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活动总是与危险相伴的。工业、交通都是事故的源头，往往致人死命。事故的多发有统计为证：在法国，汽车交通平均每年造成近万人死亡。
决策者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当然会考虑投资的成本以及投资所带来的产品附加值，可是，也必须考虑到它们可能造成的危及肢体甚至生命安全的事故数量的多少。修建桥梁、堤坝的工程师，他们要负责清除“黑点”，即图纸上标示的最危险地段。预算是固定的，那么是花光所有的钱以消除一切隐患为好呢，还是草草收拾几个路口，只减少一半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好呢？
答案取决于对事故严重性的比较。对经济学家而言，这种比较只能用一些代表着投资回报价值的数据来表示。依照这种逻辑，就势必要给人的生命标上价值。
随即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哪一种人？无论对婴儿、工人或老人，对流浪汉还是总经理都应该一视同仁吗？事实上社会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在不同的领域，保证安全的费用大不相同。坐飞机的乘客和巴黎街头骑自行车的人相比，每经过一公里所冒的风险要小得多。飞机制造商和运输公司为机器和设备的安全性支付了昂贵的保险费；骑自行车的人只能自己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了。如此看来，在选择投资的过程中，飞机上乘客的生命价值比骑车的人要高得多。
如果我们平等地看待这两者的价值，致命事故的总数将会下降，为航空安全支付的费用可以用来普及自行车道。所以还是有必要算算这笔账。
严格说来，生命的价值也应当由价格表示，价格又由供需决定，奴隶社会便是如此。在专门的市场上，每一个具备一定素质的奴隶都标有相应的价格。不过，人仅仅被看作劳动的提供者，同拉犁的牛没有区别。在那之外，再没有别的“市场”可言。经济学家能做的就是估算人的开销及其劳动成果的价值。
在一定的年纪，这二者之差可以代表一个人的瞬时“值”。在他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这个值是负的，并且逐年递减。从他进入生产体系开始，就起了变化，此时，他的年龄达到a1，他创造的价值大于他的开销。曲线开始上升。当他的年龄为a2时，投入与产出达到平衡，他的瞬时值从这时起变为正数。它在此后持续增长，直至年龄a3，这时由于劳累及衰老，他需要的费用开始超过他的产出。从那以后，投入与产出的差距就开始缩小，如果他活得够长，到年龄a4的时候，二者再次相抵，然后瞬时值又变为负数，直至最后。
借着这条曲线，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人与死亡的抗争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有怎样的影响。要想让一个人有助于经济繁荣，他的最佳状态出现在年龄a3上。a4以后，生命的继续对经济就不利了。
相反，在年龄a2之前，个人的综合价值虽然是负值，但他们有足够的生命力度过a2这个点并进入对社会有利的生命阶段。
通过繁杂的计算，一些理论家试图在这条曲线的横坐标轴（年龄）和纵坐标轴（瞬时值）上确定出各个点代表的具体年龄。在西方社会，a1相当于20岁稍过一点；a2接近35岁，至此，个人把他消耗了的都还给了社会；从a4开始，他像寄生虫一般地活着，最终消耗的资料比他一辈子创造的都多，这个年龄大约在80出头。
第一位尝试着确定这些年龄点坐标位置的科学家恐怕得算大名鼎鼎的人口统计学家洛特卡了。他研究了一千名同时代的美国人，统计他们一生累积的收入。扣除他们的教育及生活开支，他算出了他们一生中，包括退休以后，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即曲线上年龄对应点的纵坐标。按照当时的价格水平（1935～1940），男性创造的这一价值约为6万美元而女性则为零。我们不必对这结果感到大惊小怪，因为它是“科学的”。
为了向大家介绍这些推理和论断，我暂且故意使用这种犬儒主义的论调，虽然此类论调少见于诸科学刊物，可这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研究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没有一点儿提倡让年纪超过a3的人安乐死的意思，虽然他们的瞬时值开始逐渐下降。经济学家虽然没这么干，却也没忘了继续往下推理。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他们或许愿意努力挽救一位老人的性命，但是他们也认为如果病毒只传染给年纪过了a3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过了a4的人，那对社会经济的收支平衡的确会有所裨益。
说到女性的零价值，部分原因是她们创造的价值往往不是以工资或收入的形式表现，因此上不了收支结算表；再加上女性的寿命较长，使得她们的生活开支相应增加。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对于医生们是个引以为傲的胜利，可在经济学家眼中，却对社会福利水平不利。
如此评述生命的过程，显然太过功利了，而我们的社会也确实中毒匪浅。上了年纪的人被当成一些只消费、不创造，而且再也不能创造什么的人。一切都用会计用语描述，遇到任何情况，都像出纳似的，用数字将其分为两类：“借”与“贷”。
