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美国的《生活》杂志创刊。
他们吹嘘说，“一九三六年以前……
从来没有过一本大型的、
以图片为主的、
大众化而又便宜的刊物。”
《生活》的出版人若不是坐井观天，便是缺乏调查研究。
事实上，
早在他们自以为是大型综合性画报的始创者的前十年，
即一九二六年，
在太平洋的彼岸，
已经有一本这样性质的大型画报出现。
这个画报诞生在中国上海，
其名为《良友》。
二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是各种出版机构云集的地方。所有出版物，无论是报纸、期刊、各类书籍，一经出版，立刻有代售的单位，发送到全市、全国、甚至国外。《良友》画报出版，却没有这样的福气。它是一家印刷所印出来的。印刷所平日只承接印件，从来没和任何书店或报摊有来往。画报印出来了，既无代理，也没代售处。怎么办？急中生智，临时叫了印刷所的几个学徒拿了画报，在印刷所邻近的一间叫奥迪安电影院的门口叫卖。这本闯开了中国甚至全世界综合画报的大道，并且后来风行全国，销路遍五大洲的画报，它的第一期便是这样和读者初次见面的。
当时新出版的《良友》画报是九开本，道林纸铜版印刷。封面是一幅套色照片——一个手持鲜花、笑靥迎人的美女，那就是后来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画报每册定价大洋一角。优待街头读者，只售小洋一角（约等于大洋的八折）。号称文化荟萃的上海，人们却从未见过这样的一本画报。过路人感到新鲜，翻开看看，内容多样，耳目一新，纷纷购买。书店也闻风而来了。初版三千，几乎在两三天内全部销光。随着广州、港、澳等地的书店也争先恐后来订购，再版二千，不足，又再版二千。这期共销七千。在当时，这已是个不小的数字了。
从这时候开始，不胫而走。先是国内，而后是国外。当久居异国的侨胞们第一次看到一本介绍祖国情况的画报时，心情激动，竞相传阅。结果是在一两年间，凡有华侨旅居之处，无不有《良友》画报。以致后来能在画报上印上一张世界地图，密密麻麻地印上良友的销地，并在地图上写着，“良友遍天下”。
一九二九年初，为了更大地发展业务，良友公司又再一次扩充招股。良友开创之初，曾先后招股了两期：第一期为四万元，第二期为六万元。现在是第三期招股，共招十万元，分为一千股，每股百元，然后成立“良友图书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参加的股东，除股息外，尚可长期免费阅读当时已出版的四种定期刊物：《良友》画报、《今代妇女》、《中国学生》和《体育世界》。
当时《良友》画报行销量每期三万册，为全国出版销数最大的月刊之一。读者遍及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苏联、澳洲、日本、德国、菲律宾、土耳其、西班牙、埃及、意大利、法国、英国、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古巴、墨西哥、婆罗洲、苏门答腊、马来群岛、印度、波斯等。凡有华人的地方，无不以一睹《良友》为快。
在国内，无论通邑大都，穷乡僻壤，皆有《良友》的踪迹。当时国内各省军阀割据，各自发行货币，有的甚至各自发行邮票，各省互不通用，以致有的地方要订阅画报十分困难。例如当时有一个远处云南省的读者，寄来用头发编成的表链一条，希望可作为订阅《良友》画报的报费。信里说，如果不行，他将改寄火腿或大头菜（火腿和大头菜都是云南的著名土产）。读者千方百计要读《良友》，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我和赵家璧都是二十五岁。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人一样，都对现状不满，向往新的前景和未来，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些想法，必然表现在我们的工作上。当时上海正是被无法无天的白色恐怖所笼罩着的时期。国民党唆使的特务横行无忌，肆意捣毁进步文化团体。先是有艺华影片公司的摄影场被捣毁，继而有良友公司门市部的大橱窗的巨型玻璃被击破、《中国论坛》的印刷所和神州国光社的发行所被捣毁等。这些暴徒还散发了所谓“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宣言，内有“不忍文化界与思想界为共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公司之行动。现为贯彻此项任务计，拟对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于良友图书公司给予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店各刊物已有精密之调查……为特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鲁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钱杏?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字，以及反动剧本、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许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待你们，决不宽贷！等语。
