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可谓中华传统美德中最宝贵的一种，它包含：诚实、真实、踏实、务实……千百年来，无数先贤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皆将“实”字首推为第一原则。“务实”，在品格上，它是正直的象征；在学习中，它是求真的基石；在工作中，它是务实求效的原则。清华大学，近一个世纪以来，就是凭着“务实”这一精神，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培养出了一批批实干型的人才进而广受赞誉。务实，不仅是清华人做事的准则，也应该成为所有人做事的一贯准则。
以下将从几个方面具体阐述清华人“务实”的内涵与外延。
清华人很早就提出了“从小事做起，心怀天下”的口号。清华人认为真正的生命哲学是：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既不过分计较名利得失，但也不应超脱得近乎麻木。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和事业，在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又要乐观、理智地战胜和消除它。
老校长梅贻琦曾对清华同学致辞说：“我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
成功与不成功之间的距离，并不如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是一道巨大的鸿沟。成功与不成功的差别只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每天多花5分钟阅读、多打一个电话、多努力一点、在适当时机多一个表示、表演上多费一点心思、多做一些研究，或在实验室中多试验一次。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振聋发聩，我们谁也不敢忘记这句话，清华人更不敢忘记。正因为在这方面的落后，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一直受困挨打。今天我们要用科学进步来实现我们的强国愿望，清华当然是第一线上的排头兵。
清华改大学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之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参见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日的讲话），“四大导师”梁（启超）、王（维）、陈（寅恪）、赵（元任）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渗透入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解放后，清华多位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蒋南翔在1958年“大跃进”以及“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重科学的精神，是清华人治学的原则。忠于科学，热爱科学，才能求得科学的真谛，清华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不敢忘记自己的追求。
为人者，要有不为名利的恬淡心境；为学者，更要有不求闻达的潇洒情趣。读书而寄性于吟咏风雅，定不伤心；著书而留意于名誉事功，必无实诣。学者要有踏实苦干的精神，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30年代，朱自清把清华精神归结为“实干”二字。
毕业多年的清华学子谈起对清华精神的感受时说：“从学校里的生活、训练到社会上的作风、操守，清华人所执的是民主、自由、进步、实干、独立的精神。”
清华精神没有准确的定义，清华园里也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但每一个清华人，以及对清华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理解它，感觉它。但凡是有清华人工作、生活的地方，尤其在清华园中，它又无所不在。
梅贻琦投身于教育，可以说是至精至诚。他本性宁静恬淡，对名利尤为淡漠，不为高官厚禄所诱。1948年，清华园解放前夕，梅贻琦被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至南京，正值孙科组阁，再三邀请梅入阁担任教育部长，梅贻琦坚辞不就，并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
在清华，即使是热爱社会活动的人也不敢不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去学，王瑶学长就是个例子。他家在山西，早年求学天津南开中学，即受平津先进思潮的影响；后在清华中文系是一个进步的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骑着自行车奔跑于游行队伍两头，很活跃，曾两次被捕；主编《清华周刊》，喜爱鲁迅，喜读《海上述林》，学习先进的文艺理论。这一切，对他到昆明后的学习研究，无疑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他在经历了一段生活波动之后，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和前途，自觉地努力充实自己，在联大学习很认真。上朱自清先生的课，朱先生手拿方纸卡片写板书，一块一块地写；他跟着抄，一块一块地抄。大家对朱先生上课的严肃态度和王瑶学长的认真听写，都暗暗地觉得惊异和敬佩。特别觉得王瑶学长这样老实地听课抄笔记是出于意料之外的。
清华一学子说：
树立了信念，就重在落实了。不会付诸行动的理想只能是空想。当把理想落实为行动时，就要不甘寂寞，真正脚踏实地地去做。把自己想象为一叶孤舟，看不到岸，只有一片汪洋。成功的果实是辛勤的汗水浇灌在寂寞的根上长成的。
梅贻琦在清华改革时曾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清华，大师云集，灿若群星。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王力、陈寅恪……这些人，都是在各自领域里的权威性人士，但在他们的身上，又有着共同之处：务实、谦逊。