有位英国的医院看护主任只把昂贵的药品留给一定年纪以下的病人，在法国，有些负责输血的人，宁可给病人输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血液让病人冒感染上血友病的危险，也不愿破坏国家输血中心的收支平衡。在他们想法的潜移默化下，我们也觉着他们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甚至是不足为奇的了。
甚至，我们不仅可以接受给一个人出价，还可以给每个人的器官或身体的部件出价。一个完好的肾脏或者一升健康的血液值多少钱？把子宫出租，怀上9个月的胎，又该要多少租金呢？
尽管没有准确的经济数据指导，巴西或者秘鲁一些游手好闲的盗贼们已经与美国几家诊所的领导展开了合作。双方都奉行“市场法规”，价钱也是在操作规则的指引下经过交易谈妥的。前者从大城市里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身上取得肾脏或眼球，偶尔还发发善心留他们一条活命；后者则用这些人体的部件实施移植手术，这既拯救了病人，又能证明他们的医术高明。于是人类就这样走向两极分化，一些人享受着知识带来的一切进步去实现他们的人生，另一些人就只能充当备用零件供应商为前者服务。
陷入这两个极端后，我们不得不自问这样的野蛮行径从何而来。若光谴责他们漠视生命或生性歹毒那也太简单了。下决心做或者已经做了这种买卖的人和整个社会的环境是分不开的，他们只是碰上了某个特定的机会将它付诸实施罢了。
当一个社会将它的一部分成员看成是“多余”的，它就是一个“野蛮”的社会。
我说过，要造就一个人，需要很多的人，每个人都因别人的存在而存在。这别人可以是孩子也可以是老人，可以是悠闲满足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是生活在都市边缘的叛逆者，在神秘的炼丹术把一个由遗传基因造就的个体转变为对自己的存在和地位有意识的人的过程中，他们每个人都出了力。
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成功的惟一标准应该是能否做到不排斥，让每个成员感到他是受欢迎的，因为人人都需要他。依照这个标准，世界各国的排名就与经济学家的说法大相径庭了。再也不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说了算，而要看有多少年轻人因为厌倦社会，或者更糟地，厌倦自己而放弃生命；有多少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孩子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又有多少绝望的人连倾吐生活难处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沦为窃贼。这一切的结果，一切的混乱，绝不是上天注定的，它们是人类的意志造成的后果，不论他们是有意还是无心。
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那么经济主义指导下的社会无疑是失败的。他们在技术上的成功是以极端地不人道为代价换来的，这足以推翻他们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石。美国的公民或许可以为送了几个探险家上月球而感到骄傲，可是在他们的一些大城市里，人们晚上回家的时候都提心吊胆；法国人也可以为拥有几艘能将远方大陆上的城市悉数摧毁的核潜艇而沾沾自喜，然而，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要等上几十年才能得到一套像样点儿的公寓。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也不受欢迎，他们能靠一句“法郎还很坚挺”聊以自慰吗？
为了让他们耐心地忍受困苦，政治家们抛出了“危机”一词。这与中世纪神甫们用的“上帝之怒”有点雷同，所有人都无能为力，只能静候上帝平息怒火。“危机”指的是一段有始有终的插曲，以灾难爆发的形式出现，鉴于它总归是要结束的，因此一切还会回到从前的模样，目前遇到的困难是每个人注定要面对和承受的。
现在，事实再明显不过了：我们遇上的恐慌绝不是什么危机。虽然这类事情总是发生在世纪末，甚至千年末，但那不过是因我们的纪年方式才产生的巧合。关键要明白，我们正在经历的变故是我们一手造成的，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几万年以前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开始定居时所面临的挑战。
人类是自作自受。该由他们自己来分析原因，寻求补救。
说实话，我们应当为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感到庆幸，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目标都发生了转变。人类能够往新的方向发展是多么难得的机会。要是我们执意往经济主义的道上走，准保回到野蛮的状态去，就像a·赫胥黎在《人之杰》或奥维尔在《1984》中所描写的那样，对这样的人类，我们应当学会说“不”。
（摘自《我控诉：霸道的经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定价：7.80元。社址：桂林市中华路36号，邮编：5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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