢救大会——笔者注?，肯定有问题。’会后厅里即派屈××同志看管我，把我禁闭在一间窑洞里，门上了锁，大小便都被监视着。此后在大礼堂大会和厅内会议上，先后有几个同志动手打了我。我很痛苦，认为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将脸丢尽了，今后无法做人。他们不把我当党员看待，而是看做敌人。因此，我就完全与党对立，拒绝谈任何问题，同时在政治上不信任审查我的人，不愿在不信任我的人面前讲自己的任何缺点。再一个自己也担心，讲了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硬把自己追成‘特务’。因此，在教育厅审查时，任何问题也没有讲。并想脱离革命，回家当老百姓去。来研究室后，看到研究室领导人是罗迈同志，其他负责人的作风和态度都是实事求是的、诚恳的，因此，我感到党对每个党员的政治生命是极重视的，是可以分辨是非轻重的。党是把我当做自己的党员来审查的。尤其是读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我大吃一惊，发现了自己从未发现过的许多唯心观点，从此开始决定暴露我的一切。再者由于从各级负责人的谈话中知道现在是分辨是非轻重的时候了，同时在审查我的过程中，方式方法，我是满意的，所以，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全部灵魂暴露出来，党才能相信自己，单纯防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听了这番话，我们绝不会怀疑这位知识分子的无比坦荡和真诚，然而，他却被自己的同志当成了“特务”，遭到无情的打击……
我们不想赘述吴伯箫和余森后来的结局，就教育厅的情况而言，据我们现在所知全厅近三十人中，只有三个人被打成特务，还有一位是社教科的科员何哉。在延安审干中，教育厅打的“敌人”实在太少，可谓“战绩”区区。当时负责边区政府系统整风和审干的罗迈同志后来回忆说：“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约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个别送中央党校第三部。甄别工作从1943年12月开始，到1945年四五月，机关和行政学院的甄别工作就基本结束了。多数是无问题，错‘抢’的；有些是党内问题；有些是一般党派问题。也有少数人的政治问题因受当时条件限制，无从查证，拖到1946年初仍然做不出否定或肯定的结论，经逐级请示，最后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这样一来，受过‘抢救’的人就全部甄别解放了。”毛泽东的这个解决办法确实高明而不失幽默，显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胸怀与睿智。
关于吴伯箫，审干期间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小插曲。
1943年3月29日，西安国民党当局乘延安审干过火、使许多文化名人遭受迫害的有利时机，在西安民众教育馆搞了一场所谓“追悼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的28位文化名人”的反共活动。发起“追悼”活动的有52人，据国民党方面称都是“与被害诸先生们或为生前至好，或系同窗共砚，或属乡泽……”，并说被“追悼”的28人“有被刀杀，有被活埋”，其中就有吴伯箫。这是一次影响很大也很坏的反共活动，当然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阴谋。因为在整个审干期间包括抢救运动期间，除有极少数自杀者外，延安并没有杀一个人，更没有一个文化名人被杀或自杀。也许是因为当时运动还在进行期间，所以我们没有见到延安方面当时对此事的反应材料。
1944年春夏，重庆方面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采访团到延安采访。6月24日，在延安边区银行专门组织了一次“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丁玲、萧军、艾青等当时被“追悼”的文化名人，都做了反驳性的发言和声明。吴伯箫当然也做了声明，在这些发言和声明中，似乎吴伯箫的声明最为著名。
1944年7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斥无耻的“追悼”》为题，全文发表了吴伯箫声明。的确，这篇声明义正严辞，文笔泼辣，嬉笑怒骂，犀利逼人，即便现在读起来也颇具感染力，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檄文。在这篇檄文中，吴伯箫除了淋漓尽致地笔伐了一通国民党特务的“无耻阴谋”，还对自己以及家人在延安的生活状态做了大量的渲染：“六七年来，生活在边区民主政权底下，身体是非常健康的，……精神是愉快的，年纪愈大愈感到年轻。有生几十年来，惟有这个时期，我活得最有意义，最自由，最好。”“我的妻子在这里，她和我一样快乐地学习、工作。我的小孩也在这里，他在小学校里上学，也已多少懂得了打日本、闹革命的道理——这样活着，并且活得很好，很好。”“我能吃、能喝，能说，能行，能笑，能歌……”。
我们宁愿相信，这些都是吴伯箫的肺腑之言。除了1943年春到1944年春这一年时间，吴伯箫及其家人的生活状态也许的确是如此。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能在延安吸引那么多的民族志士、有为青年呢。
（摘自《记忆1》，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23.80元。社址：北京鼓楼大街45号，邮编：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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