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风尚，结婚之后，马上就上班。我和陈今言的工作也实在是忙，旅游度婚假之类的念头，我们连想都没想过。
婚后的今言，心情很舒畅，忙工作，忙家务，爱说爱笑。每次回家总是一边走路一边唱着歌或戏曲。我一听到她的歌声，就去开门。生活其乐融融。
今言生活简朴，一心想着工作。吃穿从不讲究，老穿一身蓝色的干部服，不喜欢逛公园，上街时我若是挎她胳膊，她也不让。
我曾跟她说：“买件花衣服穿不好吗？”
这话以前也说过，她听不进去。这回，社会上刮来了一股风，说苏联妇女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咱们的女同胞也应当打扮打扮。李滨声还画了好几张讽刺画：因为都穿四个兜子的干部服，弄得男女难分。
今言这回总算动了心，我陪着她，去商店里买了花布回来打算做旗袍。
可惜的是，没等她去做花旗袍，这股风就被另一股风吹散了，另一股风号称“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穿花衣裳也在抨击之列。她终于没能穿上花旗袍。那花布，后来做了棉袄面，花棉袄外面罩上件干部服，还是一身蓝。
今言画漫画进步很快，她的《无情的“天河”》是讽刺当时多得数不胜数的会议的，星期日也老开会，以至夫妻难以团聚，夫妻几乎成了牛郎织女，画面上的夫妻脚下各踩一朵云彩，丈夫挑着个筐，筐里的婴儿自然是他们的孩子，银河则是由无数会议通知单组成的。
画出初稿后，她把画拿到我跟前，问：“你看还行吗？”
我说：“构思得挺好。漫画最好有点趣味性，不妨让那孩子从筐里漏出几点尿来……”
她笑了，说：“你就会出这种主意！不过，这主意挺好！”
后来，经过修改，这张画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在她的漫画中，社会影响最大的是《西太后的评语》，这幅漫画创作于增产节约运动中，画中那富丽堂皇、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是宫殿式厨房，慈禧太后拍拍一位干部的肩膀，对他说：“你真是花钱能手，我当年盖颐和园时也没想到用琉璃瓦修饰御膳房。”当时我国的经济状况还相当困难，而有些干部却大手大脚地浪费人民的血汗钱，追求奢侈、豪华、摆阔气、讲排场。今言的画无情地揭露、讽刺了这种恶劣作风。
1957年，反右派运动来了。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不好过，为一出短剧《过堂》做检查；她在《北京日报》的日子也难熬。她的那张大屋顶漫画，幸亏在发表时盛传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不然就很可能被戴上丑化领导干部的帽子，那就难逃一劫了。
一天，晚饭后，她说起她们单位反右的新进展。
“真没想到，李滨声给划成右派了，王复羊看来也悬……”神情惆怅，边说边摇头。
李滨声划成右派的原因，是因为一张题为《“老实干部奖”获得者——没嘴的人》的作品。画面很简单，画着一个手捧奖状的没嘴的干部。这干部没嘴，对什么事都不会评头论足。
我当时说：“李滨声的为人，咱们都了解，他的画也许个别几张有毛病，可也不至于利用漫画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今言说：“我想也是……”
第二天，她在单位的会议上发言，大体上重复了我的看法，只把这些话作为她个人的意见谈出来。没想到，立即被指摘为“同情右派”，“企图替右派翻案”等等。吓得她不敢再说什么。后来做了检讨。回到家，她同我说起这件事，怕自己为这事也被划成右派，不禁泪水涟涟。
反右之后，过了好些时候，她的情绪才慢慢地恢复了过来。可惜，很快就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不过那时她回家后还是有说有笑的，有时还唱唱戏。
有一回，侯宝林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到政协礼堂去吃饭，并且说可以和今言一道去。相关的手续，当然是包在他身上了。
今言愉快地答应去政协礼堂用膳。由于供应困难，那时鱼、肉、蛋是很难吃到的。政协为了照顾知名的民主人士，搞好统战工作，想出了在政协礼堂给大家改善一下生活的办法。那天在政协礼堂，我们很高兴。不仅吃到了一些久违了的荤菜，补充了肚子里的油水，更令我们高兴的是，我们还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那天光临政协礼堂的各界名人不少，其中还有末代皇帝溥仪。
今言对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视的。她自己俭省，也教育孩子节约。她先让大孩子七一学习替保姆记伙食账和自己零花钱的账。她还查账。我也赞成她的做法。
大孩子七一记账记得可认真了。今言有一次查账，见上面有“白耗子二十斤”，问我，我也不明白，我想了想，说：“白耗子，就是小白鼠吧？”可我们家从来不做生物实验，买小白鼠来干什么，再说，也没见到他把小白鼠拿回家里呀？
七一放学回来了。
今言拿着他的账问：“这‘白耗子’是怎么回事？”
七一放下书包，回答道：“‘耗子’就是‘鼠’呀！”今言仍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道：“买的小白鼠？”
七一从妈妈的话里听出她误会了：“不是‘白鼠’，是‘白薯’。买的是白薯！”
今言和我听了，不觉大笑起来。
我们的日子虽然非常忙碌，却过得和和美美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打破了我家的和谐气氛，生活变得苦涩起来。
先是造反派无数次地抄家，弄得鸡犬不宁，想安生过日子也不可能了……
接着我们俩分别进了各自单位的牛棚。可那时候孩子都还小。七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可初中还没毕业。但最让她揪心的是最小的孩子晓纲。他才四岁，由上小学一年级的小牛照料着，小牛生活自理尚且还困难呢，他怎么照料得好弟弟？她的情绪于是变得忧虑、焦燥起来。
我们俩在结束牛棚生活时，她憔悴多了。性格也变了，变得沉默寡言了。早先，她是那样地活跃，兴趣广泛、多样，现在变得整天闷着头干活，有时甚至整天不说话。她想不通，世道为什么变成这模样；更想不通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
我们的日子过得愈来愈糟糕了。
