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简称濮
童道明简称童
濮：我是在剧院长大的孩子，很小就似懂非懂地看戏，很早就知道“戏比天大”的道理。这是从我当演员的父亲身上体验到的。童年记忆中，那时，父亲是家里的绝对中心，剧院的事、演出的事是最重要的。只要父亲晚上有戏，一下午谁也不能大声说话。父亲演戏之前不吃饭，我常常拿了饭盒去剧院给父亲送饭。化装室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这条甬道是不准小孩子进去的。我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我父亲，我知道它的尽头就是充满灯光的辉煌的舞台。
我父亲从小上私塾，满腹经纶，而我才高小毕业，文化水平与父亲差一大截。我知道文化知识的提高是要贯穿一生的努力，但我要在文化修养上赶上我父亲是不可能的。
童：在艺术观念上呢？
濮：林兆华导演的《哈姆莱特》是我的得意之作，但父亲不欣赏。
我很庆幸自己成长进步在这个剧院里，可以看到、学到、体会到百家之长。老演员们成就非凡，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创作方法、表演样式。无论是我父亲，还是林兆华以及很多其他的人艺的艺术家都让我感悟到，戏剧应该有一种典雅的风范，应该有一种执著的、不为风浪所动的气质。
作为演员，我有两个与其他演员不同的地方，一是我有过下乡插队的经历，另外一个是我是在北京人艺的院墙下长大的。我长期浸润着这种特殊的艺术氛围，北京人艺老一代艺术家台上台下的人生，我有很多回忆。我记得于是之一家当年就住在剧院四楼的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里，睡觉、读书、会客、吃饭，不同生活区用一个小屏风或书柜隔开，在门口的楼道里做饭。我还记得刁光覃先生伛偻着背，边咳嗽边往剧院的传达室走去……
童：你这么一说也勾起了我的回忆。我1982年给于是之先生送书，就到过那间门口放着炉子的住房，你描述的刁光覃先生的形象也历历在目。这两位可是20世纪中国的一代名优啊！
濮：可惜我是小字辈，和曹禺先生很少接触。有一次在剧院走廊见到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先生好。我有幸在《雷雨》里演了周萍，但他抱病前来看戏的那天恰好由Ｂ组的吴刚演出，我非常遗憾。以至于有一次到他家，难得几分钟单独与先生谈几句时，说到《雷雨》，先生对我没什么感觉，除了几句鼓励，话题很快转到别处。
童：很遗憾我也几乎与曹禺先生没有个人交往。我听过他几次讲话，留给我的印象都很深。最后一次听先生讲话，是1992年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大会上。先生那时已经住院，他是专门从北京医院出来与大家见面的，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讲话。我记得他在离开讲台之前，抱拳对大家说：“拜托了，重重的拜托了。”先生是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
濮：我没有上过艺术院校，但北京人艺丰富的创作学问，每个老艺术家不同的创作观点和方法是在院校无法学到的。于是之曾提倡学员班练相声。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诗朗诵容易自我封闭，台词拿腔拿调，而戏剧需交流。于是之自己的有代表性的舞台形象，都是达到诗的境界的。
很可惜，我没有同于是之老师同过台，只有一次，1990年排《茶馆》，我代蓝天野老师走地位，我冲于是之演的王掌柜喊了一声：“小王！”他抿着嘴直笑。没有同过台，但我有时爱去排练场看他排戏。他在排练时总说不准台词，常停下来，别人以为他背不下来。其实，他总是用角色的心境、角色的思想感觉剧本的台词。当连排时，一听他的不同于剧本的台词，绝对是很精彩的人物语言。他在演角色时是有享受感的，舒服极了。那时他的身心全部沉浸在角色的生命里。
童：90年代之后，他的不能再当演员的痛苦与苦闷，我是感受到的。《洋麻将》精彩绝伦，他把人生的痛苦传达得那么生动、精细而深刻，而且充满着诗意，是因为这里有他本人的切肤之痛。
濮：心潮不知何时碰到一块岩石，掀起了浪花。但必须要有海的存在，才有浪花，自来水管里出不来浪花。像《洋麻将》这样不朽的作品，总是与艺术家的生命同在的。
