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起云涌的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无疑是最为重要、复杂的“风云人物”之一，如果对蒋介石没有深入研究，对中国现代史的理解也就不会十分深刻。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蒋氏始终是一个被高度“漫画化”的政治符号，而缺乏客观、深入的研究。现在，那一段政治风云已经淡去，对他进行“去漫画化”的学术研究，已成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杨天石所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便是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中，杨天石以大量未刊日记和难得一见的原始档案为基础，对蒋的方方面面都做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如“中山舰事件”的真相，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关系，奉蒋谈判与奉系出关，抗日战争时期对日谋略，和李宗仁的矛盾……但我最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重大政治事件，而是他的早年日记所反映出的内心世界“天理”与“人欲”的激烈交战、煎熬，最终“理”战胜“欲”的痛苦；是他在左右之间的踯躅徘徊、反复思量权衡，最终选择反俄反共道路的复杂过程。说起来，这部早年日记的保存与发现过程也颇有些传奇色彩。20世纪30年代，蒋氏将此日记与其他一些文档交与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毛将此存放宁波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的后人将这部分资料秘藏起来，但“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红卫兵发现，辗转上交，“文革”后落实政策，毛氏后人将其捐献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
所谓“早年”，是指从1919年到1926年，蒋氏33岁到40岁之间。正是在这期间，他从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但仍不脱上海滩“小混混”色彩，日渐成为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或许开始并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权倾一时的“党国要人”，所以此时的日记格外真实，从1919年到20年代初，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其后几个月，日记中充满自责，也确无“不良记录”。但1920年初，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欲念，1月15、18日分别记有：“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记屡有：“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这年夏天，他遇到旧友，言谈中感到别人对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记中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9日则记道：“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日记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战的记录，但此时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无“邪行”了。他写道：“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息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欲立业，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绝欲。”“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抱国？”……可以说，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在日记中，“人欲”与“天理”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重要的政治人物的这种这方面的“真面目”更是至为难得，甚至可说绝无仅有。倘有意深究者，大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作另一种研究。
蒋氏“戒欲”的成功，当然是由于自己的毅力与决心，但与外在环境的变化似也不无关系，即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自己所起作用越来越重要，政治自然渐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
日记表明，他在五四以后把“研究新思潮”作为自己的学课，从1919年到1926年，他最常看的杂志是《新青年》，其次是《新潮》，而其他期刊则很少提及。同时，他对社会主义学说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23年后，他对了解马克思主义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日记总有“看马克思经济学说”“看马克思学说”“看《马克思学说概要》”“看《共产党宣言》”……这类记载。看完《马克思学说概要》后他的感受是“颇觉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厌弃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多玄悟，手不忍释矣?”又一则记道：“看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不久，他对俄苏革命的兴趣大增，曾一度自学俄语，多次阅读《列宁丛书》并屡有好评：“其言劳农会与赤卫军之组织与新牺牲之价值，帝国主义破产之原因，甚细密也。”“其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友谊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验之谈也。”值得玩味的是，从亲俄的1923年到早已反苏反共的1931年底，他对《俄国革命史》一书的兴趣始终不减，认为“甚觉有益也”。正如杨天石所说：“蒋介石后来虽然反苏反共，但是，在他的统治术中，仍然有不少来自苏俄的东西。”1923年8月到11月，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往俄国实地考察，从日记看他对俄苏有褒有贬，起初是褒多于贬，后来是贬多于褒，他对“共产国际”尤为不满。12月中旬他回到上海即回家乡，在孙中山催促下才寄出游俄报告。在翌年春他致廖仲恺的信中写道：“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于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有如此思想基础，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左右两派斗争日趋激烈，在现实利害的权衡取舍中，蒋氏最终选择反苏、反共之途，就不难理解了。
对蒋介石这样非常“敏感”的政治人物，现在不仅已可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而且还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设立的“华夏英才基金”的支持，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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