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反思我们自己社会的艾滋病问题，我们根据来自亚洲和中国各个方面的报道和联合国艾滋病联合项目1999年12月发布的全世界艾滋病蔓延情况将若干特征性事实罗列如下：
●截至二十世纪末，全世界受到HIV（人体免疫缺陷致病病毒）感染的总人数，据比较保守的估计，为3360万，其中约六分之一是1999年当年受到感染的人数，1999年内死于艾滋病的人数约为总感染人数的8％，而自艾滋病1980年流行以来已经死亡的艾滋病患者约占二十世纪末受到感染的总人数的50％，艾滋病已经成为全世界人口死亡的第四大因素（第一大死因仍是心脏病）；
●在全世界HIV感染总人数中，约70％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区域，1999年该地区人口死亡因素分析表明，艾滋病远远超过其余因素成为第一大死因，平均每五名死者当中有一名死于艾滋病。全世界其余的HIV感染患者，约60％居住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再其余，约40％居住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除上列三大区域外，再余下的HIV感染人数当中，西欧北美约占50％；
●全世界HIV患者当中，大约50％在25岁以前受到感染，并在35岁以前死去。全世界HIV患者90％以上居住在经济不发达和贫困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及南亚地区HIV的主要感染渠道是“性交”与“毒品注射”，中国的HIV患者当中，约70％是经由“卖血—输血”与“毒品注射”受到感染的；
●在亚洲地区，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性行为及家庭观念均比较保守的东北亚地区，预防艾滋病传播的最大障碍是患者的沉默，即不对医生、性伴侣、亲友及任何外人透露自己的病症，而HIV患者恰在这一“沉默期”具有最高的传染性；
●根据《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的预测，中国大陆的HIV患者将于2010年超过100万，“规划”的目标是在2010年把HIV患者控制在150万以内，相当多专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1997年我国相关部门对2000年中国大陆HIV患者总数进行了预测，当时按照最保守的方案预测的数字是5万人，中间方案为8万人，即便按照最激烈的方案预测，也才不到25万人。但是我们知道，2000年我国HIV患者已经为60万人左右。按照我们从各种渠道所获得的预测加以综合，我们自己的估计是：中国大陆HIV患者在2005年将达到300万人。而在2010年，我国HIV患者的总人数会达到联合国艾滋病协调中心预测的上限1000万人吗﹖我们的回答是：那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我们在2010年之前能做什么和做了什么；
●由于HIV在中国大陆传播的主要渠道是“静脉注射”（卖血、输血、毒品），由于我国血液和医护管理体制多年处于转型期混乱状态，还由于东亚文化传统在对待性行为、家庭关系、个人名誉等方面的保守态度，我们认为目前估计的HIV病例从1997年以来每年增长速度为30％，是大大偏低的。一个比较恰当的估计是：1998年以前每年增长100％以上，从1998年到2003年以每年增长60％计算，从2003年以后，根据预防与控制的努力程度，下调为每年增长30％左右，2010年以后，随着HIV在高危行为群体当中的传播趋于稳定或饱和，增长速度可以进一步调低到10％以下。
●非洲和南亚的经验表明，艾滋病流行的中期，即“爆发期”，表现为高传播速度和不很高的死亡率，但当传播速度开始放缓时，整个社会将经历一个艾滋病群体的高死亡率时期，直到全部患者都死去，疫病的“流行期”才算告终，进入另一个“潜伏期”。
●到目前为止，医学界公认艾滋病是不可治愈的，但可预防。最重要的预防措施是改变高危群体的行为模式，例如性交方式、毒品和血液的注射方式、对色情业从业人员进行定期检查及合法控制、培养更加宽容和开放的文化氛围与道德意识、寻找各种途径迅速降低治疗药物的成本、普及性卫生知识及安全和低成本的性卫生工具。
我们从上述特征事实中不难看出，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方式相当独特，以“血液交换”和“医源性”感染为主渠道，如果努力不当，疫情失控是随时可能的。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是，我国的医护人员一方面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收入又普遍偏低。医疗服务市场极不完善，供求规律远远未能发挥作用。这种局面使得大批“血头”能够比较容易地建立“卖血（贫困人口）—输血（患者）—收费（医院或其他现金渠道）—分赃（血头、医护人员、其他中间环节）”的地下营销体系，其规模甚至可与毒品市场相比，但血液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远大于毒品注射，而且通过血液染上艾滋病的人许多都是低危群体的成员，缺乏防范和心理准备，一旦病发，往往已经传染给其他低危群体的成员了。于是，通过血液交换传播的HIV，至少在爆发期的传播速度（年增长率可高达600％）大大超过经由毒品和性交的传播速度（年增长率通常不高于50％）。
即便如此，假如参与地下血液市场交易的医护人员具备足够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和化验手段，严格遵守“一人一针管一针头”的输血规则，我国的艾滋病疫情也不至于在短短的几年内主要通过“卖血—输血”渠道蔓延得如此广泛和剧烈。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医护人员的道德意识是疫情能否得到控制的关键因素。工作态度、岗位责任、有效检查、监督奖惩、……所有这些环节都非常重要，但如果人们没有起码的道德意识，制订得再完善的规章制度也是形同虚设。这里报道的两个案例，一个是艾滋病流行初期的案例，一个是最近的法院审判案例，都是因为医护人员缺乏道德意识和对生命的崇高责任感，导致了患病儿童的严重HIV感染，这些案例表明，医护人员可以在利润的诱导下，利用他们握有的对患者的强大影响力，建议患者接受来自不安全供血者的血液。
然而，我们也十分明白，改革多年，传统道德体系的瓦解和新道德体系的缺失，造成了所谓“价值真空”的状态，这一状态对提高我们社会医疗服务的质量来说，是致命的。
最后，我们注意到，艾滋病以90％的概率与人群的贫困程度相关联。许多“高危行为”（例如“卖淫”和“卖血”）往往是穷人出于不得已才“选择”的行为。因此，预防我国的艾滋病泛滥不仅仅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如何提高医护人员道德水平的问题，还是如何消除“贫困人口”的社会经济问题。
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我们指出，或许10年之后，当我们比较成功地控制了以“血液交换”和“医源性感染”方式传播的艾滋病疫情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一“人类死症”正以其他两种方式（毒品与性交）在现代都市的更大人口规模内传播。疫病随生物演变而演变，这是病毒的特征。也因此，艾滋病（或任何其他具有“基因逆转录”能力的病毒）的预防与控制是一个社会长期努力的结果。
（摘自《风的颜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版，定价：35.00元。社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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