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人士曾一度为汪精卫有无日记传诸于世而争论不休，成为一个难解的谜。这个谜在上海终于大白于天下……
1944年1月中旬，汪精卫突感不适，两腿麻木，并伴有高烧，背、胸及两肋时有剧痛袭来。九年前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后留下的宿疾——压迫性脊髓症，发作得异常猛烈。下旬，汪精卫的两腿已完全失去知觉。1月25日，汪精卫倚枕手书，在连续使用了四年之久的日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下“甲申元旦家人团照”几个字后，便不胜重负，辍笔卧床。
3月3日，汪精卫在妻子陈璧君，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娣等陪同下东渡就医，直飞名古屋。日军大本营将此事列为最高机密，汪的病房晦名曰：梅号。
4日，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斋藤真教授主刀手术。术后当晚，汪精卫的两腿居然恢复知觉。三四天后，病情又转恶化，至九十月间，已病入膏肓，时发咯疾，极度贫血。
11月9日，美军空袭日本名古屋，汪在被转入防空洞时又受风寒。10日上午6时，高烧40?6摄氏度。下午4时12分，不治身死。
11月12日下午5时30分，汪精卫的棺柩由日军“海鹣号”专机载抵南京，停放于伪国民政府大礼堂。与此同时，日军大本营开始秘密地搜寻、销毁与汪精卫的来往密件，其日记从此变得下落不明。
一晃40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海内外史学界人士曾一度为汪精卫有无日记传诸于世或他本人究竟记不记日记而争论不休，后因证据久觅无着，争论难以为继。无人再抱乐观态度，各方意见渐臻一律。日记之说似有讹传之虞，成为一个难解的谜。
这个谜，终于在1987年11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举行的表彰会上大白于天下。朱景正、方铿夫妇将他们珍藏的一本《汪精卫日记》捐赠给了上海市档案馆。经史学界有关专家鉴定，日记确系汪精卫亲笔。
表彰会上，笔者看见了这个原件。
《汪精卫日记》64开大小，为30年代美国产品，猩红色皮面，配锁，宛若一只袖珍公文包；打开日记本，每页眉头上铅印着英文的月份日期，下有五道横栏。汪的记法颇独特，每栏一日，同一页中分别记四年来同月同日之事，一笔蝇头小字，倒不失流畅潇洒。日记始于1940年1月1日，讫于1944年1月25日，共四年零廿五天。
表彰会后，为探询这部日记的来龙去脉，笔者走访了朱景正、方铿夫妇。
朱先生年届古稀，方女士也已六十有四，分别是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徐汇区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均系民革成员。
方铿之父方声涛，福建闽侯人，生于1885年，卒于1934年。幼年在天津学习海军，清光绪31年?1905?赴日留学，入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适时汪精卫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与方声涛同年入同盟会。方学成归国后，历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李烈均麾下独立旅旅长、师长、讨袁护国军第二梯团长、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方任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1924年任北伐军广州大本营参谋长，1927年北伐军攻克福建，方先后任福建临时政治分会主席、军事厅长、代理省长等职，1932年隐退。
方声涛的七弟方声洞，1911年4月参加广州起义，随黄兴攻入督署，饮弹身亡，是黄花岗七十二英烈之一。
方声涛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十一妹叫方君璧，其夫婿曾仲鸣是汪精卫早年赴法考察时的同道，担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与汪的私交甚深。
方君璧，著名国画家，1986年9月10日卒。曾与徐悲鸿同学，乃张大千的挚交。
方君璧天性聪颖、品赋过人，虽与政治落落寡合，但因曾仲鸣之故，同汪精卫自然免不了酬往交际。曾亲绘《秋庭晨课图》一幅馈赠于汪，将汪母教子攻读的景状摄入笔端，画咏其事。可见两家当时过从之密。
1938年12月18日，曾仲鸣以秘书的身份随汪精卫、陈璧君逃离重庆，取道昆明，于次日飞抵河内，走上了汉奸之路。