童：你说得很有意思，要有海的存在，才能出现浪花。大演员的心胸里都有海的存在的。你想想林连昆的舞台表演，比如，林连昆在《天下第一楼》里的表演。他不是这个戏里的主角，但只要他在台上，他就能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住。
濮：演员有一夜成名的，也有厚积薄发的。林老师是后一种非常典型的人。在剧院一直只演配角，快50岁了，“文革”后戏剧开始繁荣起来，林老师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了不起的角色形象。《天下第一楼》当时已经排到第二幕了，他才顶替别人参加排练。我们都知道林老师的功底，他第一次上场我们就睁大眼看。
童：可惜林连昆现在也病了，也许很难再上舞台了。
濮：是呀，真是“复归之际，人书俱老”。于是之老师身体还好，只是说话很艰难。我还总有个奇怪的念头，就是于是之老师不是很欣赏我，也可能我太敬仰他，而有一种紧张感。我总觉得他更喜欢梁冠华、宋丹丹那几个演员。
童：你说你到北京人艺是得力于蓝天野先生的举荐？
濮：我进北京人艺真要感谢蓝天野老师。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985年春节，剧院举办迎春舞会。蓝天野老师把我叫到一边说：“新新，我想借你到剧院来排一个戏。”在剧院，老一辈的演员都叫我的乳名“新新”。当时我心里一阵暗喜，又有些吃惊，对我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不可想像的事情。当时我说：“真的吗？”蓝天野老师说：“我要排一部戏，觉得你能来演，是讲秦始皇和他儿子的故事，想请你来演公子扶苏。”那是1985年春节，这件事提到日程上准备排演是在夏天，但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搁浅了。到了1986年，这个戏又提到日程上。蓝天野老师做了很大的努力，终于把我借调了过来。我是在8月底9月初来剧院排练的，先是跟着剧组去体验生活。
童：刚到北京人艺是否也有“水土不服”的不适应？
濮：第一次到人艺排戏，自己确实还没有进入到北京人艺的创作氛围里来，也可以说没有“入槽”。在排练场上，蓝天野老师对我要求很严格，常常让我停下重来，甚至很多遍。我感到，他对概念化的、虚假的表演真是嫉恶如仇。这个时候，扮演秦始皇的郑榕老师耐心地过来开导我，他说：“小濮，你不能这样演戏啊！你不要把所有的台词都认为是应该强调的。如果你把每句话都那么强调，你演得累，观念也听得累。你得有轻重缓急地练说台词，台词要有思想，要研究，表达潜在的意思。所谓潜台词，就像溪水，上面的一片叶子跟着水流呀流，到了一个地方形成一个小漩涡，叶子就打转儿，尔后又平稳了，又跟着水流呀流，水，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永远是流动着的。”郑榕老师的话对我很有启发。那时，我比现在用功，我家房子很小，我常常跑到景山公园里呆半天，闭着眼睛找灵感，张开嘴巴练台词。
我还记得剧院艺委来审看这个戏连排的情景。那一次曹禺先生带来一群老艺术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曹禺。
童：曹禺先生有什么评价？
濮：他对我们的表演不太满意，批评我们的台词不清晰。他说：“也许是我的耳朵不好？”我想不是。
童：你讲的这个细节很有意思。曹禺先生在我们的意识里，一向是个特别宽容的人。他即使看一个普通的演出，也会宽容地赞扬说，“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其实，他也是个对艺术创作要求严格的人，尤其是对北京人艺自己的作品。这是一。还有你可能也知道，于是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恩来同志批评我台词不清》。说的是周总理1961年有一次到首都剧场看《雷雨》，对于是之的台词不满意：声音太小。
濮：那次审看连排，于是之先生也来了。我请他给我提意见。我记得他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想了片刻才开口，我只记得他当时说得很明确的一个意思是：演员演一个角色要明白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他的精神追求是什么，他为了什么活着。
我承认我当时对表演的理解还停留在表层上，表演上存在紧张，不放松的毛病。林兆华导演一出德国戏，叫《纵火犯》，找我去演一个只有三句半台词的群众角色。他也许看出我面有难色，拉我到一旁说：“来，放松一下，练练。”后来演《巴黎人》，我第一次感觉到表演时有自己真实体验的东西了。演员演角色时要有自己，不是演别人，坚信“我就是”。我记得《巴黎人》连排之后，林兆华导演张开臂膀来拥抱我，兴奋地说：“终于松弛了，太好了！”
