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坛上，马力先生向以游记散文创作著称。他驱笔完成的一系列记游篇章，曾得到汪曾祺先生的高度评价。汪先生认为：“马力所写游记约而能深、博而不腐，尤重风景的人文意义，非只记山川、述里程。文笔亦清丽。其文具文化性与文学性。为记游文作者群中之佼佼者。”最近，笔者有幸拜读了马力先生从已发表的大量作品中选优拔萃而成的游记散文集《鸿影雪痕》（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8月初版），深深感到汪先生当年的评价洵非溢美之词，而是剀切之论，马力的游记散文委实写得流光溢彩而又别具风韵。
游记者，旅游所记也。既然是旅游所记，便自然离不开模山范水，绘景状物，从某种意义讲，此乃游记写作的基本功。马力绘制的山水景物画卷，它们尽管也注重形似和境真，但却不满足于对客观物象做被动的、再现式的临摹与复制，而是更喜欢在保持景物直观性和现场感的前提下，让作家特有的感觉、体验、想象、认识，以及知识学养、文化储备等等，积极参与进来。由此构成“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一般的物我双会，进而呈显自然风物的神韵与生命所在。不妨以信手拈来的《钱塘潮》为例，它写钱塘潮景“初似一线银痕，奔舞于远天……及近，波涌而涛起，而云惊，怒飞一江秋雪”，显然已凭借感觉和想象的作用，进入了有形有神、形开神显的境界，但作家并不歇手，偏偏又在如此境界中，穿插了因目睹水鸟弄潮而生的历史咏叹和生命感怀，以及与江潮相关的从白香山到辛稼轩再到王国维直到周作人的诗文掌故，斯时，原本惊天动地的江潮之观，愈发是一派生猛、鲜活、雄奇，且充盈着理趣的隽永和文思的绚丽，它端的有了性灵与神髓。而与此文描写多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篇章，在一部《鸿影雪痕》中屡屡可见，它们留给读者的印象，庶几近乎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马力的游记散文写山又写水，但却很少对山水做孤立的、纯自然意义上的表现，而是更习惯于将它们摆到深广的历史背景之下和斑驳的生活光影之中，展开文化视角上的观照与把握。譬如《绍兴》一文，就是一边领略山水风物，一边感念历史人文，于是，兰亭、沈园、大禹陵、越王台、百草园、青藤书屋、古轩亭口、咸亨酒店的今日视景，伴随着迄今仍活在其中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纷至沓来，从而耸立起一座立体的绍兴。还有《周庄》、《春城二记》、《桃花源古歌》、《黔东南行记》诸文，则在山光水韵中融入了物宝天华、人杰地灵，由此强化了作品的民俗和地域文化含量。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对游记一体的充实和拓展。我想，当年汪曾祺先生主张“跳”出风景写游记，其用意或许就在这里。
马力的游记写的是现代风物，但人们读来却多感古风习习，究其原因，除了作家运笔援引古典诗文外，更重要的还是，作品在语言层面融进了大量的文言词汇，其中某些片段干脆就是古白话。这种返古式的语体追求，固然有可能导致部分读者的阅读隔膜，但就整体效果看，却依然值得肯定。而这肯定的理由窃以为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古文言是一种魅力独具的文学语言，随着时代的前行，它对于现代文学语言的资源意义日见清晰显豁，这决定了当代散文语言从古文言中吸取营养，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须的。在这方面，许多散文家尚缺乏自觉的意识，而马力的游记率先实践且能自成一格，无疑应当给予支持。第二，对于马力的游记来说，返古式的语言并非单单是叙述的工具，同时它还对应性地传递出古人面对自然风物所每见的一种从容、怡悦、平静、谦和的心态，而此种心态一旦为久处都市喧嚣的作家所拥有，遂很自然地幻化成现代人所守望的生命诗意，正所谓“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宋·张耒），它是很值得珍惜的。从这一意义讲，马力游记简约古拙的语体风格，更不可轻率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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