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中译本的名字是《我的另一半》，而原作的名字是What is sex，译名太勉强和做作了一点。但内容质量很高，颇可一读。书中的两个主要观点值得注意。
为什么人类以及很多生物是靠两性繁殖后代，而不是像低等动物那样单性繁殖？择偶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情，是颇费周折的，它显然不如单性繁殖经济，那么它是如何作为适者进化而来呢？多数当代学者认为，两性繁殖的收获是使下一代获得了更大的多样性，增加了物种整体对变迁环境的适应性，而带有这样机制的动物易于存活下来。本书作者反对这种观点。他举了轮虫和一些细菌为例说明，单亲本的生物也可以产生出大量的遗传变异。那么在生物的世界中是如何进化出两性的呢？他另辟蹊径，企图以热力学第二定律来加以解释。这一理论与经典热力学的差别在于，它认为生命体将不断增加其复杂性，并获得作功能力，同时生命体是开放的系统。“植物、动物和真菌会和不同的潜在的伴侣进行交配，我们怀疑性特征的变化增加了能量消耗和熵的产生速度。”“因此有性物种得以大量存在。”“我们帮助太阳消耗自己，加快能量转换为热。性繁衍者在制造它们自己，不仅要达到生物的终极，而且要达到物理的终极。”我不认为这是充分的解释，因为它太宏观了，要达到结论还失缺很多环节。但毕竟它是另一种宝贵的猜想。
作者认为，许多动物当其成员数量过多时会自动消减，比如哺乳动物在族群密度过大时会自杀，某些啮齿动物在数量过多时会出现帮派打斗、同性恋、乃至自然流产。当然除了这些手段，还有种群数量激增导致生态恶化带来的饥馑。正是个体毁灭的机制调节了族群的密度和数量，提高了种群的生存能力。
一个物种数量的增长几乎一定要遭遇到内外因素的制约。然而人类在不到一千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几十倍，却似乎没有遭遇到硬性的制约。他的卓越的谋生能力使他摆脱了饥馑、拥挤、婴儿早夭。他似乎摆脱了生物世界中的铁律，已经出乎其类了。但是某种看不见的约束终于降临了。全球精子的总量正在下降，每次射精的精子平均数量更在急剧下降；而这是由外部环境中以二恶英为代表的毒素引起的。这些毒素因何增长呢？作者说：“我们可以将全球精子总量的减少归咎于我们自身技术导致的环境污染和恶化。但污染是纯粹的自然现象，任何快速增长的生命形式必定会对环境带来污染。如果某一固定区域内不存在以其他形式进行新陈代谢的生物，那么，一种快速增长的物种会全部死于自身排泄出的废物。”人类靠着技术的创新避开了成员增长指向的传统的死亡之路，但是无数次革新中——化肥、杀虫剂、洗涤剂、转基因食物，等等——难免不潜伏下危机。因而作者说：“由于人类自身的快速增长，人类在总体上出现生殖能力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人类的数量增长到如此程度，其自身基本无大改变，已经是生物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了。
而作者最惊人的预测是：性快乐与生育将彻底分离；一部分人将失去或放弃生育的权利，将生育的责任交给另一部分人承担。他甚至举出了洞鼠的例子。洞鼠中只有鼠王承担繁衍后代的责任，其他洞鼠不管此事。
不知读者们怎样看待他的论述，我是非常严肃认真地聆听这一“稀有动物”的声音的，并以为很有几分道理，绝非天方夜谭。人类生理、心理、行为方式同环境严重改变等几个趋势分明正辐凑在一起：精子含量减少，追求性快乐的欲望大大高过生育的欲望，为了其物质享乐将进一步依赖含有未知因素的新技术，因而环境将不可逆转地发生巨变。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我对一夫一妻制能否天长地久产生了动摇，就是源于以上观点。试想，如果社会中一半以上人口的性与生育不再挂钩，一夫一妻制存在的理由还成立吗？
这本书中有两段话非常精彩。
其一：“我们的生命受到性的主宰。由于性的作用我们才会在地球上出现，也因为性的作用我们走向衰老和死亡。”因为在同性繁殖中没有真正的新个体的出现。“在生命的起源阶段或是在这之后的数百万年间，衰老和死亡现象并不存在。”
其二：“我们一般认为，人类是与众不同的，拥有技术，因此会比其他生命形式更高等。但事实上，生命体始终具有‘技术’。技术来自于生命，而不是生命创造了技术。”在亿万种生命形式的难以计数和精彩绝伦的生存之道（即生存“技术”）面前，我们应该心存敬畏。
（林恩·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我的另一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