12月29日，汪精卫在《南华日报》发表降日公开信及声明（即臭名昭著的“艳电”）。蒋介石对此极端恼怒，在宣布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的同时，派出大批特务潜入河内，戴笠亲偕陈恭澎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侦察、监视汪精卫的行动组组长。
1939年3月19日，陈恭澎接到戴笠从重庆拍来的紧急电报：“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3月20日晚11时40分，陈恭澎率六名军统特务逾墙进入汪精卫一行所住的高朗街27号，冲到预先侦知的汪精卫住房，凭借手电光，见房内有一男一女，以为是汪精卫夫妇，即开枪猛扫，然后仓惶逃离。殊料这一夜因方君璧初到河内，汪氏夫妇临时与他们调换了房间。曾仲鸣腹部中弹累累，几小时后气绝毙命；方君璧身中三弹，被送往医院抢救。
1949年初，寡居的方君璧偕子离沪去港，行前将寄存在胶州路一家英商仓库中的一百多箱中外图书和家产一一清点造册后，交由七嫂——方声洞的遗孀保管。50年代初，七嫂迁居北京，又把这批物资的保管权托付给了十七妹方君瑞。1957年，被市二商局接管下来的仓库，向方君瑞催索8年来所欠的栈租，共计3000余元，方君瑞无力偿付，致函方君璧，方君璧回函嘱其变卖仓库中的大宗物品纳租，余款存入银行，往后每年取息纳租。
1965年，方君瑞再度函询十一姐，十一姐函示变卖七箱善本外文书籍，聊补亏空。其时方君瑞年事已高，找到侄婿朱景正，请他代劳。朱景正当时因受反右斗争之累，被迫离职，在沪赋闲养病，七箱书籍便由他经手，从仓库中提出变卖。
朱氏夫妇万没料到，此举竟为他家招来弥天大祸。
一年以后，造反派查封了仓库中的所有物品，并从提货单上发现了朱景正的名字。整整两天两夜，打骂催逼，翻箱倒柜，也没抄出所谓的敌伪机密文件。朱景正不堪忍受，以死来求得解脱。第二天深夜，他悬颈于篱笆墙上，幸亏被邻居发现，才免于一死。
1972年，中美建交后不久，朱氏夫妇突然接到音讯久绝的“十一姑”方君璧的电报：我已到京，即将返沪，是否能居原址？即复。
意外的来电，使历经磨难的朱景正夫妇惊惶不安，无所适从。为寻求政治上的保险系数，朱景正携电报走访了当时的市革会和侨办，方知十一姑已定居美国波士顿，是周总理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重要客人。在京期间，十一姑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长谈达四小时之久。
此后十一姑两年一度回大陆探亲，并于1978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个人画展。同时，她还按清单将原存于上海胶州路仓库的14967册珍贵的善本中外图书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遗憾的是这批图书在洗劫中已大部名存实亡，上海图书馆的实收之数充其量不过十之三四。她还向侄女、侄婿交待，所有查抄物品中，仅她与丈夫曾仲鸣的私人通信务必索还外，其余均无关宏旨。
1979年，朱氏夫妇正式接受方君璧的委托，和十七姑方君瑞共同经营方君璧留沪的物品。不久，他们从有关部门领回一个白布包裹，内有一件淡灰色薄丝棉袍子、成套中式衬里衣裤、一盒剃须刀具、一封英文信件和一本日记。早年就读于教会所办沪江大学、熟谙英文的朱景正，从英文信件中获知，此信是宋庆龄写给汪精卫的，棉袍等生活用品，均为孙中山遗物，赠与汪精卫惠存。至于日记，信中没有提及，不仅造反派，即使朱氏夫妇本身，也不知记者是谁。联系包裹中其他物品的归属，再细细斟酌日记内容，一个大胆的推理令夫妇俩面面相觑，心怀忐忑。遂决定上交有关部门。
1980年，在方君璧第五次回大陆探亲时，两人向十一姑提及此事，并说明了他们对日记主人的判断，同时说明了他俩的处理意见。有感于国内政治清明，十一姑赞同侄女、侄女婿把孙中山遗物捐献上海中山故居纪念馆，也把日记捐献给国家档案馆的做法。
方君璧于1984年1月20日至3月13日在法国举办了最后一次个人画展。展毕，迁居瑞士日内瓦，同供职于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的次子曾仲鲁朝夕相处，安享天伦。不意在一次外出时摔倒，股骨受伤，虽经手术治疗，但效果欠佳，终于1986年9月16日溘然长逝。
而在此前的1979年，朱景正、方铿夫妇征得十七姑方君瑞的同意，已把《汪精卫日记》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收藏。
《汪精卫日记》之谜虽已大白于天下，然而，这部日记当年是如何躲过日寇的搜寻，又由何人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传递到方君璧手中，……等等，等等，疑团纷乱，至为新谜，依然令人困惑。徒奈方君璧今已仙逝，个中奥秘蹊跷，不知谁人能当弥补阙如之责……
（摘自《解密档案（Ａ卷）》，珠海出版社2001年5月版，定价：15.00元。社址：珠海市香洲银桦新村47幢Ａ座二层，邮编：5190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