童：好像《鸟人》的演出特别轰动？
濮：首演前几天，我骑自行车上剧院连排合成，看到买票的观众排成了长队，我真想向他们鞠躬致敬。首演开始一口气连续演了近百场。
我在《鸟人》里演一个心理分析医生，是从海外来的，似乎是想要用比较程式化的所谓心理分析学说来解释现实生活以及别人的心理障碍，概念上是想表达两种文化的冲突。
排练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演。为了这个戏，我跑到心理诊所体验生活，跟一些医生交谈。
这部戏全部是一种荒诞的环境，用惯有的思维方法和创作方法还真不行。而我在这之前没有接触过荒诞戏，我有点懵了。就在第一次彩排要见观众的时候，恰好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说：“我坦率地跟你说，我很紧张，我到现在也没有进入状态。”她也很坦率，说：“看了连排，你不如林连昆、梁冠华出色。”我一听更紧张，我第一次体会到上台见观众时，腿肚子是会转筋的。
童：我的印象里，《古玩》是中青年演员的天下，它证明北京人艺新一代演员已经可以担当重任。而新一代演员全面接班的任务，到了新的《茶馆》就标志性地完成了。
濮：重排《茶馆》无论是对林兆华还是对于我们都是个挑战。林兆华让我演常四爷，常四爷这样的人物我还从没有演过。再说，郑榕老师已经把常四爷演活了。我只有虚心向郑榕老师学习。当然，我的常四爷也不可能是郑榕式的常四爷，因为我饰演的常四爷是用我的身心体验出的个人情感创造的。我借鉴前辈演员的表演，但同时我也进入了人物的灵魂。
焦菊隐先生说戏剧是与观众共同创造的，演员创作角色的进步很多是公演以后完成的。《茶馆》最后一场戏，三位老人在历尽沧桑之后聚在一起笑谈人生，常四爷掏心窝子说：“我爱咱们的国啊，可谁爱我呀！”这句台词之后有个停顿，在排练场上我总是停不好，后来到了舞台上，演到这个时候，我感觉到观众此时的气氛，我们一同感受常四爷的心灵被这句像利刃般的话语刺痛，慢慢地滴着血滴。我能停住了。这是观众给予我的表演信念。
我请黄宗江先生来看《茶馆》，看完之后我送他回家，黄先生对刚看完的戏没有说一句评论。我知道他的心里也很矛盾。毕竟前辈们演的《茶馆》在他心里太辉煌了，看完我们的演出，他一定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观众还是涌向剧场，我们的《茶馆》一年多时间演了104场。
童：但丁在《神曲》里有两句常常被人引用的诗句——“走过人生旅途的半程，我走进了一座树林子”。意思是说人到中年，应该有所感悟。你也人到中年，你有什么样的人生感悟呢？你还有什么人生愿望？
濮：很多呀，真是“知足又知不足”呀。作为演员，我盼望有更多的展示我才能的机遇。因为人的生命潜能只有有了机遇才能开发表达出来。坦率说，我现在虽很出名，但细想想，真还没有真正我以为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值得观众记住的角色真的还没有。话剧好些，影视的好作品还没有。我已到中年，去日苦多，要抓住青春小尾巴，保持旺盛的创作状态，保持健康的身心，做好准备，迎接新的创造。我曾向记者说大话，我希望60岁时还在进步，还让观众信任和期待，比如我还喜欢再演话剧《李白》、《哈姆莱特》。我演哈姆莱特时过瘾极了，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连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55岁以后，有好体力就演。当然平常世俗生活会占用你很多精力，但也是充满乐趣的。我又想起你说的马克思喜欢的那句格言，“人需要的一切对于我都是亲切的”。
要处理好生活，享受好生活，使得自己面对艺术创作时有从容感，能全身心地投入精力与热情。我要做一辈子演员，演戏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儿。反正我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
（摘自《演员濮存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78?00元。社址：北京海淀区大钟寺南村甲81号，邮编：10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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