一天，我从报社设在房山的五七干校回家，对她说：“我们《人民日报》的干校，要搬迁了，搬到河南叶县去，那地方穷得很。领导上说，有问题的人，连户口都要迁走，可许多人不肯迁。报名的时候，我举了手了，只迁我一个人的户口也可以，那样的话，你就带着孩子在北京；你要是愿意一块儿去，那就干脆把全家的户口迁走。”
她几乎没有一点犹豫，立刻就说：“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这句话说得那样干脆、果断，那样斩钉截铁，让我刻骨铭心。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
我在报社里也实在没法呆下去了。我既无历史问题，更没有任何的“现行”问题，可有人专门跟我作对，并且煽动一些人同我过不去。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气?我终于下了决心：带着户口到叶县去?我当时是下了决心的，不回来也罢?在《人民日报》下到叶县五七干校的职工中，把全家户口迁走的，只有三家人，两家是当时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另一家就是我了。
我们报社干校设在河南叶县刘店，今言跟我在那个连年遭灾，俗称“水旱蝗汤”为害最烈的地方（汤指国民党汤恩伯的军队）受苦了。小牛和晓纲离开京城，来到那个贫困的地方，也受了苦。但在这样的世道之下，有什么办法呢！
在干校，今言每天按时下地干活。派给她什么农活，她都干，从不挑挑拣拣。她和老乡的关系相处得很融洽。我常常看见她和几位大嫂在一起聊天说笑。这里的物质生活虽苦，但她精神上是愉快多了。我也和她一样。
有一回，一位大伯的手让蝎子蛰了。蝎子的毒液渗进体内是很危险的。我当时虽也在场，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知该怎么办好，她却急忙俯下了身子，用嘴去嘬，把毒液一口一口嘬出来吐掉，农村百姓的封建意识比较浓，她也顾不得。
“幸亏你啊！”大伯的儿子闻讯飞奔而来，见到今言，连连道谢。
老乡们也纷纷围过来了，七嘴八舌地谢她。
我们在干校度过了两年时光。1972年，奉上面指示，我们又回到了北京，户口也迁了回来。人安然回到了北京，但文化大革命何时才能结束，还看不出迹象，今言的心中仍快乐不起来。稍可欣慰的是，我们一回到北京就恢复了原来的工资待遇。物质生活总算比干校时好多了。
回北京后，我仍回《人民日报》工作，单位里只让干些杂务。今言本应回《北京日报》上班，可她不肯去。
我劝她说：“你回报社吧。”
她皱着眉说：“那地方我没法回。”
我又说：“迟早总是要回去的，总不能老不回报社呀！”
她气呼呼地说：“没法回，没法回。我再也不去报社了！”
我三番五次地劝她也没有用，我知道，那里自动乱以来，她屡屡挨批挨斗，不知是什么人指使的，有好些大字报用很恶毒的话去攻击她，造她的谣、诬陷她。她在解放前就为革命工作，而今竟也成了罪状。她的家在解放前是地下党活动的据点，她参加地下党活动，是在刘仁领导之下，随着刘仁被打倒，她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与批判，并被开除了党籍，实在伤透了她的心。
她坚决要求调动工作，后来她调到了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在新岗位上，她的任务是搞牙雕（象牙雕刻）的形象设计。
1977年的夏季，刚进入6月，天气就很热了。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这些年来，她心情不舒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粉碎“四人帮”后，才好像重见天日一样，虽然还是少言寡语，脸上总算有时有了笑容。有时还哼哼几句京剧唱段。
6月17日这天，她照常一早就骑车出门上班去。可是没过多大工夫，却又骑着车回家来了。我一看，她脸上的气色怎么变得这么灰暗。
我扶她进房间后，便问：“你，怎么啦？哪儿不舒服？”
她有气无力地指指胸口，说：“疼，胸口疼……”
我吩咐小牛赶紧去报社的司机班找辆车来。把她送进了同仁医院。今言患的是心肌梗死。
抢救过来之后，急诊室的大夫和两位护士就带我们去办住院手续，护士还拿来了一套医院的病号服。给今言更换住院病人衣服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她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医生连忙再抢救，但已回天无力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急诊室的大夫、护士犯了个常识性错误：他们太急于给病人更换衣服了。心脏病人刚刚抢救过来，需要平静地休息休息。更换衣服对刚刚抢救过来、病体十分虚弱的人来说，那样的折腾是吃不消的。
自从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今言经受了太多的磨难，心情一直十分压抑，本来她的身体是非常好的，熬过那十年，她已经像变了个人似的，在急诊室又偏偏碰上了那么个缺乏起码常识的大夫……她就这样，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匆匆离开了人世。那年她才五十三岁，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年龄呀！
今言离世之后，赶来一批又一批吊唁的亲友、同事。有的一进我家门就嚎啕大哭。《北京日报》的老同事来了不少，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师傅们说，她太劳累了，她的活是三个人的工作量呀！《人民日报》的同事们也纷纷前来安慰我。在那令我心碎的日子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天天流着眼泪过日子。
华君武曾在一篇文章中惋叹：中国出过两位女漫画家，解放前的一位是梁白波，解放后的一位是陈今言，可惜都过早地去世了……
（摘自《乐趣无边——方成漫画人生》，华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定价：19.80元。社址：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1号，邮编：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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