赵家璧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就有鲁迅，茅盾、蓬子等作家的著作。良友公司还出版了《苏联大观》、《活跃的苏联》等书籍，都触动了这些人的神经。而我主编的《良友》画报，则经常刊登解放区和苏联情况的图片，文字也有左联作家如楼适夷、袁殊、郁达夫、张天翼、何家槐等作品。当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后，《良友》画报却立即刊出了丁玲写的一篇内容是揭露农民所受的苦况的《杨妈的日记》。我还在文后附了按语：“右为丁玲女士未完之作，惟日记式小说，片段成文，阅者可以窥见此中国女作家之文笔及意境。原稿系女士失踪后由其友人寄投本志者。”并在文章的旁边刊出部分原稿，以示确为丁玲的手笔。
上述做法，无异是公然挑战，自然激怒了那些“反共同志”。接着便有良友公司的经理余汉生和赵家璧应邀去会见当时的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潘公展的安排。潘公展板起面孔对他们说，这一阵子赵家璧和马国亮给左翼作家出了许多书，还有《苏联大观》等等。《良友》画报也经常刊出这些作家的文章。他们二人和共产党都有密切关系。要良友公司不能让二人这样工作下去。
良友的总经理伍联德听了余、赵二人回来的汇报以后说良友是民营企业，政府管不着，叫我和赵家璧二人照常工作，不必理会他们。
不久，良友公司接到上海国民党市委的一封信，命令公司把我和赵家璧二人解雇。一个党部竟然指令一个民营公司解雇既无犯错，也无犯法的职员，可见其跋扈的情况。公司当局一面向潘公展为我们申辩，一方面托人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说情。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也认为这样的做法，并无法律根据，结果才不了了之。值得一提的是，良友当局并不因此要求我们“自律”。我们一如既往的编辑方针并无改变，公司也绝不干预我们，这是十分难得的。
《良友》第三任主编梁得所对鲁迅先生素来都很敬佩，希望有他的照片在《良友》画报登刊。他虽未认识鲁迅，鲁迅却是经常到良友公司的门市部，看看有什么可买的书。鲁迅自己不绘画，但对美术方面的书册，很感兴趣。良友出版的美术书籍，他也偶然买一两本回去。那天他又顺步走进了良友公司的门市部，给门市部的同事发现了，转告了梁得所。于是，梁得所通过司徒乔的介绍，访问了鲁迅，给他拍了几幅照片，选登在第二十五期的画报上。这幅鲁迅坐在书房里的照片，成为最能表现鲁迅的神采和生活环境的、富有代表性的留影之一。
鲁迅素来不轻易让人刊出他的照片。当梁得所把一本近期《良友》画报递给他，并提出自己的要求时，鲁迅却风趣地翻着画报说：“这里面都是些总司令之流的名人，而我又不是名流哩！”
但是梁得所终于说服了鲁迅。他不谈名人问题……其实当时的鲁迅，比任何总司令都更有名，他只对鲁迅说，许多读者读他的著作，都希望能一睹作者的真面目。这样在另一个晚上，梁得所再到鲁迅的寓所，给他拍了照，连同他自己写的访问和司徒乔的一张速写，一同登在画报上。
两个月之后，诗人李金发办了个《美育》杂志，请求鲁迅给照片刊登，被鲁迅婉辞拒绝了。其后在三十年代，梁得所辞退了《良友》的职务，自办出版《大众》画报，也曾向鲁迅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是梁得所，这次却没获得鲁迅的答应。因此人们都认为鲁迅对《良友》有特殊的感情。三十年代，赵家璧在良友公司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和“新文学大系”等出版物时，都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更证明了这个想法。
被称为学术界权威之一的胡适，许多人都说他目空一切，也为《良友》画报写稿。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参赞安立德，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问题里的几个根本问题》，请胡适作序。胡适便把写好的序文中文稿给良友发表，题为《请大家照照镜子》。当时中国的交通建设十分落后。和美国相比，差距极大，安立德举例说，中国的铁道仅及美国的三十六分之一；汽车为千分之一；公路为百分之一。正在那时候，中国最大的航务业机构招商局发生了一件大贪污案，胡氏便在序文中批评当局，说这是用人惟亲的恶果。他建议：要复兴中国，首先要承认自己不如人，要死心塌地去学人家。此外还要认真办好教育，打倒愚昧。他还建议应该设立各种防止贪污作弊的制度来经营办理工商业，整理国家政治。这些见解，在当时固然是切中时弊；今天看来，也仍有它的重要意义。
（摘自《良友忆旧》，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月版，定价：58.00元。社址：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邮编：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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