朱自清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谦逊严谨。他的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体味。他认为：“所知愈多，所接愈广”，主张“要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他的大注方圆，看他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这种创作态度深深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对他的描写对象观察之细微，之认真，达到了锱铢必究的地步。也正是这种严谨的精神使他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解放后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也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梁思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着每一个清华人。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为了培养学生有高水平的绘图本领，甚至从怎样用刀削铅笔讲起。他教会学生怎样用手握笔，怎样画线，画线时铅笔怎样在手中转动以保持线条粗细均匀。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状，和记住它们建筑的时期。
脚踏实地、严谨、谦逊，没有这些品质，就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清华人正是靠这种学风，才取得了一个个成就。
每一个清华人都知道：上天绝无怜人之心。如果你想做成一件事，达到一个目标，唯有靠你自己。靠你自己的努力，靠你自己的实际行动，靠你自己品格中的一些优点。
陈寅恪说：“运气是不可靠的，只有肤浅的人相信运气，努力才是求学的好办法。坚强的人相信凡事有果必有因，一切事物皆有规则。”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这比坐等好运从天而降可靠多了。
很多人预测成功时，总是谦逊地说：“运气真好。”但我们应该知道，经验与判断力才是他们的利器。坐待运气的人，往往以空虚或灾难临头收场。他们也许会在因缘际会中暴起，但这种繁华很容易变成过眼云烟。大起大落的人，通常就是最相信运气的人。
华罗庚教授强调指出：“勤勉与判断力强的人没有暴起暴跌的危险，他们的成功是持久而可靠的。年轻人常怀梦想，这点无可厚非，但如果把梦想转变成对好运的期盼，就与成功背道而驰了。只有努力与多动脑筋才是最可靠的。”
很多人的人生目标，要么是争名，要么是图利，可是清华园里的老教授们对名利的淡泊态度，令人无法想象，有许多学术精湛、硕果累累的老教师的职称只是“副教授”，而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早就是教授研究员了。不知道全天下有几人能以如此恬淡的态度去面对人生。
那些学术泰斗是不去争什么第一的，那些真正有学问的人也不去争什么个人在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们相信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争什么头衔或第一，而是看它对科学和社会的效用。因为每一个真正认真做学问的人都清楚“泡沫学术”实在做不得。
不争既表现在同事之间，也表现于清华与外部的关系方面。
在清华大学工作，每次评奖同事们大都不甚积极。他们懒得花时间去检索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留意自己的著作、论文、观点被如何引用。他们懒得申报，其原因大致有二：第一，他们不太看重研究成果的实际水平；第二，在有众多专家研究的领域，人们更不会贸然出来申请获奖，因为同事中不乏有高质量学术成果。这样，在许多场合下，同事之间会互相动员、催促去申报评奖。
清华的学子都知道：自己可以追求真理，追求价值，而不可以追求荣誉，因为那是虚幻的东西，一个真正的清华人怎么能追求虚幻呢？
梅贻琦是早期清华园里最受欢迎的校长，他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在于应用。可是现代大学生?尤其是清华毕业生?曾一度给人“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的印象。学生初到社会不能适应，单位对学生也不太满意。
1979年以来，清华在改革系科专业结构的同时，挖掘学校潜力，逐步扩大学校规模，并对人才培养层次结构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方面需要。
在教学方面，加强基础课程的教学，适当扩展专业面，注重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努力培养基础比较宽厚、有较高智能和较强适应性的专门人才。
清华提出了“加强基础，适当扩展知识面，注重培养实际能力和创造精神，增强适应性”的教学改革指导原则，并且按照这一原则全面修订了本科生各专业的教学计划。新的教学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培养目标，提出要培养具有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毕业生，指出对大学本科生不能要求他们一毕业就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本科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基础训练，使他们具备成为专家的基础和素质，以便通过毕业后的工作实践和继续学习逐步成为专家和各种优秀人才。
（摘自《在清华学做事》，企业管理出版社2001年11月版，定价：21.80元。社址：北京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邮编：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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